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还在共青团系统从事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工作，接触了大量企业，那个时候企业纷纷地开展志愿者活动。七年前，我还推动了上海外企志愿服务联盟的成立，志愿服务联盟的参与者都是上海的知名外企，他们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参加，形成了这样的联盟体制，到现在这样的机制还在延续，在上海的社会责任领域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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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以企业志愿者活动为特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体现出比较原生态的特点，我称之为“形象阶段”，这是第一个阶段。我用一句话来说叫“国企学雷峰，外企去刷墙”。十多年前，我参加了大量的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国企在3月5日“学雷锋日”前后，敬老节的时候，纷纷到社区、养老院等开展“学雷锋”活动，以一次性的活动为主，一年去不了一两趟。
外企（我这里就不举例了）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主要的形式是到社区去粉上一面墙，志愿者带着孩子和社区的居民的志愿者一起，将这个社区的墙刷的漂亮一点，色彩非常鲜艳，图案非常好看，并把自己企业的logo留在上面。有一些还去敬老院去帮助打扫，还有就是将敬老院的墙也粉刷一新。这样的活动多，很有意思，总结出来叫“国企学雷锋，外企去刷墙”。这个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停留在了形象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公关的形象，由企业公关部门、行政部门或者党群部门去推动，做的都是一些活动，还称不上系统，甚至还称不上项目。
2:
到后来进入到了“功利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工作的一部分，配合企业产品战略、市场拓展战略、和社区街道、和政府搞好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推动。当然，也成为企业凝聚员工、服务员工、打造企业文化的重要方面。在这个阶段，很多企业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
第一个就是，很多企业纷纷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有的发展得还很不错，成为一个有能量的企业自组织，自我运转，自主推动项目的开展。我参加过安利志愿服务队、拜耳志愿服务队等的活动，这些队伍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凝聚力也特别强。
参与社区活动中的安利上海志愿者服务队
很多企业形成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机制，比如说“员工公益日”，有的还推出了志愿者假期，员工去做志愿者，利用这个假期，企业是支持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机制的保障之后，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企业员工活动，制度化和组织化了。
3:
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名利阶段”。标志性的事件是，企业纷纷成立自己的公益基金或者基金会。比如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由上海的南都集团推动成立；2011年河仁慈善基金会，由福耀玻璃推动成立，成为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会，达到35.49亿元规模；在这一年，第一个外企成立的安利公益基金会也成立了。
从那个时候起，大量企业纷纷成立公益基金会。到今天，网上有个数据，说是已经有500多家，在全国6000多家的基金会里面已经占据了1/10。当然这个统计也是有问题的，除了一些以企业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之外，绝大多数的基金会都有企业支持元素，那么像这样的算不算企业基金会？也是有争议的。
我只能说，这样的基金会数量越来越多。当然，中国的企业基金会的数量这么多，但总体上加起来都没有比尔·盖茨一个基金会的规模大。并且，这些基金会的业务基本都是围绕着企业战略展开的，功利性强，独立性差，透明度不高，影响力也不强。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低质发展中的亮色，一些企业基金会已经成为拓展公益边界的前沿探索者，成为公益链条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基金会开始纷纷转型，由自己动手发展成为支持型基金会；有的已经开始将自身发展独立于企业，突破了身边局限，进入到了广阔的社区，投身到支持社区基金会建立、社区治理等领域，比如桃源居基金会；有的基金会已经在关注城市发展、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有的已经参与到了国际交流，有的企业基金会积极推动了“一带一路”民间公益的交流，有些项目已经在非洲落地，从而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责任。
一些基金会的眼光，开始着眼未来。虽然比不上比尔·盖茨与美琳达基金会关注癌症等的大手笔，但理想主义的探索已经开始。正荣公益基金会在福建的乡村推动共识社区，大力倡导自力更生、自给自主的生产方式，参与这种生活方式的人都是一些艺术家、公益的激进者和一些对传统文化比较偏执的坚持者，支持像共识社区的倡导、环保生活方式的坚持，充满了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最后一种现象，我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企业的责任和人类的命运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这样的探索充满了浓浓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人类的组织形式中，商业是最有效的力量。很多前沿探索的企业家，将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近两年，社会企业受到大家的重视，而社会企业就是典型的将社会责任和企业的运作结合在一起。
埃隆·马斯克是一个大神级的企业家，他的理想是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他的目标是让100万人登上火星，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规划，在目前条件下，只能称得上是一个梦想，还称不上是一个理想。但是，埃隆·马斯克已经在2002年就为这个庞大的事业在布局，2002年他成立了火箭公司，后来又成立了太阳能公司、高速地下交通公司。2006年，他成立了特斯拉公司，而特斯拉公司的成立某种意义上是在为庞大的计划在盈利输血。
在中国，有这种手笔的企业可能不多，但是我们看到在各个领域都有这样的企业在摸索，有的在关注某类特殊人群的福祉，有的是为了社区发展。“社邻家”的初心和坚持，也是希望将社区美好生活营造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也是在大力的推动这样的社会责任的落地。
回首十多年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察，我发现：从作为企业的形象的一部分，临时性的活动、项目，再到机制，再到成立基金会，再到以企业运营去实践社会责任的使命愿景，理想主义的色彩日见明显。
理想主义是现实的反面，但她撑起了一面大旗，促使了更多力量、公益力量的迸发。这就是我想在“520社会责任我发声”想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