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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寰:在阿拉善SEE ,两岸已经统一了,因为有他这座“桥”

       在韩家寰和一群台湾企业家会员的努力下,一些重要的环保理念和制度融入了阿拉善SEE的DNA里。去年,在阿拉善SEE成立12周年之际,第六任会长钱晓华对韩家寰说:“在阿拉善SEE,两岸已经统一了,你就是一个例子。”

 

韩家

台湾大成集团总裁

阿拉善SEE第三任会长

任职时间:2010.01-2011.12

 

       经过一上午的激辩,阿拉善SEE章程委员会的4条修改提案在一众反对声中全军覆没。匆匆的午餐后,在夹杂着困意的亢奋中,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SEE)第七届换届选举即将开始。

 

       坐在会场第一排最左侧的韩家寰用目光搜索着阿拉善SEE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觉得台上阿拉善SEE的会旗应该稍微往左边挪一点,那样舞台陈设看起来更整齐,参与竞选的会员在台上的活动空间也更充分。

 

      “家寰是一个很细致的会长,他希望做到完美。”刘小钢回忆自己担任阿拉善SEE秘书长时,与第三任会长韩家寰的合作经历,“在正规化、在各方面他都做了很多工作,把阿拉善SEE又往前带了一步。”

 

       刘晓光创立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王石将格局拉开,“韩家寰这一届实际上是把这个组织稳下来了。”曾任阿拉善SEE秘书长的杨鹏认为,“前三届就是创立、不断磨合、稳固的阶段”。

 

       面对如何调动阿拉善SEE会员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如何科学治理阿拉善地区荒漠化,如何处理阿拉善地区农业与环保的关系等问题,韩家寰有诸多思考与实践。

 

       被推选为阿拉善SEE第三任会长,韩家寰觉得跟他拉来不少台湾企业家有比较大的关系。

 

      “我有一些台湾最核心的企业家朋友,我讲沙尘暴对环境的影响,闻者无不动容。”韩家寰说,“大家都还是有大中国情怀,有那种血浓于水的感觉,但不是肉麻地整天讲。”

 

       在韩家寰和一群台湾企业家会员的努力下,一些重要的环保理念和制度融入了阿拉善SEE的DNA里。去年,在阿拉善SEE成立12周年之际,第六任会长钱晓华对韩家寰说:“在阿拉善SEE,两岸已经统一了,你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慈善家》2017年12月刊封面

 

“诚于中,形于外”

 

       韩家寰是台湾大成集团的总裁兼CEO,公司由其父韩浩然创立于1957年,是覆盖饲料、食品、餐饮、营养科技等多方面的国际性农畜食品企业。

 

       韩家寰接手二三十年间,大成集团成为台湾排名前二的食品类公司,是国内肯德基、德克士等快餐连锁店的最大鸡肉供应商之一。2008年,大成食品成为北京奥运会鸡肉特许供应商。经商多年的摸爬滚打以及沉淀下来的所学所思,也让韩家寰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MBA的课堂上传道授业游刃有余,每每座无虚席。

 

       然而,要成就这一切,对韩家寰而言更非易事。他1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从此便与双拐结伴。他曾说:“我的不方便使我个性有点急躁。”小时候玩伴抢他的玩具,也只能待在原地气得大叫“那是我的!”

 

       行动不便让他从小就喜欢看书,想象力带他驰骋大漠戈壁、上山下海,阅读让他感受到伟人超越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常常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问题,“不局限自己”。

 

       从台湾政治大学企管系毕业4年后,韩家寰决定赴美深造,申请了美国前五名的商学院,却全部被拒。他并未就此罢了,继续写信告诉对方,“拒绝我是你们很大的损失”。

 

       只有芝加哥大学回了信。“韩先生,如果你像自己讲的那么优秀,你大二那年,怎么有三科成绩不及格?”信中问道。

 

       韩家寰抓住机会,将问题转化为优势。他解释,因为专注于准备论文,耽搁了期末考,最后论文获奖,不及格的科目补考也通过了。除此之外,他举出很多事例说明自己是一个全力以赴做事的人。洋洋洒洒写了10页纸,最终他被芝加哥大学破格录取。

