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济人在加州森尼维耳某公园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早餐（Douglas Ling摄影）
慈济，是非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1966年，它由年轻僧尼证严和几位妇女创立于台湾，这个运作于90多个国家的慈善组织，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慈善团体演变为一个全球性NGO。慈济既运作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又活跃于那些遭受最严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国家，如阿富汗。该团体的活动，涵盖了从慈善服务到灾后救助等一系列活动，如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的洪涝水灾，2005年东南亚海啸，以及美国卡特里娜和桑迪飓风等。2009年，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灾害救助和教育工作达20多年后，慈济成为第一家被中国政府正式认定为民间私人基金会的境外非政府组织。2016年，慈济五十周年庆期间，奥巴马总统派了美国国土安全局宗教与邻里伙伴关系中心主任戴维·迈尔斯赴台，以表达美国政府对慈济长期参与救灾工作的感谢。就其在全球和跨国慈善领域中的突出表现而言，慈济的成就是非凡的。
超越文化视角
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慈济成功的方式，是“文化视角”：其要义，文化是作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发挥作用的。在这一视角看来，在政府履行某些社会功能时，社会则在基本需求之外补充这些功能。慈济以多种方式，替代了它运作其间的多个国家政府的某些社会福利功能，延续了福利供给的中国宗教传统。
文化视角对慈济之兴起，提供了一种信手拈来的解释，但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这种解释尚有诸多不足。最显豁的是，该视角往往将新的社会组织视为传统的延续，而断言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因而重大的文化变迁对社会来说，无法轻易吸纳，这使社会创新变得难以实现。
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台湾的流行，似乎对于社会创新是一个障碍。但事实上，许多学者将慈济的出现，不是看作一种创新，而是看作传统价值观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台湾社会民主化所引起的动荡的一种回应。然而，这种流行观点仍解释不了许多事情，因为它忽视了慈济崛起中组织创新的重要性。
大多数研究者赞同，早期组织结构可能在决定社会变迁发展的方式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在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高度灵活的学术网络和产业网络，对1990年代高科技公司的崛起是至为关键的。同样，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家约翰·帕杰特(John Padgett)证明，现代金融体系的某些创新方式应归功于中世纪佛罗伦萨家族及其商业网络。帕杰特和鲍威尔在2012年出版的《组织与市场的兴起》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范式。与文化视角相比较，他们所提出的组织创新视角，为理解慈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
大多数传统中国慈善机构，如寺庙，依赖于有限的资金来源。最常见的是“香火钱”，这是信徒拜访游览宗教场所后捐赠的钱。宗教组织用其中一部分钱来做善事。中国等东南亚非营利组织，常常依赖于政府拨款来维系其日常运作，并往往成为其预算中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尽管这种公共资助，有助于非营利组织解决因资源不足而引发的紧迫问题，但消极后果是，导致其无法提升自己的筹款能力。
政府资助从未成为慈济的重要收入来源。相反，通过组织创新，慈济获得了财务独立性(我称其为“分散化的资助体系”)。这一体系在募款和决策方法上，不同于传统宗教慈善组织。加入组织的人既有募款义务，也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她们被称为“委员”，一个涵义类似于私营公司中“董事”的称谓。
早期的慈济委员，主要为来自各界的妇女。其中许多人有从商经验，另一些人曾供职于政府机构。这种背景的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委员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助于形成一种民主的文化及责任共担意识。委员们一身三任，既是决策者，募款者，又是社会工作者。
这种志工模式对台湾人来说，是全新的，吸引了来自传统宗教领域之外的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组织体系，其意义体现在慈济与传统中国宗教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不同方式上。传统宗教组织不会细致评估所提供救助的影响力，也无需对捐助者尽说明之义务，而捐助者也无权询问寺庙如何使用捐款的。济贫被视为宗教实践之一个方面，通常发生于除夕夜。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济具有向“捐赠者-会员”说明的义务，因而致力于建立一种有效的济贫体系，从而可以测量自己的影响力。为了证明一项事业值得援助，支持这项事业的委员须搜集证据，并在每月一次的委员会议上说明情况。久而久之，慈济逐渐形成了指导调研过程的流程，以及决定提供补助的资金标准。如果委员批准该项目，慈济就会给予补助，以帮助接受者在经受挫折后，重归正常生活。有时，还会给予那些无法自食其力者以长期经济补助。
这种分散化的权威结构，有助于慈济在形成期建立一种比较平等多元的组织文化。慈济有如下的口号“为社会公益而竞争”。除了要求成员遵循基本道德准则之外，慈济允许成员设计自己的劝募程序，并鼓励他们形成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法。例如，一些成员开始在其居住社区，收集贫困者的信息，以促进其慈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慈济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这个小小的慈善团体得以快速地扩大其活动规模，在不到10年间，成为了一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
伊朗移民Abram Aznive为加州森尼维耳“慈济早餐”就餐者免费理发(Douglas Ling摄影)
组织创新的局限
慈济早期的这些重大创新，有助于说明其为何能够获得现有的全球地位。然而，从组织演化视角来看，在保持持续增长模式的同时，又要不断创新实非易事。随着组织的壮大，科层体系的发展会变成一个铁笼，将成员锁定于一个僵化的结构中，不再给予他们提供新鲜观念、尝试新实践，以及与组织边界之外人员互动的激励或刺激。
大多数成功的大型组织，都会发现难以逃避创造力衰退之命运。如许多人指出的，即使像慈济这样成功的组织，看来亦难逃此定数。慈济的组织文化似乎变得日趋僵硬。现在，慈济要求人们在成为正式成员前，跨越更多的障碍，如完成见习期等。现在它更多地依赖于少数富有的捐赠者。然而，帮助慈济起飞的同样的组织特征，如成员的多样性，使其与大多数组织相比，能够更好地应对创造力下降之趋势。
在近年来的健康发展中，慈济创立了台湾第一家企业集团——大爱，一家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科技社会企业。诸如此类的发展说明，这家亚洲慈善巨人继续致力于新思想，这也意味着亚洲慈善的前景光明。
作者简介：Chengpang Lee，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民主治理与创新Ash中心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