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道说”演出现场（本文图片均由桃莉格日勒提供）
“男人是狼，女人是羊，羊怎么能跟狼要求平等？”四年前，在一次女性导演的观影活动中，一位男士在互动环节向策展人小铁抛出这个问题。
小铁愕然。尽管考虑了诸多可能性，这个问题还是超出她预期，“我们以为如今女性地位有很大提升，至少男女平等是一个很深入人心的概念，没想到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最新出炉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差距情况首次出现倒退，中国排名九连降，比去年下滑一位，跌至第100位。
小铁并没有觉得那个尴尬的提问是恶意的。“他只是没有这个生命体验，没这个体验，他就很难想到女性为什么会遭遇歧视。”
△ 剧本朗读会现场
女权到底是什么权？
细眉，红唇，妆容精致。但没人会把她跟温顺驯良的“羊”的形象挂上钩。她叫辛颖，熟悉的人称她为“小铁”——作为一家公益机构的执行主任，她做事雷厉风行，因此被称为“铁主任”。
四年前，小铁发起女性导演影展活动，让她记忆深刻的这样一个提问： “女人到底要什么权利，是要特权吗？是既不想干活，又想要平等吗？”
“要什么特权，我们要求的是平权。”小铁说。
策展从2012年底开始筹备，由她和另外三个伙伴打理。在表现形式上，小铁脑海里头一个蹦出来的，就是美国伊娃·恩斯特的《阴道独白》。“艺术是表现女权的很好的一种形式。”她说，“不是说教，而是两者结合，产生非常强大的化学反应。”她决定从女性导演的影片入手，给她们办影展，让女人来呈现女人。
“就想为中国的女性导演提供一个平台，让中国观众有机会能够看到性别视角的作品。”
敏感从幼时就开始积累。小铁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很小就嗅出了性别所带来的压迫感。“我小时候奶奶就老说，你不能太野，太野你就会嫁不出去了。”小铁说。而小铁的母亲，则因为是女儿而遭到外公的家暴。
上大学让她挣脱了来自家庭的桎梏，她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女性的论著，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第一届影展策划了整整一年。找导演是最费力的环节。“内地的片子最难找，外国的、港台的片子反而好找。”小铁说。
劝说女导演来参加影展绝非易事。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女权”的概念，“但其实你跟她聊起来，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就是很女权的。”小铁说。
有一次，她去见一个女导演，聊到女权，导演感到很陌生，“她觉得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就是个做电影的。”后来，随着了解的增加，“她说，小铁，我看看我的生命，我其实一直就在讲女人的故事。”
直到2013年底，影展才正式拉开序幕。影展一共展出了二三十部剧，在北京的多家电影院和剧场放映，从第一场起，热烈程度就远超她预期。
她还记得最后一场在706空间举行的放映活动，片子是杨天乙导演的纪录片《老安》。那天很冷，放映会又在晚上，但场面火爆，甚至有没座位的观众站着看完了影片。
那天，在外出差的导演杨天乙飞机晚点，没有按时出现在现场。放完了片子，担任闭幕主持人的小铁问观众愿不愿意等导演，出乎她意料的是，大家都表示要等。“当时还有个老奶奶，也没走。”小铁回忆。小铁干脆组织大家互动，在提问环节，又有男性观众说了一些没有性别意识的话，马上就有女性观众站起来跟他辩驳。
这让小铁看到了影展的意义：“你不能把他们看作敌人，而是要把他们看作潜在的盟友。”
△ 剧本朗读会现场
讲出身体的故事
比小铁更早接触到《阴道独白》的“桃子”还记得，当自己第一次读出“阴道”这个词的时候，脸都在发烫。
那是2007年，从新疆来到上海读大学的桃莉格日勒参加了复旦大学的性别社团，第一次参加社团线下活动，学姐发给她一个剧本，翻开剧本，“阴道”这个词，她念都念不出来。好容易读出来，脸一下就红了，学姐们也笑了。
“读出这个词后，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性别，去正视自己的身体和身份。”桃子说。
这部剧推着她走上女权的道路。2016年，她和伙伴任娜瑛、陈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创作一部中国版的“阴道独白”。
这并非《阴道独白》的衍生产品第一次在国内引起反响。201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性别活动小组曾经发起一起名叫“我的阴道说”的活动，引起社会巨大的争议。有人觉得这是一次权益的抗争，还有人觉得是哗众取宠。
桃子先跟美国剧本方交涉，但对方表示，如果你们要演，就要按照剧本演，一个字都不要改。
“但我们发现笑点跟中国的国情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搜集故事。”桃子说。
活动从北京的高校聚集地五道口开始铺展。她们写个招募文案，召集志愿者，采访了60多个人，并从中挑选出故事，由陈瑶改编为8幕剧本。
“我们发起这个运动，关注了很多平时大家不好意思去讨论，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桃子说，这些故事里，有性侵，有堕胎，有着讲述人难以启齿的伤痕和回忆。“这些人讲述她们的故事，也是心理治愈的过程。”
有个故事让桃子记忆深刻。讲述者讲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母亲老套的爱情故事——她的父母在年少时相爱，由于家庭成分和经济实力的差距，两人在一起的阻力很大。在母亲怀孕之后，这对年轻的情侣，为了保住这个孩子，选择了离家出走，躲在山洞里，生下了孩子。父亲亲自为她接生，从母亲的阴道，将她带到世界上。
“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忧伤的故事，因为她的父母现在关系并不好。”桃子说，这个听上去隐晦的词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关于爱和选择，以及人生的感悟。
