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蒲晓旭
编辑/李显峰 宋建华
△夜晚，郭普全在备课
贫穷，从来都是我们的敌人。
到2015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或残留在偏僻的山区，或封闭在落后的中西部，甚至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等地还连接成片，在地图上像一块块面目可憎的疤瘌。
在人类的反贫困史上，我们留下过辉煌的篇章。从1981至2012年，7.9亿中国人脱贫，这相当于世界贫困人口每减少百人，就有72人来自中国。
脱贫，意味着贫困人口将不愁吃，不愁穿，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从2015年开始，我国要用5年时间实现7000万人口脱贫，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要有27人摆脱贫困。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剩下最后一公里。
2017年夏秋，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历时5个月深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及其周边地区，用笔和镜头记录下在大山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现在去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探望代课老师郭普全，会发现他与20多年前有许多不同。
他再也不用站在羊圈改成的教室里冻得发抖，尽管窗孔已被石块封堵，但冷风还是沿着缝隙直往屋里钻。如今，他的教室设在村委会图书室，虽不宽敞、明亮，但对于只有6人上课的村小，教室足够大。
每个上学日，他再也不用上午在泥觉村上完课后，匆匆扒两口饭，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赶去5公里外的俄洛村上课。因为两村通了公路，骑摩托只用26分钟。他也不会耗去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只为去镇上买袋盐。因为公路通后，小贩就隔三岔五，用车载着日杂进村叫卖。
放学后，郭普全再也不会背着背篓，走两公里山路却不得水源。现在，即便是在枯水期，随时拧开入户的水管，山泉都能喷涌而出。他也再不会因没时间打柴而忧心忡忡，因为电炉替代了土灶，做饭、取暖两不误。
变化，在郭普全生活的的甘洛县泥觉村——中国无数偏远贫困山村中的一个，悄然发生。
以下是郭普全的讲述。
一
1989年，我21岁，成了凉山甘洛县的一名代课老师。
当代课老师，我是受一个堂兄的影响。他是民办教师出身，边教书边考试，经过在凉山州冕宁县的师范学校培训，成为一名正式老师，当过完小校长，也当过中心学校的教导主任。我想跟他走同样的路。
上课地点在两河乡泥水村金星小学。此前，我初中毕业后，一直随当木匠的父亲四处帮人做活。期间也跟着一个东家到甘洛的铅锌矿矿井里背过三年矿石。随着矿井越挖越深，越发危险，我便离开了。后来偶然来到泥水村，恰巧我在金星小学教书的一个弟弟辞职了。父亲建议我去接替他，想起堂兄的经历，我便开始了直至今日的代课生涯。
半年后，因为附近泥觉村教学点的老师辞职了，我被调往那里任教，成了那里唯一的老师。泥觉村，距我的老家四川汉源县铁厂村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
我是汉族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已是这个彝族山村文化最高的人之一。村里只有包括村支书、村长在内的六、七个人会说汉语。偶尔碰见一个汉人，也只是走村串镇做生意的小贩。放眼望去，全村都是茅草房。不同的是，有的墙是土坯做的，有的是用竹子编成骨架，外面敷上黄泥。