 

       毕业后,韩家寰没有直接回到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金融。在他最初的想象里,“家族企业意味着一堆亲戚彼此勾心斗角、吵架”,但后来回到大成他发现,经营家族企业需要用心去爱护公司和照顾企业里的每一个人,“家族企业有很多责任,而职业经理人无法承担这些责任”。

 

       1989年,韩家寰初掌大成集团便来大陆发展业务,此后在山东、辽宁、北京、天津等省市均有投资。

 

       2003年,他到北京谈项目,刚好遇上大的沙尘暴。“好像黄金城一样,飞机冲下去就觉得飞沙走石的”。

 

       第二年,时任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召集一众企业家筹备成立阿拉善SEE,立志做荒漠化防治。筹备初期,新加坡(北京)耀恒咨询公司董事长高文宁也参与其中,她是韩家寰多年的好友。回到台湾,高文宁找到韩家寰,希望他也能参与进来。

 

       回想在北京经历的那场沙尘暴,韩家寰不免心悸。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便很快跟刘晓光见了面。

 

2014年,刘晓光、任志强、韩家寰一起到阿拉善种梭梭。

 

      “刘晓光有领袖魅力,他历尽沧桑的脸有一种感召力。”韩家寰初次见到刘晓光就被他吸引。在韩家寰看来,一众企业家愿意追随刘晓光,不仅是因为他的能力,更关涉道德、理想和品格。

 

       韩家寰后来观察,愿意加入阿拉善SEE的企业家,“理想性和批判性普遍较高”,不纯粹是为了做生意,志同道合才能走到一起。

 

      “我一旦被说服,就像被‘黑帮’吸收了一样。”他很快加入阿拉善SEE,并答应回台湾发展会员。

 

       韩家寰曾任世界青年总裁协会台北分会会长,认识台湾一些最核心的企业家。找人的时候,他也是找理想性较高的企业家朋友。他挨个儿打电话,讲沙尘暴,讲环保,“真的蛮尽力的”,他回忆。

 

      “诚于中,形于外”,韩家寰的诚意打动了很多台湾企业家。阿拉善SEE成立时,他发展了近20名台湾企业家会员,其中不乏台湾统一企业董事长林苍生、台湾大润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尹衍梁这样的重磅人物。

 

       加入阿拉善SEE之后,韩家寰最直观的感觉是“羊入了狼群”,像从“红楼梦”一脚踩进了“水浒”的世界。各路好汉各有来头,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企业家都有。其中,大陆一些企业家“野蛮生长”的特点更为明显。

 

      “大陆企业家在仪态、举止方面,和台湾、香港企业家比差上一截。”王石在当选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时说过,自己在表情上非常吃亏,不像韩家寰一来就博得满堂彩。

 

       阿拉善SEE开会时气氛的剑拔弩张,还不仅仅是各地企业家的特点问题。“会员多是企业的一把手,都太有决策能力,在企业里基本自己说的话就是句号了。”创始会员张树新说,“在这里争论的都不是自己的利益,反而更加理直气壮,更容易坚持。”

 

      “生物多样性”碰撞出的火花和火药,在韩家寰看来皆是活泼泼的真性情。“大家不以企业的规模来决定声音的高低,一堆人敞开胸怀讨论,就跟同学一样。”他觉得,“这是阿拉善SEE最可爱的地方。”

 

      “大陆的企业家都好会讲话,个个口若悬河,一下就把那个理占到。”韩家寰觉得,相对而言台湾企业家比较腼腆一点。可是既然已经把台湾的朋友“骗来了”,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这些“羊”不受欺负。

 

       相较于大陆企业家,台湾企业家更有选举经验,这一点也让以韩家寰为首的台湾企业家对阿拉善SEE治理团队的选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杨鹏的观察,阿拉善SEE成立初期,台湾的企业家对阿拉善SEE治理团队的选举更加协调一致,投票比较统一。相较而言,大陆的企业家普遍是各投各的。