“很多人说，这些事憋在心里很久了，不知该跟谁讲，讲完舒服多了。”讲述者都是匿名的，当她们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后，她们隐匿在观众中，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演绎出来，激动地给桃子发信息，说自己流了泪。
为了能让这个话剧流传得更广、更久，桃子和队友们还发起了“灰粉色运动”，只要高校社团愿意发起这个活动，不管是演出还是剧本朗读会，她们就无偿送剧本，随着最初的团队不断有人走上工作岗位，“阴道说”小组还确立了规则，每年都会有一名大四的女生接过指挥棒，以保证活动能够继续推进。
2018年的指挥棒交到了大四姑娘罗欣悦手上。一次闲聊，她跟父母说了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父亲没发表什么意见，但母亲却旗帜鲜明地反对。
“我很避免跟她交流这件事。”罗欣悦说。有时，当她在忙着演出的事，没接母亲的电话，尔后打回去，也往往用忙其他的事搪塞过去。“她也不是做道德评判，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就是觉得没必要，就问，你做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
桃子也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为“阴道说”做宣传时，她每天要发好几条朋友圈，“可能是这三个字比较扎眼”，一位北大的老师委婉地提意见：“桃子，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做别的公益事业，你不觉得格局太小了吗？” 这让桃子好笑又无奈，“我关注女性权益，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件格局很小的事情？”
“她们会觉得，如果给自己加一个女性的标签，那我能谈的就只是女性的东西了。”小铁说。
这种认为“格局小”的情况也并不只存在于男性群体中，在跟女导演们沟通的过程中，有一位女艺术家干脆告诉小铁，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也不想说自己是个女艺术家，我只是个艺术家。
“我感觉她很害怕这个标签，她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小铁描述道，“其实即使有性别视角，也是可以谈世界的东西的，只是大家觉得加了女性的标签，自己就被矮化了。”
△ 桃莉格日勒和伙伴为演出发起众筹
歧视面前，高管也未能幸免
更多时候，在性别差异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就连女性也很难感受到这种压迫的存在。
2017年全球性别报告显示，中国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两个分项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但在“预计收入所得”和“高管与政要人数”方面较去年有所下滑，而在“新生人口性别比例”方面，中国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是影响全球排名的最大薄弱项。
2008年，我国在全球性别平等差距中一度排名第57位，后来排名一路下滑。
“当然，男女平等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性别差距指数其实是测量性别间平等或不平等的一个可操作的过程。男女平等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问题，但它只是抽取了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几个维度，每个维度下面又有几个指标——国际公认的，又是数据可得的指标，可能本身也不是最全面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利娟解释道，此项报告是考量在国家现有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男性和女性在分享社会资源和机会上是否平等，“可以说我们的男女平等的发展速度没赶上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2017年初，中铁物流集团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铁物流公司)三名正在怀孕后期和刚休完产假的女员工被降薪、乃至撤掉工位、强行停掉考勤，直至被辞退失业。
客服总监小林也在其中，她算是公司的中层。她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这个部门是新成立的，平时领导同事关系都很好。”小林说。
情况在她怀孕之后，悄悄发生了变化。2016年初，小林结婚怀孕，“当时我跟领导说怀孕的事，领导脸色就不太好看。”小林说，但她没多想，她家住在昌平，而公司在通州，在北京，这几乎是个“大对角”，为了怀孕不影响工作，她专门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住。
到了2016年12月，公司开始跟她们谈降级降薪。说是全员降薪，但小林告诉记者，她打听发现，同事降薪最低的也到80%，只有三名孕妇员工降到50%，“还有人还升职，薪资也涨了。”
小林三人拒绝签字接受降级降薪。公司以不配合工作为由，找人接替了她们的工作。
没了电脑工位，三个人还坚持上班，却只能搬个凳子在办公室里坐着。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同事们也不跟她说话，“每天什么事都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就像空气一样。”小林说。
2017年年初，单位将一纸解除劳动合同发到了她的老家。彼时，她怀孕已经到了8个月。
