蔡一平（主持人）：女性抗艾网络秘书长袁文莉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遭受家庭暴力调研报告》, 请各位谈谈对研究报告的感想。
嘉宾反馈：报告弥补了长期的数据空缺，尤其是受家暴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状况。希望这个数据能被中国政府采纳，加深这方面的研究。大家可将这份报告的数据和2011年全国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做比较。妇联的报告指出中国有24.7 %的女性受到家暴，而女性抗艾网络的报告指出47.7%的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遭遇过至少一种形式的家暴。
据估算，全国可能有10到15万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遭受家暴。她们需要社区、法律援助、政策协助和其他相关支持。这份报告可以帮助我们量化这个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中提到了很多重要问题，比如反家暴法的相关支持，受害者寻求庇护的方式方法，以及相关的政策倡导等。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艾滋病感染者作为“ 三重受害者”所面临的歧视相互叠加，相互强化的困境，更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专家分享：家庭暴力常发生在私密和隐蔽的地方，而且什么是暴力，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大家都没有意识，好多人都将暴力合理化，把它看成一种可以接受的现象。我记得我们以前去调查的时候，问：你们这里有家庭暴力吗？大家都说我们这儿可好了，没有家庭暴力。当问到：那你们这儿有没有打老婆的？大家就说：哎呀谁不打老婆啊！哪儿有不打老婆的？所以提升这方面的意识很重要。
蔡一平（主持人）：医疗机构对受家暴女性感染者提供的干预是否有效？还有什么干预工作是缺失的？
嘉宾反馈：社区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2020年增加接受艾滋病毒治疗的人数所准备的快速通道战略中，就有一项详细指标，指定20%的服务（总体服务包括咨询、检测、随访、提供药物、干预）要由社区组织去完成。因此，女性社会组织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些服务中加进反家暴的内容，就会加强社区组织的服务能力。
在医疗场所中开展反歧视工作至关重要。印度就有个试点，利用多媒体把医疗场所中，医生的歧视编成小故事，录下来，放到网上，来提醒医生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有一些医院会开展比较创新的项目，例如教母亲怎么告诉孩子自己患有艾滋病。提高医生的反家暴意识，可以让医生在识别、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时候，更有针对性。
医疗机构的干预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预防，即加强健康教育。另外一个是临床治疗。我们希望，在预防阶段，医护人员可以提前告知感染者其未来可能面临的家暴风险；在临床治疗阶段，对感染者提供除了医药之外的心理和精神疏导，提升其反歧视和反暴力的意识。
专家分享：我以前做相关调研的时候，发现有些医生遇到家暴妇女，上来就问他为什么打你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样会让受暴者有种负罪感，会去想，哎，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了？我也看到过一些医疗机构，他们确实重视反家暴了，在医院里也开始做试点了。为表示重视，弄一个屋子，门上写着“反家暴咨询室”。受暴妇女在外边转了半天不敢进去。尤其是有施暴者陪同去医院的情况下。现在有些医院改了，有专门接待的医护人员，有关部门人员也会接受相关培训。
蔡一平（主持人）：报告探讨个案时，多次提到性暴力，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很难得，你们肯定是扎根社区，感染者非常信任你们。反家暴法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把性暴力明确出来。各位老师是否能谈谈基于性别的暴力和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嘉宾反馈：艾滋病的传播和性暴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现在97%的艾滋病感染都是通过性传播，其中女性占到四分之一。在中国和全亚洲，女性感染率其实是比非洲低的。非洲的感染者女性占到60%。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性暴力，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在艾滋病进展报告中要把性暴力，家庭暴力问题加进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关心性暴力，不关心家庭暴力，也许女性的感染者会越来越多，因为性传播已经成为主要感染途径。
观众提问：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和普通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有什么不同的需求？
嘉宾反馈：女性艾滋病感染者通常不敢说出家庭暴力情况，因为怕说出了，会遭受他人的歧视。还有，因为感染者身体状况较差，会更加依赖身边的亲人，认为如果通报了家暴情况，会让家庭关系更加恶化，过后就无人可依了。感染者受家暴很常是因为家人不愿意她继续待在家里。她一旦走出家门，就很难再回来了。有一个女性感染者受暴后，虽然把赔偿费都交给了3个子女，但他们还是把母亲赶了出去。 这位感染者已经在医院里住了3年了。
还有，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往往会面临性关系和生育上的控制。家人可能因为她是感染者不让她生孩子。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丈夫可能拒绝她的性需求，拒绝与她发生任何性关系，或者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强迫她有性生活。这样的行为也是家庭暴力，是性暴力和精神暴力。
本研讨会由联合国妇女署、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和女性抗艾网络-中国联合举办，由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信托基金和美国大使馆提供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