 

      “第一届选举时,台湾企业家占投票人数不到1/4,但他们对选举结果影响很大。”杨鹏在《为公益而共和》一书中提到。

 

       第二届选举前,韩家寰并未参选,但作为台湾会员的灵魂人物,他仍然尽力为台湾企业家候选人争取更多的支持。为此,他专门在北京宴请阿拉善SEE的会员,向他们隆重推荐台湾企业家候选人,希望获得支持。“家寰的热心感动了大家,那次参选的台资企业家全部顺利当选了。”曾任阿拉善SEE秘书长的聂晓华回忆。

 

      “选举彼此换票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竞选会员之间会协商相互支持。”韩家寰说,“只是台湾的会员比较早一点,现在大家都会了。”

 

2009年10月底,韩家寰参选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以76票当选理事,经过理事会商议后被推选为会长。

 

4个秘书长

 

       第三届换届时,在刘晓光和王石的鼓励下,韩家寰参选第三届理事会理事。2009年10月底,韩家寰拄着双拐上台发表竞选演讲,“过去5年,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美好的5年,我觉得大家很可爱,因为大家的心灵都是晶莹剔透的。”他说。

 

       此次竞选,有效票数80票,韩家寰以76票当选理事,经过理事会商议后被推选为会长。

 

      “台湾会员是阿拉善SEE最早的发起群体之一,大家希望能选出一位台湾的会长。”杨鹏说,“韩家寰为人好,在阿拉善SEE做公益很纯。”

 

       王石则认为,由一位台湾企业家担任阿拉善SEE的会长,意义不只在于海峡两岸的互动,更将推动全球华人企业家的联合,而这恰恰与阿拉善SEE下一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相契合。

 

       当选会长后,韩家寰表明自己的任务是让阿拉善SEE在国际化和专业性上走得更远。但是他没有想到,从最开始起仅仅是秘书长一职的稳定性就令他苦恼不已。“太了不起了,我一下子弄了4个秘书长。”他苦笑着回忆。

 

       按照以往会长任命秘书长的惯例,韩家寰任命杨鹏继续担任秘书长,换届协调过渡完成后,杨鹏希望将更多精力投入学术研究,韩家寰遂提出请卢思骋任秘书长。

 

      “那时候阿拉善SEE基本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但项目方面还没有起来。”杨鹏说,“找思骋来,就是希望他能把环保项目做起来。”

 

       卢思骋曾是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环保方面专业性强,做公益有很多国际化的经验。韩家寰原本希望跟卢思骋一起在国际化和专业化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无奈卢思骋对阿拉善SEE的大环境“水土不服”,也因其父患有重病需在身边照顾,做了不到半年就辞职了。

 

      “思骋是香港人,受不了这里的文化,太粗野了。有时候一些会员讲话很糙,思骋会觉得有点羞辱。”杨鹏感慨,“阿拉善SEE的秘书长容易被斗得遍体鳞伤,把我一个学者也斗成了很粗鲁的人。”

 

       卢思骋提出要走,“我个人蛮shock(震惊)。”韩家寰试图挽留,“我跟思骋讲,你一个香港人,我一个台湾人,这么多大陆人把最重要的位置交给我们,总得干出点东西,这是大家所托。”

 

       但卢思骋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一点我很不谅解,”韩家寰坦言,这对他来说,“等于是‘首席执行长’不见了”。

 

       韩家寰觉得,在阿拉善SEE工作,除了专业性之外,还要有感情,就好像“我是属于这个家的人”。但是在他任上,阿拉善SEE的组织架构经过几年的磨合,矛盾和冲突开始集中爆发。

 

       阿拉善SEE的《章程》规定,“财务、项目、人力资源、会员发展、国际合作等专门委员会,协助执行理事会指导、协调秘书处工作”,但如何协调如何指导,《章程》并没有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秘书长需要面对“一人干活儿,许多人领导、指导、监督的格局”。为此,有人戏称阿拉善SEE秘书长是“史上最恐怖职务”。

 

