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们并非是那种“除了热情什么都给不了”的人。
“我们意识到作为一家公益机构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在北京打拼的人，他们面临的真的不是住宿问题，面临的是要不要在这个城市发展和生存，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孩子在哪里上学……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公益机构、爱心人士，都只能做单一的帮助，做不了全面的帮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富平学校的负责人李青芝说。北京富平学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在 2002 年创建的提供妇女家政就业培训的机构。“富平”，意思就是“让平民富裕起来”。
11 月 18 日大兴火灾发生后，北京展开了为期 40 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大量不合消防和政府各种规范的人们受到影响，被要求短时间内搬离住处。
这一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也聚拢了不少热心人士。不少个体和组织都积极从各渠道收集和整理被清理地区的信息，希望制成一张最新的清理整治分布图。但仅仅 3 天后，地图就已经被不断增加的圆圈填补得密密麻麻，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受影响的区域越多，想要提供帮助的人就更快地涌来。过去一周提供救助信息的文章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得数十万的阅读量和上千条希望提供帮助的留言。一篇名为《支持北京志愿信息汇总》的石墨文档在 11 月 27 日晚由于顶部同时添加救助信息的人过多而无法继续编辑。
这些文章和共享文档的初衷都是想将救助者和求助者配对，但这座桥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搭建。“我在想他们（求助者）是不是不知道信息的存在。” 京湘在线的创始人陈逸坤说，这是一个类似于北京同乡会的民间组织。
我们在 11 月 24 日之后开始关注不断出现的公益人士和志愿者，看到最不缺的是热情，然而，热情之后则是难堪的现实。
大部分的支持者的信息实际上都处于“空转”状态
“网上消息一爆发，巨多好心人说要提供免费住宿、热饮、工作……没用的，都是空转的人。”豆瓣志愿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沈童说。豆瓣志愿小组在 11 月 26 日成立的首要目标就是停止“热烈”的但无实际效果的朋友圈信息转发，希望把志愿者送到现场去。
他们利用百度指数搜索了几十个和清退相关的关键词，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词指数很高，例如“新建村”、“皮村”、“清退”等。而大量正在拆迁和搬离的村子，其搜索指数在事前和事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救助信息只是在社交网络里空转，没有落到实地上去，根本还没有救助人员扑到那些地方去，”沈童说。
他们判断的依据是，如果有组织或者个人奔赴现场，他们至少会在百度上搜寻地名和周围的情况。这张百度搜索指数的地图和实际的清退地图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大部分人都只是口头表达支持，甚至没有搜一搜他所支持的人到底在哪里。
图/高德
所以，缺人是共同的问题
转发、点赞表示支持，可能只需要手指间 2 秒钟的时间，而在现场真正能待上几个小时或者在后方全天候提供帮助的人屈指可数。
豆瓣志愿小组的核心成员中只有包含沈童在内的两人是自由职业，其他 3 人都有全职工作。两人负责技术，一人负责数据库，一人现场指挥，沈童负责外联，即便是这样分工明确，由于工作量巨大，这些天每个人都在干着几个人的活。
沈童从 26 日开始就在不停歇地收集志愿者信息和对接十几个公益机构，她的头发已经一条条地泛着油光，堆满了头皮屑，“我累得不行了，每天睁开眼就在弄。”
每一个希望帮忙的人都得通过她的审核，她再把志愿者的相关资料传给数据人员，过去 3 天，她的微信添加了超过 500 多人，最后有 200 人被选入豆瓣志愿者的群里。
和沈童对接的多个公益机构都表示现阶段最缺人手，希望豆瓣能分配一些志愿者。与此同时，想成为志愿者的人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帮忙，中间始终隔了一层薄膜。
而对大多数有全职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在周末或者临时空闲了才能帮忙，但这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奔向哪里，只是干着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姚伟昨天闲了下来，便想参与救助，但却不知从何入手，“整个事情组织得太松散了，我想来帮忙，都不知道从哪里做起，群里也很分散，没有集中安排。”
松散，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资质
沈童承认豆瓣志愿小组非常松散，但也别无他法，“我们只有散，我们也没有备案，如果实的话，是很敏感的事情。”她说，公益组织必须有官方组织担任主管单位。
目前她和成员 24 小时盯着群里的对话更新，看到某地需要支援就只能挨个和每个人的微信聊天，问询是否有时间前往。
