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教授被举报性骚扰一事爆出后，高校性骚扰问题迅速成为网络热点，由于性骚扰的实施者和受害者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受害者不敢说出来。而在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背后，同样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多数是熟人作案的特点。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简称“女童保护”）发布的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报告统计，2016年全国范围内被报道的案例有433起，涉及受害儿童778个，最多的是7-14岁范围内。
作为社会工作者，可以如何介入未成年人性侵事件，帮助TA们走出“噩梦”，又有什么途径可以减少同类事件的发生？下面，我们将分享一线社工卢葆棋的实践经验：
“爸爸猥亵了我的好友”
卢葆棋是一名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下简称“启创”）的社工，服务站点在城中村，住在那里的大多是打工父母及子女。数月前的一天，她收到了一个女童被性侵的求助。
当时，她正在自己的社工站带领社区里的孩子做性安全教育活动。她注意到其中一名女孩嘉嘉（化名）不太对劲。
“Miss，昨天晚上有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我真的觉得很害怕啊。”十二岁的嘉嘉（化名）不断重复这句话。
一听到晚上，卢葆棋立刻追问： “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
“她咯。”嘉嘉冲挽着手的小依（化名）努了努嘴。
“那你们昨天有在家睡觉吗？”卢葆棋有技巧地问。
嘉嘉点头后，卢葆棋心里有了底。“Miss看出来你真的很烦恼。那等会我们回站点，单独聊好吗？”
（引述自微信公众号“广州启创”）
嘉嘉和比她大两岁的小依是对好闺蜜，两人偶尔会到对方家里过夜。昨天晚上，嘉嘉就是在小依家睡觉。
“可能因为我本身对性别问题比较敏感。当她提到‘晚上’、‘很不开心’、‘很害怕’时，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性侵。”在排查了“那件事”不是在社区里发生的，而两人昨晚又在小依家时，卢葆棋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事情的性质和涉及对象。因为，嘉嘉、小依都是来自单亲家庭，而小依家里就只有小依和爸爸两个人。
“如果是有人偷东西，她们会有另一个表达。”
回到站点后，嘉嘉就告诉了她，昨晚睡觉时，小依的父亲亲吻了她，并且摸了她的阴部和胸。
儿童性侵害处理机制
卢葆棋分别与两个女孩聊了事情经过。
送走女孩们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汇报。根据机构内部的汇报机制，卢葆棋马上把信息反馈给上司，上司再层层汇报回机构管理层，随后成立了危机个案小组。这在社工机构里是一贯做法。
启创同时找到了在儿童权益保护领域有多年经验的律师郑子殷。他是广州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委员会主任，在广州多起性侵幼童案中担任被害未成年人维权律师。
郑子殷推荐他们拨打“12355”青少年求助热线，这也是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综合服务平台。
卢葆棋对12355热线并不陌生，在处理个案时，一线社工机构和12355平台常常合作解决问题。12355服务平台能够广泛链接社会资源，而一线社工则可以联系社区层面的资源。
听了嘉嘉的经历，12355的接线社工直接向广州市公安局报警，并建议卢葆棋也应该立即向街道派出所报警。但直到报警后的第三天，嘉嘉妈妈才陪同嘉嘉到派出所做笔录。在这三天里，卢葆棋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一开始，嘉嘉妈妈觉得这是件很羞耻的事，去派出所意味着“做了不好的事”，也害怕事情被公开。
卢葆棋不断帮助调试两人的心情。她告诉嘉嘉妈妈，社工机构和公安机关都会恪守保密的原则，而未成年人案件不会公开审理，嘉嘉甚至可以不必出庭作证，才打消了妈妈的疑虑。
嘉嘉妈妈原本在知道这件事之后责备嘉嘉“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睡觉”，卢葆棋也引导嘉嘉妈妈从责备变为尝试去理解嘉嘉的需求，受到性侵并不是她女儿的错，嘉嘉需要的是爱与支持。
还需要考虑的是小依的照顾问题。在小依爸爸批捕前，小依已经不能再和爸爸一起住了。不安全，而且孩子对父亲的信任也破裂了，小依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被父亲性侵。但假如小依的爸爸被抓了，小依可以由谁来照顾？
一般情况下，小依可以投靠其他亲戚，也可以选择去救助站，救助站会提供免费三十天以内的住宿。但小依已经表现出心理创伤的症状，也排斥住陌生的救助站。卢葆棋说，社工实践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案主自决”，也就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最后，小依选择去了嘉嘉家住。并且因为担心小依爸爸在调查取证完成前可能会到嘉嘉家做出过激行为，街道派出所也在附近加强了安保力量。
根据规定，针对性侵犯未成年人案件，公安机关应该采取“迅速立案、快速破案”的方法，嘉嘉的案件从报案到立案只经过了四五天。卢葆棋说，“像做梦一样，他就被抓了。”最终，小依爸爸被法院裁定因“猥亵儿童罪”而判处两年刑罚。
谈到社工在多方合作的过程中所饰演的角色，卢葆棋认为是去“理解孩子”。
