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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不再“宽松”,但作业还是比“减负”的中国少多了

       “宽松”之后,除了削减学习时间,如何利用“多余”的时间为儿童提供更“充实”的、更“丰富”的学习机会,同时培养儿童自己发现问题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与技能尤为重要。

——三友阳子

       本文作者:三友阳子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RISE青年学者)

 

       我的女儿在北京一所重点小学读二年级。这所小学倡导“快乐教育”,各种节日、主题活动都非常丰富。据说与其他重点小学相比,这所学校的课业已属于相当“宽松”的程度。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女儿的作业负担并不轻松,她的很多作业是在家长“协助”下完成的,即便这样每天也几乎十点多才能休息。

 

       这两年寒暑假,我都会带孩子回日本老家。女儿在当地公立小学体验读书时,每天回家做作业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我也不必像在北京那样一边“监视”一边“辅导”。在日本,孩子写完作业,经常可以到朋友家玩耍、或看电视或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什么的。

 

       近些年,经常听到中国媒体报道“减负”的话题,好像“减负”喊了很多年,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并没有减轻多少,反而是“越减越重”了。日本也有“宽松教育的说法,在2000年左右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所谓“宽松教育”,也是日本政府因为不满孩子们在“填鸭式”的应试教育中疲于奔命,由此提出的一种教育改革理念。也有观点说,日本“宽松教育”造成诸多恶果,中国减负应该引以为鉴等。

 

       那么,到底日本的“宽松教育”的理念提出、政策实施、演变过程及与之对应的日本社会背景如何?宽松教育在何种意义上多大程度上能为中国减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将尝试做一梳理和考察。

 

     

         2008-201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课程,透过在京外国籍中学生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教育国际化状况。期间因为生小孩,生活中心以家庭为主。由于近年很少接触中国学术界,又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一直觉得很难为情。为了不愧对这10年的“博士”人生,当第一眼看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RISE项目招募通知,便下定决心报名挑战一下。

 

       此次入选RISE青年学者,我觉得非常幸运和光荣。RISE项目负责人热心建议说,可否将研究题目改为日本的宽松教育。在调查过程中,我逐渐对宽松教育和中国“减负”问题产生了更大兴趣。我虽然不属于日本“宽松”世代,但对比我在中国读小学的女儿经历,还是能够切身感受到作为一名北京小学生家长的困惑和焦虑。

 

       比如,中国家长似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更加急切,容易拿别人家优秀孩子与自己家“熊孩子”做比较。另外,中国家长似乎更加容易“远虑”,上幼儿园就开始担心小学功课,上小学担心能够跟得上中学等等。这些比较或担心往往来自模糊含混的“数据”,缺乏冷静态度与切实观察。作为研究者,也有必要对上述现象做一细密整理和有说服力的分析。

 

 

       首先,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的经济高度发展期,为追求现代化,日本社会上下尤为关注公立教育的基础学力问题。

 

       学校教育课程的基准《学习指导要领》大约每十年修订一次,1968年的修订版则强调学科内容的系统性,扩充科技知识,强化了“填鸭式教学”。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人们生活更加富裕,但同时也出现了学校荒废等诸多问题。随着社会批评之声越来越高,比如社会为追求一定水准的“富裕生活”,学校教育往往给孩子们注入过度知识,造成更加深刻的“学习荒废”问题。

 

       “宽容教育”就是回应上述批判而登上历史舞台。系统主义的“填鸭式教育”,导致考试竞争激烈、“被淘汰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等诸多现象。社会要求学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7年福田首相的施政演说中,“宽松”这一词汇第一次被官方使用。1984年至1987年,中曾根内阁的咨询机关临时教育审议会上,论证了填鸭式教育与儿童的各种荒废行为紧密相关,进而提出精选教育内容、扩大选择科目数量等举措,决定性地实现了向宽松教育的转变。

 

       1987年,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愿,强调能够以主体姿态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之必要。因此除了“知识・理解”的学习结果,提出了学习过程中学生获得“关心、意愿、态度”,“思考、判断、表达”等多种价值观在内的“新的学力观”。以此为依据,1989年改订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废除小学1、2年级的理科和社会,将之统合为“生活科”。

