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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论坛2020】康晓光:NGO走进来还是走出去, 都要想清楚自己能做什么?

 

 

 

编者按 ··

 

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INGO、本土NGO和UN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为论坛做了总结发言,本文由发言内容整理,经康晓光老师确认后公开发布。

 

全文如下:

 

非常感谢中国发展简报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组织者要求我做一个“总结发言”,所以事先没有准备发言稿,也不敢说什么“总结”,在此向各位朋友汇报一下这一天的心得和体会。

 

本次论坛围绕“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展开讨论,我认为这个主题非常好!今天谈论疫情,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其实我们面对的病毒,种类很多,危害也比它严重,而且不光在中国肆虐,也在为害全球。简而言之,广义上的疫情其实更严重,如何应对广义的疫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加严峻的课题。

 

 

NGO不仅要拯救别人,

也要拯救自己

 

 

我们总是在讲,NGO如何救灾,如何帮助别人。高倩倩的主旨演讲,为我们开辟了另一个视野。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NGO不仅仅要帮助别人度过危机,也要帮助自己和第三部门度过危机,因为NGO本身就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之前中国发展简报做过一项调研,已经充分揭示了第三部门本身受到的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第三部门度过这场危机,也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觉得福特基金会在这方面考虑的很多,很深,也很有价值。

 

高倩倩在她的发言中提到了“韧性”概念。所谓“韧性”指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部门,在重大外部冲击面前,维持自身生存、继续发挥正常功能的能力。“韧性”以及它的反面“脆弱性”,这些概念是帮助我们思考减灾防灾策略的轴心性概念。在这次疫情中,福特基金会采取的行动,都有助于增加NGO和第三部门的韧性。在疫情期间,福特基金会主动提出,受其资助的机构,可以调整项目计划,资助款可以用于发工资、交房租等等,即使原来没有计划,也可以增加此类支出。

 

福特基金会还创造性地发行了十亿美元的公益债券,以最有效的方式在最需要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扩大公益支出。同时,它还在全球范围内,联合数百家机构协同行动。在这次全球抗疫行动中,福特基金会展现出的责任感、远大的眼光、高超的专业能力,以及对同道的温情与关怀,值得我们这个领域中的所有的人和机构学习。无论是做实务的,还是做研究的,不仅要学习它的专业操作,还要学习它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不管走进来或走出去,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一方面讲国际组织如何在中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讲国内NGO如何走向国际。

 

无论是国际组织走进来,还是我们走出去,能做的事情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资助;一类是服务;一类是倡导。无论是资助、服务,还是倡导,无论是外部机构到中国来,还是中国机构到外国去,我认为,在输入地,外来者都不可能成为“主角”,只能是“配角”。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真要把公益事业做起来,无论是资金、服务,还是倡导,完全依靠国际NGO是不可能的,发挥主力作用的应该是也必然是中国本土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海外NGO依靠资助或提供具体服务,在中国发挥较大作用是不可能的。海外NGO在中国要想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还是要在倡导理念、方法、模式上发挥作用。这可能是海外NGO在中国能够产生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的唯一的发力点。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海外NGO在资金供给、服务领域中所占比重还会持续下降。但是,在理念、理论、方法、模式等方面,中外还有交流、互补的较大需求。

 

最近十几年,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壮大,伴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国内的NGO也开始考虑——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不是应该走出去了?中国社会组织是不是已经到了改变世界的时候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走出去,出去做点零零碎碎、边边角角、小打小闹的事也是可能的,但是大规模地走出去,而且能在外面发挥较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为时尚早。

 

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一战”以来全球范围内NGO跨国发挥作用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走出去又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NGO,都是跟着自己的国家一起走出去的。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走出去了,政治力量走出去了,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在外部世界形成了强大吸引力的时候,这个国家的NGO才能“真正地”走出去,才能“真正地”产生较大的影响力。NGO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力,不是靠送钱、苦干堆积起来的,主要是靠传播国家的软实力造就的。

 

当一个国家没有软实力的时候,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是不被认可的。当人家不认可的时候,你干什么别人都烦,所谓“出力不讨好”。所以,就当下中国而言,个别NGO想到国外做点事情,例如地震时出个救援队、平时给穷孩子送个包裹之类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大批的走出去,而且想要影响外部世界,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梦,十年、二十年之内就别做了,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软实力。

 

此外,我非常反对把NGO走出去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

 

本国企业出去了,胡作非为,给当地造成一大堆问题,引起不满和反对,于是想起了NGO,希望本国NGO去给自己擦屁股。NGO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做这种事。NGO就要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能做到一点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中国NGO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源泉,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强调,要把中国的第三部门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把它和儒家文化打通,这样才能真正地让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内核焕发生机,也让从各个国家吸引来的新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在这里,“返本”与“开新”是相辅相成的。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项思考。现在的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人权”这一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之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人权理念是不相融的。很多人指责儒家文化中没有出现“权利”概念。这是事实!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调整一下思路,不要再纠缠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著作里有没有“权利”二字,而要问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根据他的基本的价值立场和一贯的治世主张,他会不会认为现代中国人应该享有人权。

 

儒家经典《大学》提到,人生最高理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实现这三大纲领呢?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儒家来说,一个合格的君子,不是把自身做好了就行了,也不是把自己的家打点好了就行了,而是要有更大的抱负,还要治理好国家乃至世界。君子一定有家国情怀、天下担当。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满足于修身、齐家,还要治国、平天下。

 

在当今世界,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他怎么能够治国、平天下?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君子?怎么能够把上天赋予他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根据儒家一贯的价值主张和治国方略,可以推知,假如孔子活在今天,他一定会认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应该拥有充分的权利,否则就无法成为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君子。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能够衍生出权利范畴,能够与现代文明顺畅地连接起来,从而为现代中国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简报论坛2020精彩瞬间

 

 

 

 

 

简报论坛 . 明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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