       卢思骋辞职后,韩家寰找到刘晓光的办公室主任聂晓华。“她像女侠一样,拔刀而起。”他回忆。但是聂晓华的到来并没有使矛盾缓和下来,理事会与秘书处之间的“斗争”因价值观和治理理念的冲突更加白热化。对此,韩家寰左右为难。

 

      “工作数月后,王石出来反对,为了维护企业家之间的和谐,家寰需要作出调整,然而就这样让我离开,又怕我因此不痛快。”聂晓华后来在《其实,没有理想国》一书中写道,“我每每流连回望,很想给自己一个说法。在我的生命中,我似乎从来没有在这样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如此集中地遇到这么多挑战。”

 

       几番折腾以后,“本来有一系列要做的事,这怎么搞?”韩家寰坦言,那时候有一点凌乱。

 

刘小钢(右二)是任职阿拉善SEE秘书长时间最长的人,因与韩家寰合作,二人变成很好的“哥们儿”。

 

       秘书长的人选最后锁定阿拉善SEE的会员刘小钢。对阿拉善SEE而言,刘小钢有两点难得的特质:她曾是企业家,知道怎么跟企业家打交道;她有在国际狮子会工作的经验,是个专业的公益人。

 

       但是,对刘小钢而言,抛下广州的工作,专门跑到北京当阿拉善SEE的秘书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家寰就每天早晚都给我打电话,他也不说啥事儿,就是问候我。”刘小钢回忆,“那时候跟家寰不是很熟,他比较含蓄,但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真诚。”

 

       回国后,刘小钢不断接到韩家寰和王石的邀请、劝说。“本来跟我没关系的事情,到最后变成我不去,好像我很不对一样。”她回忆,“最后我答应志愿帮忙一年,一年之后让他们接着找合适的人。”

 

       刘小钢没想到,此后她在阿拉善SEE一干就是4年,在韩家寰之后,跟冯仑、任志强两任会长都有合作。她的能力受到肯定是一方面,她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一年干不了什么事,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开了这样一个头,如果就这样走了连自己都对不起。”

 

       刘小钢与韩家寰的合作很顺畅,二人成了很好的“哥们儿”。“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刚好家又离得近,他经常为阿拉善SEE的事情来找我加班。”刘小钢说,“家寰是一个很好的会长,有时候意见不合也会吵架,但吵完又好得不得了。”

 

       刘小钢觉得,韩家寰做事非常投入、认真,会关注很多细节,“跟家寰一起工作不能太自我,要理解他太想把阿拉善SEE的事情做好,太想每个细节都完美的心情。”

 

面对如何调动阿拉善SEE会员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如何科学治理阿拉善地区荒漠化,如何处理阿拉善地区农业与环保的关系等问题,韩家寰有诸多思考与实践。

 

社会企业的尝试

 

       阿拉善SEE刚成立时,企业家们隐约知道荒漠化跟农业与过度放牧有比较大的关系,但具体如何治理,一开始还是想得比较简单。

 

      “那时候大家很骄傲的,觉得自己做企业的无所不能,算一算当地有多少人,就想着各个企业努力把人分一分,我们补助一些钱,让他们不要养羊了。以为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韩家寰后来意识到,不能这样想。“你不能说吹个口哨就把人家‘赶走’。那是他们的家,务农、放牧、在篝火前唱歌才是他们的生活,做环保要尊重自然、尊重人文。”

 

       大成集团有一部分业务要跟农民打交道,这些经验,为韩家寰推动当地村民在农牧生活中自己做环保助力不少。

 

       韩家寰担任会长的第二年,阿拉善SEE投入190万元用于支持内蒙古阿拉善牧区植物保护和农区节水项目,鼓励当地农牧民种植梭梭、红柳,推广节水灌溉等一系列延缓荒漠化的行动。

 

       这一年,在阿拉善SEE的推动下,农区节水量达24万立方米,当地农牧民种植了9500亩的梭梭和600亩的红柳。

 

梭梭

 

       2014年,在前期项目的基础上,阿拉善SEE启动“一亿棵梭梭”项目,这跟刘晓光、王石、韩家寰、冯仑等企业家在前四届的努力密不可分。

 