她不敢跨越那条线，在采访中她也显得十分谨慎，唯恐透露和她保持联系的公益机构，毕竟短短几天，已经出现了前车之鉴。
在救助行动中最先响应的是天鹅救援队，他们的公众号在 23 日推送的《“清理”，除了围观，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的文章有 10 万加的浏览量和接近 2 万个赞。他们也迅速建立起了此次清退中最大的救助公益群，群内成员有 218 人，但从前天开始这一微信群就停止接收任何新成员，29 日晚上 8 点宣布正式解散该微信群，并解散天鹅救援队。
他们并没有在公告中解释原因。在此前一天我们致电天鹅救援队的负责人时，他的情绪很低落，并且拒绝采访。他称自己想低调一些，对于天鹅救援在事件中引来的巨大关注度他显得很懊恼，“最好都不要提天鹅，我们只是默默帮忙就行了。”
我们致电的北京协作者和温暖北京等公益组织也都以不同理由拒绝了采访。
很多人愿意提供现金资助，但这条路基本上也是堵死的
各类救助信息的文章下经常能看到问询捐款的留言，公益组织也接收到了不少希望捐款的电话，但现状是没有多少机构有“接受捐款”的资质。比如 2017 年 1 月 1 日《境外非政府组织(INGO)境内活动管理法》在中国生效后，国际 NGO 不得在中国大陆境内募款，该法涉及的超过 7000 个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就都失去了救援能力。
不少公益组织开始的时候寄希望于众筹平台，想以求助者的名义“募捐”，但现实问题是此次清退的人数过于庞大，“如果 500 个困难家庭都上众筹网站，志愿者没有足够精力指导每一户家庭使用这一平台。”一位接受采访的志愿者说。而对于想在众筹平台上捐款的人来说，一个人面对 500 个家庭，应该捐给谁也成了难题。
一些公益组织考虑打擦边球，以私人名义垫资，之后再进行众筹。那么问题是谁能先垫上几万乃至几十万块的钱？而之后众筹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最后都不了了之。
没有钱也就没有了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比如说得最多的搬家
搬家是不少人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之一，对于那些搬离时间是 11 月 22 日的人来说，志愿者已经错过了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越晚一天，错过的人就又多了一些。
但据沈童透露目前没有一家专门或者是主要提供搬家服务的公益机构。大多只是一些个体表示能提供一两辆车帮忙，但无法覆盖到大批需要迁移的人口。公益机构曾和搬家公司商谈能否以更便宜的价格提供搬家服务，理想情况是免费，但结果也都无疾而终。
这个最大的需求实际上处于无解状态。
新的问题又来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应该搬到哪里去？
对来自湖北黄冈的装修工王林来说，正常情况下每天早上 6 点起床，8 点到工地开工，他住在北京五环外的韩家川村，虽然这里距离市中心 20 几公里，但对于他的预算来说，“没有比这里更近的地方了”。和王林一样的很多外地工人大多住在北京五环以外，这是他们权衡多种因素后选择的地点。但当面临清退时，提供住宿的机构并不总能在理想的位置，要么和他们的工作地点相隔太远，要么和小孩的上学地点离太远。
实际上，有能力提供大面积住宿的公益组织也大多位于偏远地方，他们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以服务的人群。在通州区漷县镇的富平学校能提供大约 200 个床位，“我们已经是六环外了，离市里要 2 个多小时，”李青芝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路线发给她们就没回复了。”
自今年 8 月韩家川村拆迁以来，村子里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离开，村子里一半的装修工人都是黄冈浠水县人，王林的老乡基本都回老家了，村里只剩下两家餐馆。但王林还在犹豫，“下决定很难啊，回家后北京这些年积攒的客户都丢了，要重新拉关系。回去的话还会有两三个月没收入，我爸妈的岁数也大了。”
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空转原因在于求助和救助者没有交集
“我们的志愿者是豆瓣、知乎和微博用户组成的，农民工是不上豆瓣的，和我们有隔阂，我们在这些地方狂转发没有用，” 沈童认为这是几十万的转发和浏览量，却只有少数求助者打来电话的根本原因。求助者与救助者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这层隔阂在网络上难以消弭，反而会被放大。
陈逸坤于 11 月 27 日在京湘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称平台将作为桥梁，帮助有困难的湖南老乡。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了近 20 个愿意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的信息，但求助的湖南人只有2人。
京湘在线有 1 万多活跃的会员，这层会员本身就已经经过了某层筛选。陈逸坤从事互联网行业数年，但他怀疑互联网是否覆盖到了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信息不透明，有信息差，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提供帮助的人存在。”
在我们采访的公益组织里，富平学校接受到的求助电话最多。李青芝认为这要归因于学校鼓励学员在朋友圈内转发救助信息，这些学员属于低端服务业人群，他们能触及到部分需要帮助的人，但她们的力量也很有限。5 天后，达到 20 多万阅读量的文档也只带来了 20 个电话，渗透率只有 0.01%。