村里把一间羊圈腾出来作为教室。十七、八个彝族孩子就挤在里面读书。教室只有两眼小窗，但没有玻璃。到冬季，冷风呼呼往里灌，我们只好用大石头把窗户堵起来。
我主要教1至3年级的孩子们的汉语和算数，因为只有我一位老师，教学点每三年招一批学生。但他们只会说彝语，我讲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不明白。语言不通，教起来实在太难了，我们彼此只能慢慢适应和琢磨。比如教他们认识数字“1”，就数起食指连说带比划。教他们认识汉字“多”，就捡一堆小石子或几根小木棒，一堆摆七、八个，一堆摆一、两个，再对着多的那堆连说带比，以此让孩子们形成对多少的抽象概念。
总之，当时教算数只能靠比，汉语只能教发音，让孩子们记住一些汉字的字形，却无法让他们掌握汉字背后的意思，否则十天都教不完一课。
对于家长会懂汉语的孩子，我要每天家访，通过家长的翻译，对孩子进行巩固辅导。
我同时要求孩子们不能再用彝语交流。我也试着慢慢从他们口中学习一点简单彝语。这种伤脑筋的状况，终在三、四年后稍微有所好转。
△郭普全站在泥觉村一处已废弃的教室里，当年他曾在此上课。
二
我已记不起什么何时有了想离开泥觉村的想法，只知道它在我脑中盘旋。
那会儿这里实在太穷了。
每年村里交公粮时，总有些村民交不上来，完不成任务的村支书和村长就用自己每天1元的工资去抵。
那时，全村人畜饮水全靠村里的一口水塘，但每年只有4至9月份有水。其余半年为枯水期，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背篼去外面找水。因为水源是开放的，人畜在水源周边随意走动，水质并不卫生。即便如此，大家每天都得早早去村子周边的水塘背水，去晚了就没水，只能去两公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背。
这种靠天吃水的感觉很糟。村里一位老人过世，家里支起几口大锅办丧宴，当时包括我在内，6个人背着6个背篼去背水，走了一公里多山路，把水塘都背干了，可水依旧不够用。而到冬天，一上午只能找到一背篓水，仅够一天之用。这意味着，天天都得找水。
因为缺水，有的村民只好把带着泥的土豆入锅煮，吃的时候再剥皮。
除了水，柴禾也是村里的紧缺物。
当时村里没有电，泥觉村又位于高寒山区，一年到头做饭、取暖都要烧柴。虽然村里人优待我，将我门前一座他们埋葬先人的山划出来，只准我一人在其中捡干枯的木柴。但因为生活所需柴禾量实在太大，一座山供不应求，我也只好像其他村民一样去远处砍柴。
可那时我每天要上课，如果早上去，跑几公里砍柴回来就赶不上上课，下午放学去吧，柴火还没拉回来天就黑了。砍少了，不经烧，一次多砍点吧，一个人又拉不回来。所以我只好周日去砍柴。那时每周只休周日一天，当天往往还要去附近的田坝镇买点油盐，村里不通公路，走一趟就要4个小时。总之，时间紧张，左右为难。
土豆和荞麦，是我刚到村里时当地人的主要食物。除非逢年过节，村里人用土豆去镇上换点大米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米饭。
土豆换大米并不容易。乡镇入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驴马是主要交通工具。清晨鸡叫时，村民就要用驴马驮着土豆，赶往集镇。等换完大米回来，已是夜里9点。那时有驴马的村民也不多，大家相互借驴马，轮换着去镇上换点大米和油盐。因为驴马载重有限，即便收获的农产品再多，也换不了多少钱。
村里都是土路，人畜来回走，每逢雨天，土路就变成泥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是厚厚的烂泥。人穿着雨靴走过去，往往脚拔出来了，鞋子还陷在泥里。
因为不通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2001年我的父亲因肺气肿去世，老家的人翻山越岭走了一天山路赶到泥觉村报信，我接到噩耗已是当天夜里。