 

       199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答辩提出,日本今后的教育基本方向,应在“宽松”中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包括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自律地进行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能够自主发现问题、思考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富有同感、理解之心及奉献精神;健康和体力充沛。“生存能力”这一教育理念也从1998年版教育指导要领,到去“脱宽松化”的2008年修订版要领,再至2017年3月颁布的最新要领(小学实施至2020年,初中至2021年),延续至今。

 

       1998年修订版《学习指导要领》中,减少了大量的教学时间和学习内容。同时,增设了“综合学习时间”科目。综合学习时间没有固定教科书,各个学校根据各自情况,分别在国际理解、环境教育等领域开展教学。综合学习时间强调跨学科和综合性的学习内容,活用本地和学校特色,通过如参观、调查、观察等体验学习来深入探究自然和社会。

 

       不过,“宽松教育”虽然是为了拯救疲于应付过度考试的儿童,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深刻问题。比如儿童的学力下降。

 

       2000年前后,日本社会开始出现文章和书籍讨论“一流大学的大学生不会分数式计算”、“学力崩溃”等现象,并将上述问题归结于一系列的宽松教育宽松教育的推进派和反对派就此展开争论,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199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成为众矢之的。本来是为了解决儿童学业荒废的“宽松教育”,却没有带来相应效果。实际上,学生学力下降、班级崩溃、不上学、校园欺凌等教育问题依旧存在,到头来“宽松教育”已经无路可走。

 

       199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全面实施后,2001年由OECD组织的PISA学力测试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儿童家庭内的学习时间最少,读解能力处于平均水平,原来较为自信的数学和科学素养项目也不如预想目标。

 

       于是,在媒体大肆渲染下,社会上关于日本儿童“学力下降论”的观点风靡一时。经历“PISA冲击”后一个月,文部科学省远山大臣发表了紧急声明《劝学》,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扎实的学力”一词。2003年在中央教育审议会的答辩中,修正了部分学习指导要领。明确了学习指导要领的标准,增加标准授课数量,确保教学时间等。事实上,“宽松教育”色彩浓厚的199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在全面实施的一年后就被修正为“重视学力”。

 

       中国学术界谈到日本的宽松教育时,经常把“宽松教育”完全作为“反面教材”,一听到“宽松”这个词,就好像已经预设了绝对不应该重蹈“宽松”的覆辙一样。事实上,“宽松”这个词还包含着充实、丰富等正面要素。

 

       如今,针对中国公立教育的“减负”看起来只是减少课程的数量和学习时间。我认为,“宽松”之后,除了削减学习时间,如何利用“多余”的时间为儿童提供更“充实”的、更“丰富”的学习机会,同时培养儿童自己发现问题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与技能尤为重要。

 

       本研究聚焦日本的“宽松教育”与中国的“减负”问题,透过中日两国政策与学术研究成果、社会舆论和学校一线现状,尝试对两国在不同层面的各自叙述与认识,展开调查与分析。

 

       对此,我通过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式收集中国中小学家长的教育“言说(Discourse)”,分析他们面对孩子时采用何种教育观念。中日两国政治、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发展各异,但随着信息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每个人都不得不应对身边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不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对此也许都能感同身受。

 

       一个国家发生的教育问题,同样也有可能在另一个国家里被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日本“宽松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对于中国今天或今后持续的“减负”问题,也许能提供一个建设性视角。希望本研究为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参考文献:

[1] 戸田浩史(2009)「ゆとり教育」見直しと学習指導要領の在り方.立法と調査.No.295.65-74

[2] 原清治、山内乾史、杉本均(2008)増補版教育の比較社会学.学文社

[3] 原清治(2006)ゆとり教育の実施と学力論争序論.学力問題・ゆとり教育(リーディングス日本の教育と社会:第1巻).山内乾史・原清治編著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2-18

[4] 文部科学省 http://www.mext.go.jp

[5] 田辉:日本基础教育,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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