       阿拉善SEE两年一届会长,很多事情并不会在当届就能立马见效。“一亿颗梭梭”如此,“沙漠小米”也是如此。

 

       2009年,时任会长王石将沙漠小米引入阿拉善。种子采用的是“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培育的节水谷种,佐以节水灌溉技术,相比种植玉米,“1斤沙漠小米可以节约1吨绿洲地下水,产量却能每亩提高三分之一”。

 

       王石卸任之前,阿拉善SEE在沙漠种小米的科学试验已初步完成,2010年,在阿拉善左旗政府与阿拉善SEE的共同推动下,沙漠小米在当地不断推广,种植面积一度扩展到3000亩。

 

韩家寰希望推动把沙漠节水小米做成一个品牌附加值高一点的产品。他说:“我们叫人家种小米,就有责任承担大的风险。”

 

       谷子产量上百万斤,远远超出了阿拉善SEE会员企业的内销能力。如何把小米卖出去,让农民赚到钱,成为韩家寰需要解决的问题。

 

       借助在企业时的经验,韩家寰尝试跟阿拉善SEE的农户签订契约以保障他们的生计。是时,大成集团也采购过不少沙漠小米,以供餐厅之用。韩家寰也跟一些食品公司去谈销售,比如生产米饼的旺旺等。

 

       然而这些办法只能用于一时,难以长久可持续地消化巨量的沙漠小米。如果小米卖不出去,农民没有收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都无从谈起。

 

       企业家们意识到,要在阿拉善持续推广沙漠小米的种植,必须将市场关节打通。

 

      “我们希望把小米做成一个品牌附加值高一点的产品,如果只是卖粮食,产跌的时候亏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韩家寰说,“我们叫人家种小米,就有责任承担大的风险。”

 

       韩家寰想到成立一家社会企业作为连接沙漠小米和市场的桥梁。阿拉善SEE在一线支持当地种植和推广沙漠小米,社会企业负责制定产品标准和采购农户的小米,并把小米售卖给一些食品企业,借助食品企业的品牌效益让沙漠小米能更容易更广泛地被市场吸收。

 

       为此,韩家寰担任总设计师,构思并设计了北京维喜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喜)。

 

       为保证维喜的公益性质,董事会设9名董事,实行“5+4”的原则,保证有5名董事来自阿拉善SEE。韩家寰还提出“90元钱控制一个公司”的理念,将维喜的治理决策权和参与主要投资的股东分离。“9名董事会成员每人花10元买特别股,就可以参与公司治理,但无法享受投资回报。”相反,投资10万元的股东,“在公司盈利后可享受相当于银行贷款年息的回报,但无权参与公司决策”。

 

       2015年初,维喜成立,时值任志强担任阿拉善SEE会长,作为维喜的董事,任志强专门前往沃顿商学院学习如何运营社会企业,沙漠小米此后被称作“任小米”。

 

       经过3年的摸索,“维喜现在可以维系了。”韩家寰说,“社会企业并不是慈善单位,一定要靠市场,靠产品和品牌的价值,让农民、消费者、环境、企业各方多赢才能持久。”

 

       维喜是在保证公益性质的基础上,用商业的做法保证其可持续性,这是双赢。在普遍倡导绿色经济的今天,韩家寰觉得企业对环保的重视也会产生新的商机。

 

       大成集团有一块饲料业务,“饲料没有污染,但猪粪有。”韩家寰说,“我在产业链上端,但下端的事也要想。”

 

       中国大概有5亿头猪,一头猪的排泄量与10个人的相当。“因为猪的排泄物没有好好处理,河水黑了,一些动植物死掉了,臭味熏到大家不能活。”韩家寰认为,养猪的农户没办法好好处理猪的粪便,虽然不是企业的责任,但如果不想办法,最终也会对企业造成影响。

 

      “后来我们花力气做生物科技的研究,发现有一种绿藻可以把猪的排泄物吸收,之后绿藻可以变得很‘胖’,因其含有很多蛋白质很多营养,又可以变成饲料原料。”

