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真正踏上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并积累了丰富的本土实践经验， 但距离建立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真正根基——本土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在社会工作的知识创造、管理和实务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困惑，这些困惑不能从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答案，更无法照搬西方国家理论经验。事实上，对于社会工作这样注重价值观讨论和内化，既强调与本国制度文化的契合， 又强调本国制度文化的主体性的学科来讲，本土化是一个任务繁重的过程。本期热点论坛聚焦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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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很快，但在本土经验的系统性、与本土体制契合的体系化等方面都有待提高，也就是亟待建立支持整个专业发展的知识体系。建立这一知识体系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童小军：建立这个知识体系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指导性逻辑框架。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多数都是从政府社会治理视角出发，采用“问题导向”的方式推动的，其对应的知识体系往往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特点，很难为本土化社会工作实务创新提供指导。同时，目前中国社会工作领域自身也缺乏对专业价值理念体系的深入学习和掌握，大多还停留在一线服务操作的价值理念层面，如助人自助、利他主义、尊重、接纳等等，缺乏如公平、正义和权利等对服务体系建设具有指导作用的专业价值理念的学习和掌握。要建构一个能够支持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知识体系，就需要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理念出发，既要包含指导一线实务操作的价值理念，也要包含指导实务体系建设的价值理念。
梁建雄：首先，专业社会工作由从外国引入，很多一手资料都是英文的，翻译成中文的版本不够多也不够及时，而且，翻译本身会受到文化及语言逻辑不同的影响，这些造成外国社会工作知识进入中国社会体系的困难。其次，所谓知识体系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法治化的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工作立法尚未完成，学术界或业内对于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怎样构成等都不易达成共识。目前高校社会工作课程内容与结构不一致，业内举办的岗位培训不成系统等，都反映了这一困境。
何雪松：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要尽快提高社会工作界的知识生产能力。这就要求社会工作教育界和实务界密切合作， 扎根中国社会工作的丰富实践，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应该说，目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很多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或忙于教学和实务，没有精力进行研究；或研究能力较弱，无法实现知识供给的专业目标。高水平社会工作研究人才的培养是促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体系化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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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的“自然长成” 不同，我国社会工作是在社会需求和体制改革推动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在此模式下，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面对哪些挑战？
童小军：西方的国家社会工作发展“自然长成”有两个含义：一是非官方的民间慈善和公益环境；二是注重社会工作自身在推进专业和职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前者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后者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成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而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体制化”特点，这个特点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环境，二是社会工作自身的“依附性”。这使得其发展必然会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建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挑战。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建设既有全新领域的创建， 也有原有领域的“升级”。现实中，弄清楚哪些社会服务领域是需要创建的以及如何创建，哪些领域是需要“升级” 的以及如何升级，是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二是保持社会工作专业与体制紧密合作的挑战。作为一个依托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专业，社会工作与国家正式的福利制度之间关系紧密，同时，我国大量的社会服务资源为政府拥有。因此，在体制推动下，只有处理好了两者关系， 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构建出真正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三是获得公众认可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入到公众视野里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是一个“舶来品”，人们对它不了解， 因此，如何让公众了解并认可它，是社会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四是专业人才能力建设的挑战。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之前，专业人才储备处于低水平。如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中国推进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何雪松：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我国社会工作是在政府的“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过程是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因政府购买服务而兴起的。这使得社会工作一开始就必须面临如何与政府及其基层组织进行合作这一挑战。我们所面临的专业发展环境，与教科书所描述的或我们想象的理想情境有较大不同，因此进入具体的社会工作场景之后会遭遇各种不同的困扰， 这样的困扰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破解，就可能消耗从业者的专业热情。应该说，我们对社会工作的知识准备不足， 这导致所学与所做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这是社会工作者结构性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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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价值观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很少有一个专业像社会工作这样注重价值观的讨论与内化。要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就必须寻找和建立一套契合中国文化和适合中国人思维特点的价值观体系。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何雪松：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是内生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样的主流价值观适应于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演化。对于中国而言，引入社会工作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价值观的本土化议题，因为社会工作要真正扎根中国社会就不得不契合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社会想象。现在的困难是， 如何形成一套真正“嵌入”中国社会的、具有共识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我个人感觉，这项工作恐怕需要假以时日，前提是一批人真正深入研究这一议题。
梁建雄：从微观层面可以观察到社会工作要顺利并入国民生活的系统，为社会的稳定和改善作出贡献，需要面对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要面对中国人认为自己不需要社会工作的想法，这来源于例如不侵犯别人的“各家自扫门前雪”心态、“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以及讲求服从长辈的家庭伦理，等等。在城市地区，社工搞搞活动、服务一下长者是可以的, 但要深入社区处理深层次的人与人或人与环境的问题就有些不容易。社会工作的介入技术固然重要，但实务中很多时候并没有很准确的标准程序可巡，因此价值观的指引非常重要，需要尽快建立本土的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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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社会工作有三个构建要素，即案主、社会工作者和机构，所有的理论、方法、价值观都渗透在三者的相互关系上。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三者的相互关系建构有哪些问题是亟待提出和破解的？
童小军：这三个要素实际上代表了服务关系中的需求和供给两方，我国社会工作案主的“边界模糊性”、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较弱和社会工作机构的“生计/ 营利驱动性”，严重地影响了三者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
案主界定的“不科学性”指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界定不严谨、不具操作等特性。换句话说，案主自身或者社会工作对谁是服务对象或者应该服务谁这个问题没有给出清晰答案。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较弱是指活跃在一线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有效回应服务对象需求的能力有限，常常出现“社工囧”状况。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生计驱动性”是指很多机构缺乏筹款或者动员服务资源的能力，无法保障其为案主提供稳定、持续的服务；“营利驱动性”则指一些机构成立的动机就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定位相违背的情形。这两种状态都可能使机构无法清晰自己的职能定位，从而无法为促进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建设发挥出积极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案主界定的问题相对比较好改善， 只要专业社会工作者坚守专业精神，运用专业知识，就可以做到；社会工作者自身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善，还需要以完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为前提， 极具挑战性；要改善社会工作机构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一样，需要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前提；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管理部门提升对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水平。
梁建雄：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大都很年轻，加上依赖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生存,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普遍不足。案主因文化和体制原因，对社会工作服务尚未完全认可和接纳, 这样就使得拥有知识和信念但却常在实务中碰壁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很无助。在整个关系当中, 我觉得最需要协助社会工作者拓展专业服务的空间, 加强制度建设，并给予具体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