“（嘉嘉）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担忧，犹豫着抓起叔叔，到底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听她的声音，引导她的想法，而不能强加观点给她。我只能说一些客观的话，告诉她选择走出来是很勇敢的。而且她能看到她的权利，并且叔叔这样做的确是违反法律。我还会跟她解释为什么要笔录、取证，告诉她警察可能会问到的问题，这样她才知道怎样准备。”
处理性侵个案的迷思
在社工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性侵个案，尤其是近亲作案的性侵，远不止单纯把它交给公安那么简单。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受害者和性侵者可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性侵者本身就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受害者的监护人，如果抓捕了性侵者，受害者由谁照顾？如果报警了证据不足，或者惩戒太轻，对受害者来说是否二次伤害？当性侵者回到和受害者一起住的时候，TA对受害者的权力控制会不会升级？
卢葆棋提到一名同行遇到的个案：一名10岁女童遭父亲性侵三年，但因证据不足，不能立案。她今年也跟进了一个类似的个案：一位经常打架的年轻人小时候有被兄长性侵的经历。卢葆棋介绍，法医取证主要看指纹DNA、采集口腔黏膜脱落细胞以及阴道检查。像这些案例往往因为侵害发生在过去，而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不能立案。用司法的途径难以解决，但受害者的创伤、监护与未来生活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卢葆棋开始对做治疗小组感兴趣：如果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上的公平，起码TA能够获得一些心理支持。
不仅仅是针对受害者，她还会关注对性侵者的心理支持。在小依爸爸被抓捕的过程中，她鼓励小依写一封信给爸爸。小依写她愿意接纳出狱后的爸爸，但是爸爸不能再酗酒了，也要给她一个独立的私密空间。这封信很快就要送到爸爸手中了。
目前还很少有机构做性侵者支持的服务工作。在一次培训上，葆棋了解到香港明爱朗天计划的尝试。这个计划是针对曾有性侵害行为以及风化罪罪行的男性，通过个案辅导、心理治疗、社群叙事治疗小组的形式让他们调整对性侵害的认知以及肯定自我价值。不少参与者最后会写信向受害者道歉，甚至进校园做分享。
“法理前提下，不管是怎样的服务对象，希望他还是可以感受到爱，感受到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
明爱朗天计划于2017年9月公布一项曾做出性侵犯者或有相关想法者的个案调查。图片来源：香港文匯報
用性教育来建设预防机制
与处理儿童性侵个案同样重要的，还有预防机制的建设。去年开始，启创的反性侵教育重点放在了预防机制上，青春期教育是主线，讲解青春期的身体变化、应该怎么认识这些变化。
卢葆棋入校做青春期教育时，会在统一的教学大纲以外补充讲多元性别的内容。她自己特别关注性别问题，曾参加过爱成长、玛丽斯特普等多个性教育机构的培训。
性教育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普及知识型活动，另一种是小组讨论。卢葆棋更喜欢的是带小组。她提到在一个小组里，当小组活动做了几次之后，几名孩子会在活动结束后告诉她自己或身边人曾遭遇过的性骚扰、性侵害的经历。
卢葆棋在上性教育课。图片来源：广州启创
孩子们反映在社区的某些巷子或者拐角会遇到色迷迷的“怪叔叔”，拿着色情视频追着TA，裸露生殖器官。合作机构的阅读室也常出现一个性骚扰惯犯。
“脑海麻木”、“吃不下饭”、“觉得手很肮脏想砍掉自己的手”，有着创伤反应的孩子却不敢告诉家人。卢葆琪通过治疗创伤慢慢去调整TA们的认知。随着活动深入，TA们开始敢说出自己的经历，也认同了“自己并不肮脏”。
卢葆棋还设计了一个活动，她让孩子根据生活经验画出容最易遇到“怪叔叔”的地方，然后绘制成社区安全地图。后来，派出所加装监控时也参考了这些整理出来的“性侵黑点”。原本没有装监控的阅读室也装了监控。
社区孩子绘制的安全地图。图片来源：广州启创
但调整孩子们对“性”的观念并不那么容易。
在一次小组活动中，卢葆棋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可能会被性侵？孩子们的讨论很热烈：性感的、穿丝袜的、肥的。主流社会谴责性侵受害者的态度显然影响了孩子。她又用另一个问题引导思考：如果一个人衣着性感、穿丝袜、穿高跟鞋，就理应受到性骚扰吗？孩子们回答并不一定。这两个问题或许能让孩子开始反思“为什么性侵会发生”，但并不足以拆解他们的观点。“因为当孩子回到学校或者家庭，他们接触的还是性别不平等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性教育是越做越难做。”基础知识可以通过一节课堂、一次活动或者一个学期的项目普及，可以让孩子开始敢公开地说出、讨论“性”，但要让孩子们真正拥有性别意识，还需要更长远的时间。
目前，我国并没有在未成年人性侵害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地方层面，广州2014年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与未成年人性侵害保护相关的内容：第二十七与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防范性侵害教育”以及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都不是强制规定，也没有相关惩罚措施。
在此之前，27家公益机构曾起草一份《广州市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防治条例（社会组织建议稿）》建议把未成年人性侵害防治纳入立法，并且在家庭、学校、社会方面明确规定了相关方的责任。
在个案处理层面，受伤的孩子能够得到社会支援。但一整套未成年人性侵害防护的机制和共识都还没有建立。在司法未触及的地方，希望有更多像卢葆棋一样的社工，能够用同样的理解和耐心对待受侵害的孩子，还有犯侵害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