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南都观察特约顾问
当我们用一个现代的福利标准来衡量什么是贫困的时候，同时当我们又把一个我们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假设为他们也能遵循的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给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困境。
我在云南勐腊河边村扶贫已经有三年多了，最近我突然有些困惑。我们在河边村还能干点什么？上次在村里的时候，我和一个农户聊天，我知道他2017年从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里挣了七八千元。我说：“挣钱了吧？”，他说：“没有，太少了，李老师”。
按照劳动力计算，他们出去打工一天可以挣到100-150元，七八千元的收入相当于要打六十天以上的工才能够挣到。村民出去打工一年累积到六十天以上的是不多的。他们种甘蔗，卖砂仁可以挣到一些钱。但是，像瑶族妈妈客房这样基本上不用太多的劳动力，主要是瑶族妇女帮助收拾一下房间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收入，在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我给农民讲，你还不满足啊。
他说：“李老师，我们等着你带领我们致富呢。”
▲ 新型产业的打造：部分村民客房收入。 © 小云助贫
“我们等着你带我致富”这句话，让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
我们能带着他们致富吗？马云是千亿富翁，他能带着全国人民致富吗？好像不行吧。农民想致富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我也想致富，后悔当年房价便宜的时候没多买几套房子。为什么当年就有人买了很多的房子而我没买呢？
我开始反思扶贫和致富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这些下去搞扶贫的人，踌躇满志，告诉农民，扶贫你就能致富，告诉农民你们艰苦奋斗脱贫就能致富。仔细想一想我不禁暗自出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承诺啊！也可以说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承诺，我们在不经意中，抬高了我们帮扶对象的预期。而我们可能就根本达不到这种预期。我们可能自己在概念上混淆了“扶贫”和“致富”的关系。
▲ 李老师与农户日常交流。 © 小云助贫
扶贫和致富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很多人就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所以我们要严格界定我们说的“贫困”和“富裕”是什么概念。
我刚开始在河边村扶贫的时候和村民讨论未来他们的房子，那个时候农民们都住在现在看来几乎无法居住的房子里。我请搞建筑设计的志愿者把我设想的房子通过电脑做成彩色图片，我跟志愿者讲，一定要做成有颜色的，好看的房子。然后我做成PPT在我曾经用过的那个破旧、黑暗的办公室里播放给村民看。村民都不相信，他们能住到那样的房子里。
今天村民们住上了比那个图里面还要好的房子。政府通过组合性的扶贫资源为农户摆脱贫困的状态提供了支持。
如果从一个福利的角度来看，河边村算是脱贫了。为了让农户有一个能够摆脱依赖甘蔗和砂仁收入的新的收入来源，我们设计了围绕“瑶族妈妈”客房建设的一系列综合的治理实验。现在河边村“瑶族妈妈”客房这个产业起来了。去年一年，有很多农户客房加餐饮收入已经超过三万元。即便是没有餐饮的也都有一万多元。我以为村民觉得自己脱贫了。但是我和很多村民聊天，他们还是讲：“李老师，你还是要帮我们挣钱啊！”
今年以来，河边村的很多村民都在学驾照，考到一个C证要花掉一万元左右。我说你们都不想着投资再去挣点钱，就已经开始高消费了。有个年轻的村民跟我讲，李老师，我看你们开车，我手也痒啊。这些其实都无可非议。正面讲，我们中国的精准扶贫在政府的推动下能让河边村这样一个贫困的村庄在三年内变成这个变样子，恐怕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案例。
真正让我思考的其实不是农民想致富的想法，而是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我在河边村做的这个实验的真正的问题。
我很少给村民开大会，三年多一共开过两次。前一段时间，我给村民开会，我讲河边村发展的真正困难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村民没有太理解我说这话的含义。最近一年多，我和我的同事、学生的重点工作是开拓围绕“瑶族妈妈”客房这样一个产业的促进工作。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们，经常都是加班加点做宣传，联系各种客源，签订各种合同，想尽一切办法开具发票。我的同事、学生们几乎都是现场的接待员。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农民的参与。
不是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参与，而是说所有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农民不知道这些工作是啥，是怎么做的。他们只知道某一天要来多少人住。所以我在会上告诉农民，我为什么说河边建设的工作还没开始，就是在说如果李老师和他的同事学生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我记得我刚说完这句话，很多农民就齐声说：“李老师，你们可不能走啊！”
▲ 李老师与驻村人员。 © 小云助贫
河边实验进入到了一个真正的挑战阶段。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们可能为农民做这些事情而永远待在河边村吗？我突然觉得非常的内疚，一方面，盲目的把村民带入到了一个预期很高的状态。让他们发展了一套与他们的技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产业。现在又说，我们撤了你们怎么办。自己觉得，这样的扶贫似乎都不道义。当然，我们已经开始了通过建立合作社，确定各类工作的助理，从而培养农户自主管理能力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我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他们能够掌握这些技能还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
我们的河边实验所遇到的困境其实恰恰也说明了普遍存在的把深陷贫困陷阱的贫困群体带上发展之路的艰难。其实，如果说有一个能专门为这些穷人服务的企业，他们来做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么河边村的可持续脱贫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类企业或者民间组织在哪里呢？
我在这几年的公益界里宣传公益资源下行的情况下，我甚至在勐腊县注册了“小云助贫”这样一个小型民间组织。但是在基层，做这样一个公益工作一方面没有办法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招不到高素质的人才来做这样的工作，连我的学生也没有一个表示将来毕业会从事这样一个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协助这些远离现代市场经济的群体在市场中逐步走向富裕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很难。
如果这个村里能有一帮能人，自己组建一个文化旅游公司，那河边村可能就真正有了生命力，但是在一个由亲属关系和传统伦理维系的贫困社区，如果让几个农户既有自身利益又需要为其他农户服务，这样的事情难度是很大的。这样一个传统社区去建立基于契约的社会关系难度是很大的。客源的分配稍有不公就会立刻导致契约关系的破坏。我和同事讨论过，在将来合作社雇佣一个管理小团队，通过向公益界申请资金来对这个团队给以支持，然后随着村里的会议旅游休闲发展起来之后，逐渐过渡到由合作社支付他们的费用。我和农户开会讲这个方案行吗？似乎他们也很赞同。
▲ 贫困陷阱：失衡的收支结构。 © 小云助贫
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学生在河边村的扶贫实践中，认识到了可持续的扶持像河边村这样一个瑶族群体难度是很大的。这也让我想到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对于原住民的支持所存在的问题。虽然说这样的比较不一定非常恰当，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是——当我们用一个现代的福利标准来衡量什么是贫困的时候，同时当我们又把一个我们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假设为他们也能遵循的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给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困境。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文化歧视和发展条件论的偏见。但在客观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按照现代性伦理所设置的一个摆脱贫困和走向富裕的路径并不总是有效的。我其实在这样一个困境面前也是束手无策的。
我们在河边村所做的工作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无非是说，如何如何的成功。很多同事和朋友其实都不以为然，他们一方面看着我的面子说几句表扬的话，另一方面，也觉得我三年来辛辛苦苦也值得表扬一下。其实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还没有摸到河边村可持续脱贫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