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公益日”是由腾讯公益发起的活动——公益组织在指定时间内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向大众筹款，腾讯公益基金会将配捐给对应项目。
今年“99公益日”共筹得善款超13亿元，刷新了国内互联网募捐记录。然而，活动和前两届一样受到不少非议。就在10月10日，腾讯公益发布今年活动存在的“套捐”“刷单”等异常现象，发现700多万元异常捐赠，但具体结果未公布。另外，大多数公益组织都在抱怨今年配捐根本无法“抢”到。
是腾讯的技术出现问题了吗？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99公益日”背后的文化史观
“随机配捐”的最大局限
这两年的99公益日都是基于“随机配捐”的规则。本文认为其最大的局限，在于无视了上线项目筹款难度的差异。项目所属议题领域、地域、工作手法、项目周期、组织规模、公民社会指数（四个维度：结构 、空间、价值观、影响）等机器算法不包含的因素都影响着项目间的筹款难度差异。
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曾发布《99公益日首日捐赠一览》。只要我们对比筹款前99名的项目中，疾病救助类、慈善类项目的占比，以及操作型基金会自身项目的占比，就能看出端倪。
试问，儿童类与老人类的项目，服务类与倡导类的项目，福利救助类与劳工权益类的项目，在总体层面哪个更能获得青睐？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99公益日里有组织发起小朋友画廊活动。图片来源视角中国
另外，在讨论规则的公平性时，有几个大背景不得不提：
1、公募权的垄断。这是指公募权的有限开放，以及在99公益日中公益组织需将项目挂靠于公募基金会。
2、行业的资助结构极为畸形。据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社会报》在2016年两会期间的报道，中国现有的47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慈善基金会的比例不足1%；另据NGOCN《民间公益组织政策环境友善度》（2017年）调研的阶段性成果显示，55%的受访组织只有一个或两个资金来源渠道，而参加过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对相关过程的评分也大多仅为及格偏上，甚至不及格。
除上述情况以外，还存在资助理念陈旧保守、社会性别意识淡薄，以及困扰公益组织多年的“行政管理费用”与“产品开发费用”严重缺乏等问题。
3、基金会与公益组织在99公益日中同场竞争。这意味着，两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假，只不过一方是开跑车，一方是穿回力鞋。
4、囿于结社的限制，以及长期的催泪型、舍己型、拾遗补缺型慈善的宣传等原因，公众对慈善公益的理解及理性程度尚待改善。
如果不考虑上述背景，就等于去脉络化地理解99公益日，必然造成盲点，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目前公益圈念兹在兹的绝大部分是配捐的狼多肉少，实在是有点自轻自贱。
一些从业者体验性的语言间接体现了TA们的项目在99公益日中的处境：“今年对腾讯99的好感与期待明显不如往年……配捐结果太意外，我们马上决定中止、放弃……感觉被玩弄了”（ 详见《99公益日：公益人有话讲》）。
表面来看，是因为竞争者多了，实质是因为不合理的规则没变，资源贫乏者的投入产出越来越不成正比，而拥有巨大资源动员能力的大机构却在闷声发大财。这就是为何本文标题要用“历史观”这样的大词，也就是说，在同一历史（事件）过程中，得利者和失利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其对历史的叙事也完全不同。
规则对弱势边缘议题的不公平，还体现在业内一位残障权利倡导者泽宇所说的：“很多视障网友吐槽腾讯99捐款页面屏幕阅读软件读取不了，错过N多配捐，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起跑的那声枪响发出时，我们不在一条起跑线。”
99公益日的线下广告直接展示了某些项目的筹款信息，但腾讯方面并未说明这批项目如何通过筛选。图片来源中国青年网
“改开史观”看99公益日？
但是，在一些非正式的交流中，也有从业者持不同意见：
“99公益日作为平台是中立的，公益项目在其中各展所能，自由竞争。”
“不管规则如何，我们公益组织要自强，不能在99公益日中落后了。”
“人家腾讯毕竟出了那么多钱，我们最终还是受益的。”
……
这些观点，像极了国内某些“左派”在为文革张目时所批判的“改开史观”。所谓史观，简而言之是对历史采取的观点。“改开史观”就是站在改革开放的立场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出评价。我们不妨将上述从业者的观点与改革开放年代风行全国的口号作比照：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前半句隐喻可谓是在文化观层面经典地重构了时间观和消费观）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发展才是硬道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可以发现：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结果为重，过程（伦理）为轻。但“后三十年”的经验早已证明，不谈“什么是发展”、“是谁的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最大程度地享有”等问题，就有可能造成弱势者“被阵痛”，甚至发展承受巨大代价。
同样，99公益日的现行规则若果不进行改变，那有资源的将越来越有资源（因为规模越大的机构，意味着越有成本和渠道进行广告投放），而贫乏者获得资源的个体总量或许会增加，但平均占比却下降了，这种情况也许会循环往复。
另外，由于今年《公益时报》微信公众号对几家大机构涉嫌刷单、套捐的情况进行了披露，引起了业界不少讨论。其实，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大机构之外，显然也有一些草根机构有过套捐的行为，TA们往往有这些特征：
