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ada lovelace
编者按：这几天，关于各国开展的“程序媛”公益项目究竟是促进性别平等还是加剧性别隔离的讨论又在网络中甚嚣尘上。
这些为女性专门开设的编程类公益项目旨在改善女性在科技产业中的就业环境，那么女性是否适合从事编程类工作这样的老疑惑，不仅中国的网民这没解决，连谷歌的男性工程师都无法很好地面对。
不久前，谷歌一名高级工程师在谷歌内网中发布了一封长达10页的备忘录，质疑了谷歌性别平等和多元的政策。
他声称女性因为和男性的生理差异，女性并不适合谷歌，而谷歌性别平等和多元的政策最终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的这番言论被公众和媒体所不容，而谷歌也在文章疯传与互联网之后将作者解雇了。
谷歌80%以上的员工都是男性。这样的比例，在硅谷甚至全世界的科技界都不稀奇。据统计，2015年，英国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的岗位女性比例只有12.8%。
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就是程序媛：
1982年，ada lovelace书写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程序。
其实，这种差距从男生女生在大学专业选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2013-14年，52%的男学生选择了理科，而只有40%的女生会选择理科，这种差距，会随着学历水平的升高而加大。
为什么科技行业中的女性比例会成为一个备受政府、学术机构、媒体和业界关注的议题？科技行业的性别失衡，如果真如谷歌工程师所说，是一种生理差异，那么为什么要费如此大的力气“揠苗助长”，让“本不擅长科技”的女性出现在科技界？甚至，这种强行让女性进入某个行业，是不是一种反向的对男性暴力和不平等？
谷歌工程师的言论，就像是弗洛伊德“生物性即命运”（Anatomy is destiny）的现代翻版：生理差异决定了女性和男性在行为和认知上的不同，它从生理角度，将男性的特权地位合理化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生理差异是存在的，简单的一个怀孕生产的体验，就足以辩驳许多试图证明男性女性生理平等的论证。但是这种生理差异并不足以佐证男性与女性在能力上的优劣，它最多只能证明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往往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是两个对立的群体，而只意味着女性更倾向于有某些行为或做出某些原则，而这种行为或选择，许多男性也是同样可以做出的。
在分析这些差异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些差异是生理因素导致的还是文化因素导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认可和强化这种不同，而是去消解基于此造成的机会不均等。
然而，先承认差异，对女性来说就是危险的，因为这很难不让人将它与优劣联系起来。谷歌工程师认为女性不适合科技界就是一个明证。为什么科技和高管依然对女性壁垒森严？这并不是因为生理原因让女性没有能力，而是这些行业往往是高薪行业，进入这些行业，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意味着成功和话语权，意味着获得某种特权。
而这种特权一向是由男性把握的。但是许多男性，却从来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特权。甚至在自己不再能够继续享受这种特权的时候，大喊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就像谷歌工程师所认为的，平等就应该是男性与女性、白人与少数族裔享有同样的机会。没错，但是他只看到谷歌作为公司，给女性和少数族裔提供了各种课程和支持项目，而这些，作为白人男性是没有份的。
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进入学校、进入科技领域、进入管理层的时候，女性和少数族裔所面对的壁垒，这可能是缺乏同性别同肤色的榜样人物；可能是媒体中对肥胖、嫁不出去且带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女学者的刻画；可能某个老师和家长所说的女性更适合去学习艺术，嫁人相夫教子；而且可能是从幼年开始，男孩玩飞机女孩玩芭比娃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程序媛项目工作人员微博截图：
“鼓励大批女性进入科技行业非常重要”
拥有特权的人会把自己享受的特权当做一种本应如此的事情，而不会意识到这是别人无法享受的特权。而且，他们也往往不会自愿放弃这种特权。
2014年，澳大利亚的一个社会学团队曾发布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1800名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夫妇。结果发现，新爸爸们都更加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孩子出生前不同，他们不再那么坚定地认为双职工家庭父母应该平分家务和育儿职责。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相比有工作的母亲，全职妈妈更加能够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研究者指出，这种差别并非是生理性的，而是社会在工作安排、产假安排、公共服务和教育方面为女性所创造的制度性阻碍。而透过这一制度性阻碍，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男性的特权，因为即使第一个孩子出生对父母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父亲依然可以选择不被这种挑战所束缚，去挣钱养家，追求社会所认可的成功。而母亲，则可能没有这样的选择机会，因为女性角色“本该”去养育孩子，操持家务。
但问题是，父亲们的改变，是发生在孩子出生之后的。也许，在他们发现了育儿的辛苦之后，他们也发现，传统性别角色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在一个家庭中尚且如此，要让特权阶层为他人放弃特权，就更加困难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各种公民平等权益的斗争中，给某些特定群体名额，总会成为一种绕不开的改变不平等的手段。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部门、大公司总是会有某些女性比例的限额。这并不是最好的改变性别平等的方法，但是制度性的倾斜，是在不平等依然存在的时候，最直接的让拥有特权的人意识到并放弃特权的方法。只是我们虽然一直都在这么做，却很少解释这背后的原因。
而从谷歌工程师的这封信中，我们也再一次看到，有特权的人是不会轻易让其自己的特权的，而女性如果想要改变自己所遭遇的不平等，除了自身努力之外，除了追求制度性的倾斜措施之外，我们也有必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否则，我们任何的努力，都可能被混淆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利益，其实只是不平等的特权。
参考文献：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5/jun/13/how-well-are-women-represented-in-uk-science
BaxterJ, Bucher S, Perales F & Western M A Life-Changing Event: First Births andMen’s and Women’s Attitudes to Mothering and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r SocialForces 93 (3),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