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约研究员，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编者按：
罗斯高（Scott Rozelle）一席《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演讲，让无数目光聚集到农村，尤其引发了对农村教育的多角度探讨。有人感叹农村已然衰落，而户籍制度依然捆绑着农民；有人质疑发展权的不平等，城市“夺走”了农村太多的资源，如今连人也要“夺走”；有人期待农村再次复兴，因为黄土上千百年都生长着坚韧的灵魂……
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也期待更多元的声音和视角。
看完演讲《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很有感触。首先向罗斯高教授及其团队致敬，这种接地气的治学精神是中国学者们需要学习的。其次向晏阳初先生致敬，他差不多九十年前写过《误教与无教》一文，对我有很多启发。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85%的人不认字，是典型的“无教”。在考察了众多“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学校后，晏阳初却发出了“幸亏中国无教育，否则非早亡不可”的慨叹。是啊，同样的纸，一张什么也没有，另一张却涂满了臭气熏天的所谓“知识”，这“无教”与“误教”的差别该有多大？
晏阳初的感叹让我想起新近拜访的一位学者，他扎根农村三十年，致力于推动“劳动教育”。他曾问我两个问题：“你看看周围的世界，人们越来越良善了吗？我们的土地越来越肥沃了吗？”
我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正如罗斯高在演讲中展示的，这个世界的教育总体水平越来越高，但似乎，人们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了，土地污染也是前所未有。梁漱溟先生八十年前“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发问，仍然让人无法释怀。
是否可以说，今日世界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无教”，而是“误教”呢？如果知识本身出了问题，那还真是不如“无教”好呢。
▲ 晏阳初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被联合国聘为终身特别顾问。图为民国时期，晏阳初在定县给学生们上课。 © dingzhoudaily.com
▌“发展成功学”能解救农村吗？
回到罗斯高的演讲上。作为经济学者，他从教育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这个角度，指出近八十年来世界的发展只集中在少数十几个国家或地区，并且和教育水平的同步提高有很大的相关性。而在大部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或没有机会跨进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教育水平提升不起来是主要的原因。
诚然，在所有经济要素中，人无疑是最重要的。但同样作为经济学者，罗斯高似乎忽略了一些事实，即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渐渐分为两极，少数发达国家是以牺牲大多数地方和人群(包括自然)的利益为代价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这种剥夺正以更加“文明”、快捷的方式进行)。而且，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原因或许正在于“食洋不化”——虽然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西式教育，但没有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成了“误教”。
我愿意用“发展成功学”来形容今天被西方知识体系所主导的发展话语。今日中国教育界，岂不正是被这些话语充斥着？“它教人吃饭不种地，穿衣不种棉……它教人离开农村往城里跑”，陶行知先生当年的劝诫意犹在耳。如果我们的教育仍然亦步亦趋于工业时代(现在已到了金融时代)，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甚至教育也成了“饲料知识”，与其“误教”，会不会少点人上高中，我们反而能有更远的未来？
进一步，造成今日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的，不也正是这种“发展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结果？罗斯高演讲中谈到的让农村母亲回到孩子身边，以解决0-3岁幼儿的IQ问题的愿望，如果不对城市的发展模式——以剥夺农村为代价——进行检讨，母亲们如何回得去？孩子们又如何出得来？如何与母亲一起？
▲ 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19个省的农村做了大样本调查，从青海西部到江浙沪，用10个指标衡量营养健康状况。其中有贫血、寄生虫感染或视力问题的学生，总体占比接近70%。其中贫血27%，寄生虫感染33%，近视20%。而且，相比单亲在家的儿童、父母都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父母都在家的儿童的综合指标最差。农村发展不起来，父母也“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层的”。
▌是“读书无用论”，还是“教育成功学”？
最近在农村，我接触了若干高中或中职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其中一位今年七月份从中职学校毕业后，赋闲在家，与手机为伴，全家都在为他工作的事发愁。另一位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已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四年多，每月可以拿到四千左右的工资，但他爸爸说，每个月还得给他寄钱才行。他爸爸想让孩子回农村，哪怕一分钱不挣，起码不要倒贴钱。孩子也想回去，但一想到回去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后怕不已。
