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12震后，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麦田计划、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4家机构共同在彭州龙门山镇发起和执行“新家园计划”，彭州市中大绿根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大绿根”）由此转型而来，并于2010年6月在彭州注册。目前，绿根团队有4位专职项目人员，1位兼职会计。经过理事会改组，与原先的发起机构脱钩，彻底完成了本土化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大绿根摸索机构重新定位的过程。
中心执行主任王潇介绍，最初的“新家园计划”到2012年夏季已经结束，除了外界较为知悉的白水河社区服务，还包括行动研究和志愿者/实习生培养这两大块业务。从2008年启动到现在，借助发起机构的影响，“新家园计划”与大大小小10多个资方沟通、合作，却从未能拿出准确的机构定位和系统的业务框架，“业务范围大而且有些虚空”，员工也曾为此困扰不已。
2013年，绿根对5年来的工作多次进行梳理，并在7月底的战略会议上，最终形成了机构的新定位，以“愿乡村的人们守其礼，建其业，乐享其家园”为愿景，以“培力社工成长，助力乡村发展”为使命。未来3~5年的具体业务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灾后15天到3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开展社区综合发展项目，沿用“新家园计划”名称，下设社区计划、研究计划和人才计划；其二是针对灾后重建地区年轻妇女进行文化和生计发展支持。
2013年6月，按照新的业务框架，绿根在震后的芦山太平镇三个村启动了“新家园计划”，其中社区项目已向4.20芦山应对平台申请，研究（青年学者基金）和人才计划则向南都基金会申请。青年学者基金希望延揽各领域人才围绕芦山地震议题进行行动研究，尤其鼓励非人类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参与，甚至可以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完成。人才培养方面，则计划招募有意愿推动乡村发展的实习生，派往绿根在芦山的3个社工站以及其他NGO的社工站去培养。另外，绿根的芦山工作站还承接运营壹基金的一个儿童服务站，还向美国一家基金会申请2.5万美元做两个村的生计试点项目。芦山的“新家园计划”为期3年，预计到2016年夏结束。
妇女文化和生计发展方面，2012年夏天，绿根在彭州三沟村和宝山村启动了“妈妈学院”，同时决定终止已经执行4年的白水河“新家园计划”。芦山太平镇的“新家园计划”执行一年后，也可能把那里的“妈妈学院”做起来。
“妈妈学院”这样一个聚焦妇女的项目产生，源自机构的自我反思和社区需求变化的推动。“最早的新家园计划，涵盖了社区服务的各个领域和人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像撒胡椒面一样流于表面，无法深入。”2012年夏，在白水河项目行将结束之际，绿根曾计划按照原先的思路继续申请资金延续这个项目，仍然把小孩、老人、妇女生计、文化，包括唱歌跳舞的活动全包括在内，但“做起来感觉特别心虚”。最终，经过理事会讨论，决定将白水河社工站关闭，换一个思路做事，于是妈妈学院出现在三沟村。
三沟村是灾后整村统建比例最高的社区，85%的人完成了搬迁和集中居住。5.12震后，作为大成都的一部分，彭州龙门镇的经济情况有较大提升。三沟村内居住着不少专门在家照看孩子的年轻妈妈群体。妈妈学院一开始只做文化活动，开设育儿和学龄儿童家教课程，经过参加者交流、碰撞产生新的需求，再灵活填充新的培训内容。妈妈学院开设半年后，蜀绣制作培训脱颖而出，有8~9位学员开始通过郫县商会承接绣片订单。绿根拿这个“钱”景给乐施会讲故事，拿到了10多万资助，成立了三沟村“妈妈蜀绣工坊”。
目前，妈妈学院内还有美容美妆、瑜伽和烘焙等其他培训。近来，烘培课程又冒出一点苗头。本来是教妈妈们做小蛋糕，带回去给小孩吃，现在发现蛋糕市场蛮有潜力，开始增加花色品种培训，看看妈妈们下一步能不能做铺面。
“社工牌”与“地震牌”
2010年6月中大绿根注册的时候，挂上了社工发展中心的牌子。这与成都市政府近年来在开放社会管理创新举措中对社工机构的“青睐”有关。实际上，成都不少各领域的NGO都受惠于地方的开放政策，合法注册并戴上了社工机构的帽子。这个帽子，也代表着政府购买民间服务的导向。2013年，成都市财政首次拿出300万采购NGO服务，各区县都可以申报，绿根是彭州唯一一家申报并中标的机构。
“政府认定社工是专业的。今年申请拿政府的补贴，对方就问，你有几个社工啊？” 顶着社工发展中心的牌子，却没有一个持证社工，民政局官员的现场提问让王潇颇为尴尬。看来，要拿政府的钱，社工是个硬指标。10多万补贴到账后，包括王潇本人在内，绿根的所有全职项目人员都去考社工证。
王潇个人进入公益领域的第一站是宣明会。光阴荏苒，她迈入公益领域已9年。除了有2年在北京一家基金会做资助官员，其余时间都行走在农村。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内，机构内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让喜欢思考的她颇有感触。
“前些年和同事聊项目能聊到凌晨2~3点，在共同的理念下争相贡献自己对问题的思考。2006~2007年是一个槛，忽然就涌出了一大批社工专业毕业生。现在，同事们更多是在项目周期内重复做活动，不再有深入思考问题的氛围。”王潇说。
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以广东、深圳为代表，专业社工机构发展迅猛，并用“专业”与其他NGO划界区分，“一枝独秀”。王潇认为，这些社工机构中出现了过于偏重个案与小组两种社工手法，忽略社区手法的趋势，陷入了误以为社工就是技术活、不再反思深层的社会问题、社会视野迷失的误区。
“在深圳，社工之间打照面的时候往往互相问，这个月做了多少个案，像业务员一样。
因为收入来源靠个案，走上了极端。广东出现政府购买后，社工开始拿高薪，变成业务员。”王潇认为，正常的情况，是各领域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增强社工方面的专业能力，但不能仅仅局限于社工的概念。
随着汶川地震的渐行渐远，尽管灾后重建仍然需要多年时间，但“灾后重建”这个概念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这对汶川地震以来救灾NGO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或许是大家希望尽快忘记过去，把这一页赶紧翻过去，在5.12灾区的彭州，现在已很难再用灾后重建的话题与村民去讨论了。三沟村妈妈学院的生计项目能够有所进展，大概也是居民倾向于面向未来的一种心态反映。
王潇认为，从事灾后重建的NGO需要区分当地有多少问题是直接由地震造成的影响，可以去干预，又有多少与地震没有关系。她在参与芦山地震影响的一次联合调研时发现，其实很多问题是社区本来就存在的三农问题。对一家从事农村发展的NGO而言，地震只是一个切入的契机，机构需要面对的还是长期的农村生计等问题。当然，如果切入点就是灾后重建，那么就去直接回应地震带来的问题。“在芦山，现在NGO打地震牌当然比较容易，在清楚有多少事情是与地震有关的情况下，我们也设计了灾区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项目。”
谈及救灾NGO这个群体的生存发展，王潇认为，“机构要有清晰的理念使命和长期的战略规划，否则围着基金会转，会变成活动工匠，拿到的项目短平快，会变得越来越缺乏思考。”NGO是否能够避免成为“活动工匠”，与基金会的使命、策略和眼光也有关联。
“如果基金会缺乏稳定的内部策略，或者缺乏长远的眼光，总是强调要在短期内看到产出，那么这样的压力必然会传导给下游的NGO，导致项目设计和实施短平快。”不拿快钱，是王潇为机构定下的底线。当然她承认，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大绿根其实还没有遭遇到真正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