结果，“来晚了”成为救助者遭遇的尴尬常态
救助者显得异常被动，他们总是在强制搬离消息出现之后，才紧急赶往现场。这还是最乐观的情况，很多时候他们在撤离的12小时后才得知消息，赶赴现场，他们唯一得到的肯定就是——“你们早点来就好了”。
志愿者晚的并不是一天两天。如果没有大兴事件的发生，正在悄然进行的清退行动也许不会引起任何关注。11 月 29 日当姚伟带着自己的两个学生到韩家川村希望进行救助时，到现场才发现拆迁行动已于 8 月结束。
姚伟接着载着学生前往离韩家川不远的北安河村，却发现这里已经夷为平地，绿色的织网下堆满了碎石砖块。晚上 7 点还剩一家闪着微弱灯光的房屋，一位佝偻着背的男人正准备关上大门，当他们上前问道这里什么时候拆除时，他的回答是：“已经拆了好几年了”。
明星村让更多人了解到面临的问题，但也浪费了资源
11 月 26 日，当沈童和 20 多位豆瓣志愿者赶到皮村时，他们发现已经断水断电 7 天的住户已全部撤走。而剩下还没拆的区域也早被救助信息铺满，“其实皮村根本不需要这些帮助了，皮村是打工圣地，工友之家的地方，”沈童说。皮村除了打工学校还有同舟家园，这些组织平时和村里的居民联系很紧密，因此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但也正由于皮村是明星村，这里聚集了太多焦点，同时也浪费了不少资源。过去几天，这里每天仍能吸引不少志愿者和媒体前往，豆瓣志愿小组 26 日到现场时遇上了接近 200 位“无头苍蝇”一样的人聚集在这里。
但仅是和皮村一墙之隔的其他村落，却无人问津。
解决住宿可能是最简单的，但终究不能解决生计
富平学校能提供免费住宿，但他们对求助者的要求是 18-50 周岁的女性，且愿意从事家政、养老、育婴等服务，换句话说他们只接受女性，这一限制条件等于向很多有家庭的女性关上了大门。很多女性打电话咨询后，表示会跟家人商量，但之后就杳无音讯。
这些女性向李青芝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如果全家搬到通州漷县镇，小孩能否在附近读书，漷县镇附近只有一个公立幼儿园，这一条件让不少人打了退堂鼓，“孩子的教育我真的没法保证，我们的同事也进不了这里的公立幼儿园，”李青芝说。
不少女性当下需要免费住宿，但她们并没有准备好换一份职业。一位打电话咨询的女士此前的工作是教外国人中文，“她的能力和家政阿姨的基础差很多，她来等于她要改行，但她不一定想这么做，也不会把家政当成在北京一生的职业，”李青芝说。
这些对话让李青芝感到无力的同时，也让她意识到自己在解决的不是单一的住宿问题，而是全家的生计问题。女性们在此刻做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工作和孩子未来的教育，这不是短期内能做出的决定，也不是富平学校能立马解决的问题。
当全中国的人都因为北京的收入和机会多，争相聚集在这里打工时，“除非二三线城市的就业机会慢慢提升，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谁想背井离乡，跑这么远来工作呢？” 李青芝说。
富平学校回访过几次打电话咨询的女性，但截至 11 月 30 日，仍旧没有人搬入。
产生新的群租，同样要面对被赶走的问题。
即使最终有女性进入富平学校培训，她们毕业后可能会被分配到雇主家里，也可能会住在市区公司提供的宿舍里。据李青芝透露，由于下岗后必须有住宿的地方，不少北京的家政公司都提供群租宿舍，而这些地方终究还是会被认为有“消防隐患”，逃不过被赶走的风险。如果要查处，“那整个全北京的家政公司都不要活了，面临的就是全北京 50 万人待岗期间，下岗之后没有住的地方，”她说。
富平学校在通州的校区昨天也经历了排查，暂且符合标准，只是需要多加一些设备。差一点，这个能提供最多住宿的地方也自身难保了。
紧急的工作机会，至少在目前看还没有解决问题
11 月24 日晚上一篇名为《一把大火烧出的冷，北京的餐饮人还你温暖》的文章积累了 42 万的阅读量和 1500 条评论，500 多个北京的餐饮企业在文章下留言表示能提供工作机会和住宿。汪洁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观见餐饮圈的创始人，这一平台去年 8 月建立，主要为创业公司提供餐饮培训。她用“无心插柳柳成荫”形容这篇文章吸引的热度。
25 日下午这篇文章的评论区被迫关闭，汪洁预估能提供帮助的餐馆远多于 500 个。她随即又将留言区的 500 多条餐馆信息整理出来，发布了一篇新文章，这篇文章也有接近 2.5 万的浏览量。汪洁对这一结果很满意，但她并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得到了帮助，“这个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的作用就达到了。”
她把自己的功能比喻为给朋友介绍对象，“我介绍你们认识，但我管不了你们怎么结婚，生孩子，婆媳关系……”她认为这需要更大体量的机构完成，而她只能解决她力所能及的问题。
离这篇文章发布已经过去了 6 天，看起来联姻并不成功。我们联系了表单上北京西城区的云海肴餐厅，北京田源鸡餐饮集团和丰台区的一品布衣徽州菜，他们均表示过去几天没有接到任何求助电话。一品布衣徽州菜表示目前暂时无法接受入住人员了，因为自己员工的住宿问题已经让他们应接不暇。
奔走茫然的乱相还在持续，热情的人热情似乎不减。两个平素交集甚少的人群，各自表达着自己的焦虑。
当热情的人们想要动员更多力量支援清退人员时，不论是志愿者，还是 NGO，或者就是临时凑起来的一群热心人，他们拥有最多的只是热情。让他们能够完成一些事的根基是社会，但问题是，现在并没有社会。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青芝、姚伟、陈逸坤、王林以及沈童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