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里的这样一组数字，“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对于农民工而言，走进城市，只需要一张火车票，找到一份工作，有时也只需要一身力气，推开城市大门的难度并不高。但是，如果想在城市长期发展，最终安居下来繁衍生息，并非易事，因为，这不仅需要有一份长期的职业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其家庭也需要相应的保障机制。
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8000万人从农村向城市迁徙，需要的不只是居住之所和工作机会，更需要相应配套的社会管理、服务和保障机制。与此同时，城镇的发展同样需要农村和农业的支持，要保证农村和农业不会衰落，乡村振兴也需要生力军，要让城镇与乡村共同发展，相辅相成。
在河北燕郊做装修工的余先生，一直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进城了”。“虽然买了一居室的小房子，但户口并没有迁过来，不知道自己这份工作能做多久，也不知道未来小孩在哪儿上学。”余先生的问题，许多进城务工人员都面临着。从进城到最终安家，他们依然要迈过很多坎。
“在广东，80后、90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占务工人员总数已经过半，与父辈们挣钱返乡不同，新生代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加渴望在城市扎根，成为‘新市民’。”富士康科技集团精密机械事业群工人杨飞飞说。
从“靠力气”到“靠技能”
“现在看上去是每天赚得还不少，但我能干到多大岁数呢?”在一家快递公司做快递员的王从义说，“有的时候送快递，很羡慕那些能在写字楼里工作的人，但我没有学历，也不知道怎么去补上。”这样的顾虑，余先生也有，“做大工是日结300元，看似很多，其实不是每天都能开工，我们也得休息啊。而且年岁大了以后，是真的干不动了，不能总拿日结工资乘以365来算我们农民工的年收入。”
尽管高薪招工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但农民工整体平均收入仍然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2017年北京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3230元，而在2016年度，该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7706元。在广东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材料车间主任苏荣欢看来，虽然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很努力，但掌握的技能实在有限，导致发展空间受限，一旦遇上产业转型，就可能被淘汰难以安家。
提高收入，让收入来源更加稳定，需要从过去的“靠力气”变成“靠技能”，从简单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技能劳动者。“农民工进城之后先找到适合的定位，先教育培训，掌握技能，然后在自己的行业深耕。” 山东省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卓长立说。
但在现实中，“农民工想参与培训却苦于缺乏渠道。”广东省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余雪琴说，她所在的东莞万江社区新和工业园，有大大小小的企业40多家，外来务工人员超过6000人。余雪琴的工作是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提升技能，但在实际工作中她发现，尽管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有很多，但农民工的参与热情却不高，原因在于培训内容重复老旧。“互联网时代，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对劳动者的技能、知识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课程也需要适时更新。应当完善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为支撑、企业和第三方专业培训机构为辅助的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就建议，“把技能学校开到工地去”。他认为，现在职业院校服务的主要是在校生，但进城务工人员也有他们的职业愿景，应该进一步扩大服务人群，提高社会人群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让进城务工人员就近学到实用技能。
企业要成为“磁铁”和“学校”
在朱永新看来，需要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培训的不只有职业学校，还有企业本身。“引导企业了解员工对于技能培训的需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岗位培训计划，使外来务工人员在企业内部接受再教育，帮助他们在升级转型中成长为高技能工人。”苏荣欢说。
事实上，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于企业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按时发工资”。“有一次一起办出国签证，有长期工作的同学，到企业盖个章就搞定了，而我要去出具一系列的证明材料。”有外来务工人员如是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没有人说农民工不可以出国旅游嘛。”
余雪琴也发现，企业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能否安家影响甚大。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公司倒闭而中断社保，最终影响了自己的安家进程，而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需要企业代缴，企业责任非常重要。毕竟，不论是子女上学，还是申请住房保障等，社保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企业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我们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要申请公租房，怎么申请我们帮他，需要出证明我们出证明。政府要服务，企业也要服务，发挥‘磁铁作用’，他自然会跟着你走。”卓长立说。
重庆顺多利机车公司机加部副经理钟正菊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他负责对新进工人进行“手把手培训”，“年轻人干不长久，一般两三个月就辞职走人，好的能工作一年左右。”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就是，“好不容易技术过关了，工人又要离开，新手来了又得培训。结果年轻人不好找工作，企业也招工难。”
钟正菊调查发现，导致这一恶性循环的原因并非是企业待遇不足，“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职业规划和进取精神。”