不仅中职或高中毕业生有如此进退不能的窘境，即使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也一样处在窘境中。他们要在城市中左冲右突上下逢迎三十年，可能才有机会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而我们教育所描绘的，正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把这种为适应“发展成功学”需要的教育称为“教育成功学”，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工业时代制造廉价的劳动力。可怜我们的农村，在这种教育成功学的鼓惑下，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孩子们不管是否学业有成，都一股脑儿成为城市产业的后备军，而无法成为农村建设的力量。
前一阵，和一位在植物根系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教授交流，她谈到农民请她去诊断桃树大面积绝收的问题。到了当地，她发现稍有土壤学基础的本科生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当地，没有这么一位学生。教授由是感叹今天的大学教育，为何距离农村那么远。
更可恼的，是大部分农民孩子在最近三十年来，能够进入985、211工程的大学院校的比例正逐年降低，在有些高校，已不足百分之十。其原因正在于教育资源不公平，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的差距可以用天上地下来形容。其结果，就是城市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这种话语权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资源配比。知识于是成为一种权力。看见城市动辄几百上千亿的投资，再对比农民家门口的泥泞，不难想象，当知识进入资本和权力所编织的牢笼，可以有多么虚伪和恶毒。
而我们，芸芸众生，在教育成功学幻化出的斑斓舞池里，仍然畅快地舞动着。
▲ 有人离开农村，也有人深入农村。图为村官秦玥飞(右)和当地村民。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秦玥飞到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基层村官。在2014年1月被选举为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同年发起公益组织“黑土麦田”，后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 © 贾睿 / GQ
▌生态文明时代的教育观
须知，时代正在发生变化。短短两百余年的工业时代在其带来的诸多难题面前，已经寸步难行，工业时代带来的教育也该反省、变革了。否则，人类将有毁灭之祸。
2012年，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着我们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的步伐已经开启。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也应该驶入新的轨道了。这新的轨道长什么样呢？我试着来抛个砖。
生态文明的一个关键词是“多样性”，这也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教育的关键词。从学校系统、教学内容、师资培养、管理方式到学习形式、学制、招生等等，都应该体现出多样性来。
我在韩国曾参观过一个在农村开办的小型教育共同体，有近五十个初高中生在那里上学，他们的学习内容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等，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参与劳动，刚入学的时候必须在十天里完成徒步250公里，此外还需要在一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生活下来。学习完了，该考大学的去考大学，该参加社会服务的去参加社会服务。未来已不重要，关键是在这些孩子学习的当下，他们可以健全地成长，有尊重劳动的观念，有服务社会的情怀，有脚踏实地的谋生能力。
现在国内也不断涌现出学徒制、在家教育、国学班等各种类型的教育形式，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对此做出回应，鼓励更多样性的存在。如此才符合教育生态系统的要求，否则就只能是“在蔚蓝的教育天空下，只见一片桉树林泛着白光”。
第二个关键在于“乡土性”。我一直有个观点——城市的钢筋水泥里长不出生态之花，生态文明的基础还是要立足广袤的乡土社会。城市取向的教育进程，也是人与土地分离的过程，由于这种分离，人会变得越来越骄傲，甚至失去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和平是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教育可以为和平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其它办法，还是要在根子上找答案——通过教育去恢复人和土地的关系，让人谦卑下来，进而去修复人与人的关系。生态文明时代的教育需要把孩子们带到大自然和田野中去，带入到体力劳动中去。
▲ 公益项目“爷爷奶奶一堂课”让对农业、民俗等文化有着深刻体验的老人进入小学课堂，带领孩子们认识乡土。图为重庆一小学，老爷爷讲“耙是怎么来的、木梯可以用多少年、犁是做什么用的以及生产工具与二十四节气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 爷爷奶奶一堂课
最后是“绝圣弃智”。我现在越来越理解老子当年写下这四个字时的心境了。这个时代，问题丛生的症结之一正是整个教育系统单方面强调智力的重要性。罗斯高在演讲中反复提到智力问题。诚然，由于后天的各种人为因素，一部分人的智力无法得到良好发展，这是很大的罪过，但如果我们的教育只单方面强调智力，则又是更大的罪过了。
须知，人类生命的丰富性中，智力只有二成的比重。当你以十成的资源去满足这二成的需要时，人类生命的丰富性就被打破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个不完整的生命。这不完整的生命，如何能带领人类走出困境呢？
生态文明时代需要一个个鲜活而完整的生命参与其中。这个时代需要完整的生命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智识教育。所以，当农村孩子把脚伸进清澈的小溪时，流水轻柔地滑过孩子的小腿肚；当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院子里剥玉米粒时，玉米棒子在孩子的小手里蹦跳着……同志，请相信，这里有生命的呢喃低语。
*原标题《“无教”与“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