1、机构服务于弱势社群，其工作手法或理念不受现时体制欢迎
2、机构本身资源非常匮乏，且原因与现行政策直接相关
3、套捐是目前不多的获得资金的手段之一
4、套捐所得不用于私利
指责符合上述前提条件的机构套捐，并把解决方案导向所谓的行业自律，甚至鼓吹监管部门的扩权，完全是问题的错置。所谓“真实是公益的底线和生命”，当指向的对象是上述的机构时，就犹如指责那些跳楼讨薪的农民工扰乱了社会秩序一样，责难弱者，宽容强者，也算是文化观错乱的一种吧。
我甚至认为，“在上述前提条件下”的套捐，某种程度上属于“弱者的武器”，是被边缘的机构在不公义制度夹缝中的求存，具有自然法的正当性。
技术宰制的危险
腾讯甘冒可能违反慈善法（第七十四条）的风险，在99公益日到了第三届，仍不向募捐的主体（公益组织）开放捐赠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当然这要在捐赠人选择同意的前提下），以小人之心度之，这并非为了保护用户（捐赠人）隐私，而是因为捐赠数据（核心是捐赠人的多层面信息）的保密和私有，是腾讯托拉斯体系（编者按：托拉斯为一种垄断形式）的一环，目的极可能是为了继续保持在民政部核准的首批13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中的霸主地位。
业内有吕全斌、凉意等从业者提出：捐赠相关数据属于行业的公共资产，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公益从业者应增强数据主权的意识。在我看来，这更是公益组织增强自身主体性的重要一环。
因为掌握了捐赠人的地域、年龄段、身份特征（需由捐赠人自主选择公开程度）、引流捐款的来源、联系方式等信息后，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设置众筹项目的目标受众定位、传播渠道等，也有助于开展捐赠人维护、月捐的劝募等，实现充权增能，减低对腾讯的依赖。
而现在的情况是，新技术新平台的出现，并没有消解或改良旧有的资助结构，甚至存在无法参与决策的“去权”的技术宰制的危险。
保罗·弗雷勒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谈到：“任何试图借着对于受压迫者的弱势的尊重来’软化’压迫者权力的努力，所显示出来的都只是一种假慷慨……为了要能长久的表达他们对于受压迫者的’慷慨’，压迫者必须使不公义的情况行之久远，因为一个不公的社会秩序，正是他们’慷慨’的永恒泉源。”我无意从这个角度来批评99公益日，但技术、资本、政治，确实存在不自觉同构的可能。
99公益日网址页面截图
另外，值得警惕和防范的是，腾讯在应对未来越来越多的指责时，为了降低争议、避免法律风险、增强权威性和政治正当性，可能会选择与体制的深度捆绑。
譬如对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达到一定A级的机构降低准入门槛或提供某些优待，甚至成为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一环；譬如机构的微信公众号被注销的次数达到一定量后，将不允许项目上线99公益日……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那就是产生制度性的排斥，部分被边缘的机构将在99众筹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
也就是说，99公益日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公众筹款平台，本来应该成为激发民间活力的创新先锋，如果不具备结构的视角、自我反思的勇气和谦卑的学习态度，就有可能成为了“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体制外翻版，是对现时资助秩序的无意识映射和臣服，加深了既有的不平等。
如果说上述趋势是杞人忧天，那么我需要提醒的是，近几年来，行政部门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慈善组织认定”等手段以及相应的政策倾斜，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被鼓励的）社会组织”，这背后的实质，是要牢牢控制文化定义（领导）权，是官方意志对民间意志的替代，是标准和规则的重新洗牌——君不见，昔日“公民社会”今何在？
定义，亦即《受压迫者教育学》中所说的“为世界命名”——“一旦被命名后，这个世界就会转以一种问题的形式出现于命名者之前，并且要求命名者再一次给予新的命名。人类的身份不是在静默中确立，而是在字词、劳动、行动—反省的连结（action-reflection）中确立起来。”
代入到本文的情境中，亦即：除了精英学者的定义外，你要创造怎样的公益？怎样做可以让99公益日更“公”“益”？民间公益的历史应该怎样书写？
我之所以不厌求详地引用《受压迫者教育学》这本出版于49年前的经典，是因为书中指出的“宰制”在今天远未过时，还通过构建“传播”的神话，以貌似中立的技术手段，与制度结盟，使不公义的结构秩序具有了隐蔽性和欺骗性。
这样说并非完全否定99公益日的价值和贡献，相反我认为这是公益组织必须抓住的机遇，因此才迫切要求更公平的资助环境。
腾讯作为具有帝国级资产、国家级垄断力、世界级影响力的企业，其旗下的“99公益日”，聚集资源之巨、影响人数之广、关注度之高，已经足以左右中国公益届的生态格局和公众对“公益”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腾讯三年来从未公开大规模地向公益组织及公众征集改进意见（据我所知，腾讯公益曾在银杏伙伴内部开过座谈会征集意见，以及在《公益时报》微信公众号爆料后一个多月才举办“99回归日”，这些显然远远不够），是完全违背“充权”、“参与”的公益本义的。
说到底，怎样认识“99公益日”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是“公益市场化”的争论的外延。什么样的项目能上线、什么样的项目受市场（包含资本与个体公众）欢迎、配捐算法有利于怎样的捐款行为，其实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伦理问题，而分配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是意识形态的外显，亦即政治问题。指望政治问题技术解决，无异于水月镜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