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做出了决定：把父母生前一直奉行的品质，包括正直、尊重个人、领导力和心怀高远，定位为基金会的共同守则。
苏珊·派克德·奥尔
惠普联合创始人大卫·派克德的二女儿
最终还是分家了。
1999年夏天，惠普联合创始人大卫·派克德（David Packard）去世两年后，他的四个子女达成协议，把他与妻子露茜尔·索尔特·派克德（Lucile Salter Packard）创立的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Foundation，简称派克德基金会）一分为二。
派克德基金会割让出约16亿美元的资产，交给大卫·派克德的长子大卫·伍德利·派克德（DavidWoodley Packard），让他运作属于自己的非营利机构派克德人文研究所（PackardHumanities Institute），条件是他退出基金会的董事会。
“哥哥做事的方式和感兴趣的领域与基金会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三姐妹是团结在一起的，就基金会的发展达成了一些共识。”大卫·派克德的二女儿苏珊·派克德·奥尔（Susan Packard Orr）说。
她短发银白，带着点学院气息，给人一种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感觉。但是，从1996年大卫·派克德去世后，她就根据父亲的遗愿，担负起了派克德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的责任。
“其他继承人或许个性更鲜明，也更能自如地站在聚光灯下，但是，苏珊懂得如何平衡哥哥和姐妹们之间的关系。”罗宾·杜克（Robin Duke）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说。她于1988年受大卫·派克德邀请加入派克德基金会董事会。
在派克德基金会与大卫·伍德利·派克德分道扬镳之后，苏珊一方面和姐姐南希·派克德·伯内特（NancyPackard Burnett）以及妹妹朱莉·派克德·史提芬斯（Julie Packard Stephens）一起致力于推动基金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同时担任派克德人文研究所的董事，维系着家族与哥哥之间的联系。
“父亲去世之后，我们确实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她说。
父亲的信厨房基金会
派克德基金会诞生于大卫·派克德家的餐桌上，一如惠普公司发源于仅容得下一辆汽车的车库。
1964年年末的一天，大卫·派克德、他的妻子露茜尔以及他们的四个子女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召开了派克德基金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露茜尔提出捐款主意，大家一起讨论，大卫·派克德写支票。
形式如此简单，最终捐款的数量如此之少，不足两万美元，无怪乎有人戏称诞生之初的派克德基金会为“厨房基金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派克德基金会的资产一度超过20亿美元，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谁也没有想过会有那么一天：大卫·派克德的子女们因必须平均每天捐出去约100万美元而发愁。
“1996年父亲去世之后，基金会的规模一下子变得非常大。”苏珊说。
根据大卫·派克德的遗嘱，他名下90%以上的惠普公司股票都捐赠给了派克德基金会，这使得派克德基金会的资产一下子暴涨到了七八十亿美元。而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基金会必须每年至少支出总资产的5%用于慈善事业，才能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
这么多钱要怎么花？苏珊和她的哥哥以及姐妹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她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坐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没有达成过任何共识。”
作为惠普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大卫·派克德历来敢于冒险、做事果决，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家长”。他在世的时候，派克德基金会的慈善项目和拨款数额大都由他根据自己的爱好确定。
他的妻子1987年去世之后，更是如此。虽然三个思想比较自由的女儿对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偶有不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和哥哥一起，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他完成一个又一个慈善计划，哪怕那些计划最初是由她们自己提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希和朱莉向她们的父亲提出了一项预算700万美元的慈善计划：把蒙特利湾地区的一家旧罐头厂改造成一个水族馆。
从小爱在蒙特利湾钓鱼的大卫·派克德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了水族馆的设计。1984年，蒙特利湾水族馆（Monterey Bay Aquarium）建成开放，是美国当时最大的水族馆。
然而，这座水族馆最终实际花费超过了5000万美元，远远高出了原来的预算。两年后，被点燃了对海洋的兴趣的大卫·派克德又加建了一座独立的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中心（Monterey Bay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并为它配备了四艘潜水调查艇。
“父亲是一个永远充满好奇心的人，他的求知欲似乎永没有满足的时候。”苏珊说。
事实上，多年来，他们四兄妹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父亲对兴趣的专注与投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分别在爱好的领域里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相互独立，甚至少有往来。
大卫成为了一名古希腊人文学者，热衷于古文物、老电影等，并且和他的父亲一样，持有许多保守主义观点。
同为海洋生物学出身的南希和朱莉分别成为了职业摄影师和水族馆馆长。排行第三的苏珊则毕业于新墨西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86年创立了一家名为Telosa的小软件公司，专门向非营利机构提供价格灵活而性能丰富的软件及支持。四兄妹中，唯有她拥有斯坦福大学MBA学位，并曾在惠普公司董事会中任职了七年。
“父亲不在了，我们兄妹四人必须调整相处的方式，团结起来，共同参与到家族基金会的管理中去。”苏珊说。她是父亲生前认为“最能团结家族成员”的孩子。
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大卫·派克德（右）。
父亲的信
根据父亲的遗愿，苏珊担负起了派克德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的责任。当时，她面临的第一项挑战，就是如何在兄妹之间达成共识，迅速带领因资产暴增而面临挑战的家族基金会，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
然而，她曾多次公开说自己“不是一个十分有战略思想的人”。怎么办？
“美国有很多家族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苏珊对《中国慈善家》记者说：“特别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每一代人都热心于慈善事业，是美国慈善的象征，也是我们的榜样。”