接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母亲傻了眼，马上打电话问她出了什么事，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辞退了。她赶紧让母亲把劳动合同寄过来，发现连社保从2月就停交了。“我三月的预产期，这时候社保要是断了，我连生育津贴都没有。”
小林只好挺着大肚子，一边产检，一边找机构代缴社保，走上了维权的道路。三位怀孕的工作人员提出劳动仲裁，10月31日，其中一人的仲裁结果出来了，由于中铁物流经通知后未到庭，朝阳区仲裁委做出缺席裁决，中铁物流支付其去年12月初到今年1月底到工资差额1万余元。
“大部分职场女性在维权路上走不下去，主要因为维权的成本太高。”小林的代理律师黄沙说。而遭到歧视后维权难，并非职场女性所面临的唯一困境，据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6年的论文显示，男女性别差异工资差异达到了10%左右。
吴利娟告诉记者，其实，就算是在职业女性内部，不同工种的人所面临的不平等情况也各有差异。高管面临的更多是晋升通道不畅、在行业内部压力更大，职场文化不利于女性晋升，而对于体力劳动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种，不平等的形式则更为赤裸——工资更低。
中铁物流集团不服仲裁结果，提出上诉，12月5日，律师黄沙作为三名孕妇的代理人来到北京市三中院应诉。但没等开庭，对方就撤了诉，据新京报报道，中铁方的代理人表示，撤销起诉是领导决定的。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林却高兴不起来，纠缠了一年多，她并不敢确定，战友的胜利是否意味着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整体上我们社会支持体系还需要完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周伟解释道，“全面二胎放开后，生育保险需要支持体系吧，全部由用人单位支持是不合理的，应该由国家来承担。”
周伟认为，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社区的作用不可或缺，应该承担一些替代性、服务性的工作。“有的单位好多个女生，女性年龄结构差距不大，出差了谁来接送孩子、照顾孩子？如果都不愿意出差，谁愿意招女生呢？”周伟说，“如果社区能有公益性机构，能承担这样的工作，甚至可以支付一定费用，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阴道说”演出现场
给女性更多选择
值的关注的是，这种情况悄悄地进行了改变。吴利娟注意到，在北京，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奶爸越来越多了，“男性独立带孩子在年轻一代还是越来越被接受的。”她说，“但职场也要打造家庭友好型职场，不要让职场的文化环境跟家庭是对立的。”
这与小铁她们的活动与概念普及是分不开的。2012年，在参与裸体拍照反家暴的活动中，小铁和参与者遭到了激烈的谩骂。“有个男的说，像你这种人，裸着上身拍照，怪不得你要被家暴。”
小铁没骂回去。“不能他骂我，我就骂他，这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小铁跟他解释，自己其实并没有受到家暴，只是为了用行为艺术反家暴。后来，男士给她道了歉。
在她看来，挨骂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现在有人骂女权婊，以前甚至不会有人关注这个议题，因为你不够强大，连被看到、被骂的资格都没有。”而道歉，就意味着一次平权意识的普及，效果就算达到了。“我不认同直男癌这个词，应该叫直男炎，它不是不可救药的，只是他们缺乏平等意识和性别多元化的渠道。”
“敏感”的女性们在发力。她们敏锐地盯着着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次都提出抗议，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女权问题。
2015年春晚上，小品“女神和女汉子”又强烈地拨动了她们的神经。“看的时候大家在吐槽，到大年初二我就开始写东西。”后来，这件事情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
吴利娟也觉得，社会舆论和影视作品中，其实经常会对女性有偏见和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很多人就觉得这就是搞笑的、是编的，跟它较什么劲啊，但其实它反映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这种印象也是可以传递的。这种形象的塑造和传递，让大家觉得，可能女性就是这样的，从而推导出女性可能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进一步传导下去，衍生出来女性对自己的归位和社会对女性的归位。但真当到了要结婚、生子，做取舍平衡时，女性就会受到影响，你会以为自己只有这种选择，只有这种选择才是对的。”
小铁还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女同学专门跑去跟她说：我就是想当金丝雀啊。她回答： “你想当金丝雀没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当你知道这世界有很多选择之后，你再做选择，选什么都可以。但现在很多女性，只知道有A选项，不知道还有B、C、D选项。”
这是她的目标——让更多女性看到其他选项。“我希望这种教育能走进课堂，让大家知道真正的女权是什么。”
这和吴利娟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她看来，如果整个话语体系和社会的性别观念没有变化，即使在政策层面推行一些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做法和政策，“它能看到效果，也很有可能会反弹。”
这个改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小铁告诉记者，直到两个月前，她在高校做分享会，依旧会有男生问出类似的问题：“女生是不是要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