 

       韩家寰习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问题,做环保是企业的责任,虽然会增加运营成本,“但也没有那么可怜,”他说,“环保的环节里有商机。”

 

2016年10月11日,在阿拉善SEE公益之夜上,韩家寰说:“我们最大的梦,是12年之后,我们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座“桥”

 

       阿拉善SEE成立初期,在制度设计方面借鉴了韩家寰分享的一些青年总裁协会的做法,“会长一年一换,协会主张教育,每年会选举一个相当于副会长的教育长,第二年教育长自动升任会长。”如此,在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同时也能保持良好的传承。这在阿拉善SEE体现为:会长不能连任,并自动在下一届理事会担任理事;会长任期两年一届。

 

       从第七届起,阿拉善SEE的会长任期制度在执行了10年之后(第一届为3年),将重新改为3年一届。对此阿拉善SEE内部并非没有分歧。不少人觉得会长任期3年更能保持政策的持续性,韩家寰则比较反对,他觉得政策的持续性有秘书处来执行,上一届会长也会直接成为下一届理事。他希望机构有良好的新陈代谢。

 

       在韩家寰看来,会长是一个组织协调者,应该努力让大家积极参与。“我当会长时,开会尽量让大家都发言。”他说,“加入阿拉善SEE的人,绝大部分不是为了名利。他们是‘士’,都想做点事,NGO需要牺牲一点企业的效率,换得大家自动自发的参与。”

 

       在韩家寰任上,阿拉善SEE已经过5年多的发展,他感受到,“激情退去后,大家其实有一点淡下来”,随着各地区会员的增多,好像并非所有会员都对北方的荒漠化或者沙尘暴有感受。“企业家做本地环保跟他们的关联性更强,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热情。”韩家寰想。

 

       2010年3月,在韩家寰等人的推动下,阿拉善SEE台湾项目中心成立,聚焦海洋生态。同年10月,阿拉善SEE在台湾召开会员大会,为了让更多的会员到会,韩家寰亲自打电话逐一盛情邀请。

 

      “正式会议只有一天,他却准备了一天、三天、五天,直至自由行等多个日程,他希望每一位参会者都在台湾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那一段时间,他架着双拐穿梭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早晨打电话在北京,下午却到了台北,第二天中午,又在办公室和我们共进工作午餐了。”聂晓华说,“其实,家寰的最大贡献已经超出了一个环保协会的范畴,他对促进两岸企业界合作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大家公认他是一座桥,连接着海峡两边的企业人。”

 

       在韩家寰任上,几个项目中心相继成立。2011年,阿拉善SEE开展了30次企业家公益环保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企业家会员有300多人次。

 

       在阿拉善SEE内部,韩家寰还希望推动企业家会员们将环保行动落实到企业的经营中,减少商业对环境的破坏。

 

       2010年初,他给各位理事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每个企业会员对内对外分别做一件环保的事情,推动30个会员企业参与碳测算及碳中和。(注:碳中和是指总释放碳量为零,即排放多少碳就采取措施抵销多少来达到平衡。)

 

       阿拉善SEE为此开了班,给会员讲碳排放。但阿拉善SEE的企业家来自不同行业,很难拿到各行业有关碳测算和碳排放的标准。“要做碳中和,需要经过一大堆单位的审批,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这一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鉴于阿拉善SEE会员多来自建筑行业,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2016年中,阿拉善SEE联合中城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朗诗集团、万科集团共同发起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行动,2017年已有89家企业加入,产值超过1.9万亿元。韩家寰相信阿拉善SEE可以把房地产行业的绿色供应链做到最棒。

 

       企业家自动自发地投身环保公益,在阿拉善SEE这个平台上思考、学习、实践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公民企业家,并将环保的理念融入到经营公司的战略当中,韩家寰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从根本上去保护环境。

 

      “我们卷起袖子自己想自己干,”韩家寰说,“在阿拉善SEE这个‘土单位’,大家一起爱这块土地,希望把这块土地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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