△郭普全牵着驮着学生营养餐的毛驴，走在山路上
三
某一年7月，教完上半年的课，我决定离开泥觉村。那年我才20多岁。
除了村里生活条件的恶劣，更要紧的是，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0元，并且每年只有教学的9个月才有钱拿，除去吃穿用度，所剩无几。想着自己既没结婚，也没攒下一点钱，家中又欠着债，兄妹5人全都没结婚，所以我选择了辞职。
脑中盘旋已久的念头终于落了地。
我计划着，回家忙完农活后就外出打工。实际上，那些年寒暑假，我基本上都会去铅矿矿井里背矿石，起初每背100斤，挣8毛钱，每月最多能挣140元。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长期在井下工作日后会得矽肺病，但从井下硫磺和氨气发出的闷人气息，我已预感到这必然有害身体。迫于经济问题，我别无选择。
第二学期刚开学，泥觉村的村支书和村长两人，走了整整一天山路赶到我在汉源县铁厂村的家里，请我回去上课。他们再三表示，工资低的问题，他们尽量向乡里反映，适当给我涨一点。如果将来有转正的考试资格，也帮我争取。
“无论如何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他们学会汉语，将来才有一线希望，走出大山。”老支书阿什克布和村长骆阿力子说。
我后来才知道，我走后，再没有具备初中学历的老师肯去泥觉村教学点教课。
老支书和村长再三挽留，我一再推却。当时父亲见他们实在为难，便也劝我回去——“我们这一代就是吃了没文化的苦。”
第三天，我又回到了泥觉村，直至今日。
为了留住我，老支书时常给我背水。他背一次，够我吃两三天。看着50多岁的老人走几公里山路给我背水，我也很受感动。除了他，村里人也对我很好，起初他们总隔三岔五地给我拿菜，因为拿的太多，吃不完会坏掉，所以后来索性喊我去他们地里自己摘。谁家做点好吃的，也都会喊上我。现在也是这样。
为了鼓舞孩子们多读书。时任村长的骆阿力子，在羊圈改成的教室外墙上，用毛笔写下“穷不读书难断穷根，富不读书富不长久”。这间教室如今已成危房，时常会有瓦片掉下。但这行字，虽经十几年风蚀雨打，如今还在斑驳的墙壁上依稀可见。
△俄洛村小学现在的课堂
四
再后来，促使我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出现了。
距泥觉村5公里外的俄洛村教学点的老师走了，负责管理的中心学校派我同时兼顾两地教学。我知道，在同样全是彝族人的俄洛村，来的老师多则教一学期，少则教一俩月，甚至待几个星期就走了。
从1993年起，我开始在两个教学点间往返上课。每天上午，我在泥觉村上课，中午吃过午饭后，再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俄洛村上半天课。下午放学再返回所住的泥觉村。虽然累，但却能因此获得双份代课工资。这对经济窘迫的我来说，也是使我能够坚持代课的重要原因。
我也曾想过把两个教学点合并教学，但当时两村之间并不通公路，仅有一条海拔2600米、南北走向的垭口。冬季时北风呼啸，垭口气温可低至零下7℃，并且高寒缺氧。成人走在那里都头晕气喘。夏季雨水绵绵，小路太过泥泞，孩子们行走不便。所以每天只好由我在两地间往返。
一次走在垭口上，我被坡上滚下的石头砸中脚踝，我用草药治疗了一周才能走路去上课。走在上学路上，我也曾几次被后方突然袭击的狗咬伤腿部，好在都只留下齿痕，并没出血。
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甘洛的矿井背铅矿。在矿井里，我背的一块石头掉下来砸中了右脚大脚趾，疼了十几天。
两地奔波教学一直持续到五年前。随着泥觉村村民对教育越发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到镇上读书，到2012年泥觉村教学点便没有学生了，教学点也随之撤销。我依旧每天在两村往返，但只给俄洛村的孩子代课。但在俄洛村里读书的孩子也在逐年减少，目前仅有6名学生。
