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云南之前，河北项目点的积极农户拉着我的手说：“我们村的品牌还没有打造出来，你不能走。”我再三表态只是去云南探索一种新的乡村工作方式，河北的工作仍然会有能干的同事跟进，我也会两地兼顾。只是SRI在村里四年的工作，涉及妇女、环境、生态农业、城乡合作，最终积极农户只是落脚在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上，不免让人有些失落。之后偶尔想起这段告别场面，我会暗搓搓地揣测自己在农户心中的角色预定，应该是照片中最左边这位：
在今天的中国，大概有无数人想穿越回1999年正月初五的湖畔花园小区，说一句大哥带带我。
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和更换自己的带头大哥（姐），Ta既可能是一个具象的人，也可能会是宗教先知，或者一个松散或紧密的团体、组织。只是，在一个价值观单一、人生可能性缺乏想象力的体系里，最有可能成为带头大哥（姐）的人物，一般都是从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依次列举。为此，我画了一个坐标轴，尝试去分析那些身陷贫困的项目点农户有多大可能性通过公益组织的从业者来脱贫，先不说致富。
说明：吴氏手绘成就运势图，by吴晨。
首先，人类中有很大一个比例的人群，在自己奋斗有限的前提下，希望通过一个带头大哥（姐）来走向人生巅峰。情感顾问、成功学、国产电视剧滋养了这样的人群，并且其中一些人的确通过公式化训练（比如Ayawawa的PU/MU值训练）匹配了地位显赫的带头大哥（姐），通过自我商品化，获得了丰厚的可支配收入，暂且叫做b类人群。
其次，是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要通过更多的个人奋斗才能对带头大哥（姐）进行升级，称为C类人群。
最后，是典型的“美国梦”励志片，翻译成中国谚语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把他们称为a类人群，自带各类加持，所以能够实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贫困地区，人们很难获得来自家庭背景、特长等天赋因素的加持，因此a类人群非常稀少。从我的个人观察来看，c类人群是绝大多数，但随着通讯技术手段的普及，b类人群开始在乡村年轻群体中增多。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大多数农村工作者或者公益从业者而言，我们属于非标带头大哥（姐），也就是根本不在带头大哥（姐）的标准化评价体系中存在的种群，比如：
说明：巴以战火中的特蕾莎修女
因此，当我们在农村社区工作中将自己有意无意放置到带头大哥（姐）的位置上时，我们通常会面临几种风险性。
首先，在一个常规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我们通常很难动员村里的b类人群，并且他们还经常是谣言和泼冷水的起源。而贫困地区的c类人群，其奋斗的程度又往往低于外来的社区工作者所处的带头大哥（姐）段位，一旦这些带头大哥（姐）受制于项目周期和资助方的指标压力，便会成为带头大哥（姐）作为教练领跑，结果独自跑完全场的局面。事实上，从坐标轴看，社区里的c类人群需要的支持往往不是一个高段位的大哥（姐），而是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资源，来“引擎”和“助推”ta的奋斗程度，包括经验、性格、眼界和视野等不同要素。
其次，作为社区工作者的个人成长，将失去本行业自有的职业评价体系，就好像一般人都不会用销售额、上市融资来衡量特蕾莎修女的能力和成就。当我们接受常规市场经济活动中对带头大哥（姐）的期望值，也就意味着我们将遵循另一套能力值设定，并为此付出努力和调整自身的成长轨迹。
因此，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结论，社区工作者在常规经济活动中要成为一个带头大哥（姐），可能要付出不计成本的努力，甚至会改变自身的职业定位。一方面，它解释了目前的现状，在社区经济活动中，我们为村民带来的收入提升通常都低于支出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便陷入停滞，我们作为带头大哥（姐）的段位难以再匹配农户的奋斗程度。并且，农户的奋斗程度也处于一个停滞和高成本的节点，难以再去升级ta的带头大哥（姐）。
由此，社区工作者不应将自己固定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中。我们可以去创造更为多元的市场机会，对现有的消费社会进行反思，丰富带头大哥（姐）的评价指标。与此同时，我也认识到社区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它表现在我们将如何支持农村社区居民为了改变命运和生存现状而进行的奋斗。对于农村社区中大量存在的b类和c类人群而言，这是最为长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