于是，她邀请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DavidRockefeller）以及其他一些专家，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为过渡时期的派克德基金会指点迷津。
与此同时，派克德家族的案例也引起了美国其他一些财富大亨的关注，时年67岁的“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是其中之一。彼时，他的精力还主要集中在投资上，做慈善并不多，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派克德家族对自己未来财富传承的借鉴意义。
时隔将近二十年，苏珊坦言不太记得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提出的每一条建议，但是，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条，那就是不要害怕进行调整，实现父亲的遗愿“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
大卫·派克德去世十年前曾经写过一封信，那是一个关于派克德基金会未来发展的构想。在信中，他一方面要求子女日后要确保基金会全力持有惠普公司的股票，另一方面确定了基金会的四大资助领域，分别是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科学发展和儿童健康，其中，人口控制是首要任务。
在听取各方意见、与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多番讨论之后，苏珊做出了决定：把父母生前一直奉行的品质，包括正直、尊重个人、领导力和心怀高远，定位为基金会的共同守则。在此基础上，延续对父亲提出的四大领域的持续性资助。但是，在人口控制问题上，“派克德基金会不会成为马尔萨斯学派的工具”。
就这样，她为派克德基金会定下了新框架。然而，他们四兄妹之间的磨合问题却仍然存在。大卫不适应凡事都要精心计划而后行的模式，他的保守主义性格以及兴趣和三个妹妹有点格格不入。
“我们决定让他独自去做一套。”苏珊说。
于是，1999年，经董事会通过，派克德基金会划出了总资产的11%给大卫。这让他掌管的派克德人文研究所的资产，一下子从300多万美元陡升到约16亿美元，位列全美最大非营利机构前一百位。
从那以后，大卫开始自由地资助古埃及手稿翻译、土耳其考古挖掘等项目，他的三个妹妹以及董事会的其他董事，也终于可以一起专注地思考派克德基金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
“我们尝试做一些可以长期持续的项目，同时也开始培训家族的下一代，为他们日后加入并参与管理派克德基金会打下基础。”苏珊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专业的家族基金会运作模式，目前的资产约为70亿美元，去年的资助总额为2.9亿美元。”
苏珊·派克德·奥尔在露茜尔·派克德儿童医院的纪念墙上写下祝福语。
中国故事
发展至今，派克德基金会仍然是美国最大、最知名的家族基金会之一。它在世界各国、各地区资助了数以百计的慈善项目，包括建立露茜尔·派克德儿童医院（Lucile Packard Children"s Hospital）、设立派克德科学与工程奖学金（Fellowships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开展人口控制与生殖健康项目（Popula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等。
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和科学都是派克德基金会的核心资助领域。1999年，派克德基金会与美国非政府、非营利机构能源基金会（The Energy Foundation）合作，成立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启动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即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前身。
派克德家族与中国的缘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开始。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大卫·派克德曾先后以美国副国防部长、惠普公司董事长等身份五次来华。最后一次是在1995年秋天，当时，苏珊与丈夫以及女儿也在同行之列。
那一年，中国惠普公司（China Hewlett-Packard Company，简称CHP）成立十周年。作为惠普创始人、中国惠普奠基人之一，大卫·派克德专程带领团队到北京慰问中国惠普的工作人员。
“我的父亲是江泽民的朋友。有一天，江泽民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晚餐过后，江泽民还为我的女儿唱了一首歌。”苏珊回忆。
那是她第一次来中国。时隔近二十年后，2014年12月，她重回中国，专程来参加能源基金会中国十五周年庆典活动。
谈及对能源基金会中国的资助，她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当时，我们提供了2500万美元来支持当时为期五年的项目。五年之后，我们继续不断地为它提供资金，而且年度数额有所提升。2008年之后，达到了每年1000万美元以上。”
如今，能源基金会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能源与气候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十五年间，它在中国累计捐赠超过2亿美元，资助了1500多个项目，覆盖建筑节能、电力、环境管理、工业节能、低碳发展、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城市和交通八大领域，项目单位超过400家，包括顶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标准制定机构、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
在所有这些资助的项目中，苏珊特别提到了能源基金会中国对中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支持。
早在1995年，国务院就批准了《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以及《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不稳定、不系统的问题。
2000年11月，能源基金会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国内率先提出应该尽快起草《可再生能源法》的建议，并随后支持了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率领团队开展的相关立法研究。
2003年6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将制定《可再生能源法促进法》列入当年立法计划之后，能源基金会中国又为紧接而来的法律起草工作提供了协助，聘请了一些欧盟和美国的专家来到中国，给中国立法者介绍欧盟和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
一年多后，《可再生能源法》完成了起草和审议工作，并于2005年2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确立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地位、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
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当日，北京少有地天蓝如洗。对于这样的好天气，苏珊连连感叹，希望空气清洁能够在未来的中国成为常态。她表示：“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大力度，推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