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国2011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4140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4641万人。(《新京报》6月5日)
不到五分之一的参保率，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像城镇居民那样努力工作和付出，但无法享受到同等的社会福利；一些地方如果仅止于给农民工改改名这样的“虚张声势”，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的巨大收入落差。
农民工参保率低，与一些企业用工不规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城镇居民的参保率则往往高得多，许多地方接近100%，很显然，这一数据并未纳入当地农民工的参保情况。导致这种巨大反差，表面上看是因为城镇居民参保途径多、社保覆盖面极广，深层次原因则是那张看起来并不太起眼的户籍。
就社保而言，近年来，许多地方加大了社保覆盖力度，但社保数据的出笼，往往基于地域户籍人口的统计结果，这种结果也直接与一地的政绩挂钩。如此，就形成了“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典型“两张皮”现象：一方面城镇居民参保率达到高水平，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保率低的现状迟迟难以得到改观。
在社保体系尚未实现全国范围统筹流转、政绩体系尚未有效突破户籍藩篱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缺乏为农民工办理社保的动力和压力。与城镇居民高参保率形成鲜明对照，一些地方退保的农民工络绎不绝，吊诡的是，一些地方不是积极寻找对策，挽留农民工于社保体系之内，而是大开绿灯，甚至变相鼓励，为的就是政策性截留农民工退保后形成的肥硕利益，以此填补本地社保金的巨大缺口。
不妨再看看另一个现象，那便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过去仅沿海少数城市面临的“用工荒”问题，近年来迅速向内地蔓延，几乎全国都出现“用工荒”。为此，一些地方领导不惜挂帅，想方设法赴劳动力密集型地区延揽农民工，开出种种优厚条件吸引农民工，以图缓解本地“用工荒”。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工荒其本质是农民工的权利荒。
正是受制于城乡户籍的“二元”结构，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却不得不支付大量隐性成本，比如每年往返老家的交通费、房租费等。从权利角度看，没有户籍的一视同仁，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社会待遇不对等，农民工自然不可能产生什么归属感。因此，许多农民工每年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极大。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只顾抱怨新生代农民缺乏忠诚度，却不愿站在农民工角度，设身处地地替农民工想想，因为那纸户籍，他们到底该默默承受多少城里人不必承受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