也正是从2012年起，当地开始施行“奶+X”营养餐。每个上学日，每个学生可免费获得一份包括牛奶在内的营养补充。为此，我要牵着问村民借来的驴，往返走7小时的山路，去中心学校为孩子们驮回营养餐。期间，还要穿过一段溪流、泥潭、石块遍布、荒无人烟的密林。这条路，我每月至少要走两个来回。五年间，至少已走过80个来回。
欣慰的是，在我代课28年教过的学生中，先后有10人考上大学。在泥觉村，甚至有一家出了3名大学生。虽然这10人都是专科生，但对偏远山区而言已属不易，我很是欣慰。
△课间，郭普全在给孩子们辅导作业
五
28年过去，与泥觉村教育观念一同进步的，还有当地的基础设施。
大约在2003年前后，村里通了电。电饭锅、电磁炉替代了之前烧柴做饭，冬季取暖我也烤上了电炉子，室内环境清洁了不少。自从村里通电后，我再也不用四处拣柴了。虽然村民给牲口煮食还是要烧柴，但需求量少了很多，再也看不到村民每天四处砍柴。
紧跟着，十年前政府出资，村民出工出力，用管道将两公里外的溪水引进村。这终结了枯水期村民走几公里山路用背篼背水的历史。相较从人畜经过的露天水塘里背水，管道引水也卫生了不少。三年前，当地又对管网进行了二次改造。如今，村民只要拧开自家院中的水管，清澈的山泉就喷涌而出。
之前因为缺水、没电，村民的穿着总是脏兮兮的。现在很多家庭都用上了洗衣机，仪表也干净了不少。
除了水电，泥觉村因交通改善而发生的巨变也显而易见。
2010年前后，村里通了前往镇上的砂石公路。曾经徒步4小时才能到镇上，改乘车只需一小时。从那之后，收购土豆、荞麦、莲花白等农产品的商贩就驾着车进了村。村民地里的农产品被现场装走，卖掉的钱也当场到手。
几年前，我也在山上开了几片地，种些土豆、萝卜和莲花白。今年单土豆的产量估计就有一吨。除了自己吃，还可以卖点钱补贴家用。
路通了，村民的农产品卖得出去，市场的商品也送的进来。村民要吃米、面，再也不用天不亮就吆着驴马驮农产品去市场上换了。隔三岔五，就有商贩开着装满生活日杂的小货车沿村叫卖。以前村民每家最多养两头猪，现在买饲料方便了，每家养4头猪已很普遍。而村里最多的人家，已养了上百只羊，还有十几匹马。
而自从通了公路，村里牲口被盗的事就少了。因为一旦谁家牲口被盗，村民奔走相告，临近的亲友就可以沿路堵截。小偷即便得手，也无法顺利离开。
三年前的劳动节，北京一个志愿者捐给我一台摩托车。之后我一直骑车去俄洛村上课，单程只用26分钟。
今年6月，村内的砂石路改成水泥路。白色的路面反射着光亮，站在高处瞭望，泥觉村仿佛被系上了一条素色的丝带。而通往镇上的水泥路也正在修建。这些天，县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已入村为下一步新建由村入户的水泥路做前期勘测。
现在走在村里，早已不见当年的茅屋和竹竿房。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蓝顶白墙的新砖房。很多新房的外墙上，还贴着彩色的瓷片。三年前，村里进行了移民搬迁，每户按人均25平米的标准自建水泥砖房，验收合格后政府给予数万元的补助。而在我代课的俄洛村，政府正在为村里的每户修建新房，很多是二、三层的小楼，村民却不用出一分钱。
虽然我现在还住在羊圈教室隔壁的危房里，但我在附近新建的60平米砖房已经完工。等过一阵接入电，我就可以搬入居住。因为搬迁建了新房，我可以获得4.5万元的补助。
因为泥觉村没有手机信号，每次只有我在俄洛村上课时才能和外界联系。这种消息闭塞的状况也即将改善，预计今年年底前村里就将被手机信号覆盖。
听现任村支书骆阿力子介绍，政府还要在当地进行产业扶持，后续的药材种植、序幕养殖，都要给予村民一定补助。曾经在80年代，全村几乎没有收入，仅靠土豆换大米生活的泥觉村，如今人均年收入为2000多元。家家都是贫困户的泥觉村，要在2017年年末全部脱贫。
作为代课老师，我在泥觉村生活28年，见证了这座贫困山村的剧变。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教更多的孩子学会基本的汉语和算数，让他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