“其实，很多务工者非常年轻，来城里之前也是一张白纸。企业如果想留人，需要发挥学校作用，不只是培训技能，也要进行道德品质和劳动纪律教育，要育人。”在一家大型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冯先生说，“就像我们年轻时进国企工厂，跟师傅不只是学技能，也学做事做人，打好人生基础，这一点，是当下许多企业所不足的。以后，他可能不在这家工厂做事，但学到的东西，有助于日后的市民之路。”
城里人苦恼的问题，他们也有
“教育、医疗、住房，进了城，城里人苦恼的问题，我们同样也苦恼，只不过，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多。”余先生说。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在厂房林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但许多城市的开发区，往往是厂房漂亮，却缺少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也缺少配套的医院和学校。
以住房问题为例，各地对于农民工能否纳入住房保障体系，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政策不一，贵阳市副市长魏定梅就建议，应当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而在重庆市丰都县，2015年购房者中，农民工占比6成，截至今年2月，该县成功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超过2000人，共计发放贷款4000万元，有了公积金贷款，许多农民工顺利入住新家。
“一些地方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数量非常多。但是附近缺乏好的教育配套。农民工小孩儿上学成了问题。”广东省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全收如是说，现在农民工工资上涨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希望把孩子从农村带出来，在城市接受教育，政府应该在产业集聚区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附近充分调研，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只有这样，技能型人才才能留得下来。
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外来人口进城较多的地区增加公共资源的配置。广东省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曾香桂以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东莞市为例，东莞市户籍人口只有196万人，而公布的常住人口数字是826万人，如果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资源和人员编制还基于户籍人口配置，自然不足，应当在政府性资源的配置中完善机制，让服务和管理更加有效。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甚至于城里人面对的独生子女养老问题，农民工一样存在。曾香桂甚至发现，许多农民工家庭也是独生子女，而针对这一群体的养老、医疗、护理等政策，仍然不足。
其实，许多问题，早解决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比晚解决低很多。余雪琴在工作中接触到了一些身患重病的农民工，许多人是因为早期没有发现病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导致小病变成大病重病，高额的医疗费拖垮了家庭。如果外来务工人员也能每年有体检，很多大病本可避免。
乡村振兴也需要人才
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的张全收，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现象，这5年来，原来很多到沿海地区的打工者，如今回到了内地、家乡务工，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成现在的“凤凰还巢”。“从2013年开始，我的工作重心就从深圳转到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回到家乡。现在公司输出的农民工，有一半都留在了河南省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加大。”张全收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自己当起了小老板。“这些人在南方有的学到了技术，有的挣到了钱。”
在全国政协委员应勇看来，人口转移不是单向的。农民进城带动了城市发展，从乡村角度来看，乡村的土地和产业可以整合，农村农业的发展环境会变好，与此同时，在农村实行规模化经营后，也会有市民来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也就是说，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村劳动力都进城，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不能衰落。农业部原副部长陈晓华就表示，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前，都出现过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这是城镇化的一种必然结果。而在今后一段时期，“农村人口的转移、进城落户还会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客观的趋势。”在农村人口进城的同时，还要把外出的能人引回来，把城里的人才引下来。
陈晓华坦言，在这几年里，已经有700万各类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从事新产业和新业态，给农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这种趋势应该积极扶持和引导。与此同时，村庄人口的变动势必影响村庄布局。“同时还要优化村庄布局。对于有条件的村，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条件。对于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村庄要加以保护，对于没有生存条件的村庄恐怕就要易地搬迁。”
任勇也建议，要积极引导一部分农民就地城镇化，引导农民就地转移为城镇居民，尤其是广大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更加符合国情实际。“目前看，引导部分农民就地转移为城镇居民，符合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我国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已有的几个大型城市群，可以按照现有布局、点条结构和资源禀赋进行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