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一平，女性主义学者，性别专家。目前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妇女报记者、编辑，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策划，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传媒分项目负责人，ISIS国际（伊希思国际妇女组织）执行主任，曾任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90年代，曾在女性读书小组活动中接触过Kim等女同志，肯定并重视女同议题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倡导女同权益与性别平等。
从世妇会开始——“世妇会对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还是留下了很多遗产，一个是对学术界和妇女研究界，另外一个是妇女组织比较活跃，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活动。”
每个人，尤其是女性，在大学的时候也都会思考自己人生，思考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我自己对个人的理解和对女性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也可以称作是一个Organic（注：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吧。我是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开始接触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的，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了七年，研究生我读的是妇女史专业方向，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招妇女史方向的研究生。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学术领域，当然那时国内还没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个领域。
我自己本身没有学新闻学，我的教育背景是历史学，加上妇女研究、女性研究，由于自己的兴趣，所以我到了中国妇女报。我在妇女报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编辑，当时我编的版面叫做“妇女论坛”，是一个理论版。这个版于1994年创办，我1995年研究生毕业便接手了，一直编到了2001年。我编这个版的时候，主要是介绍一些国内外的妇女学成果、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的动态。
当年正好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妇女报也派了很多记者去报道这个会议。但我并不是作为记者参加这个会议的，我是作为NGO的代表，当时北大妇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一个“传统文化与妇女”论坛，我以这个论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世妇会。
1995年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之后，我邀请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刘伯红老师撰写一篇文章介绍非政府妇女论坛的情况。她也是1995年世妇会非政府组织论坛（NGO Forum）的组织部副部长，所以她对整个论坛的情况非常了解。当时NGO这个概念在国内也很新，也是第一次办这么高规模的国际会议，当时我请她撰文介绍妇女非政府论坛的一些情况，准备发表在“妇女论坛”专版。她是一个非常会写作的人，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既有可读性又有理论性，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也舍不得删减。由于报纸篇幅的限制，我决定把她的文章分为几次发表。其中有一部分很客观地介绍了国外的非政府妇女组织，内容很有启发性。这一部分有一节介绍了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国外的一些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女同志的非政府组织，介绍了她们的一些观点和活动。我觉得整篇文章信息量很大，很多东西以前都是没有接触到的，我个人觉得是篇很好的文章，不然我也不会编发。中国的报纸也不是我想发什么就可以发，因为我们的领导——部门主任、值班的副总编也要签字的。这篇文章通过了层层的领导阅读而见报了。我们妇女报的领导是很有经验的媒体工作者，也都是中国妇女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但是文章发表以后，却引起了麻烦，那就是来自“新闻阅评小组”的批评。我没想到他们会认为这篇文章不好。当时我很紧张，刚毕业的小姑娘就出这么大的娄子，受到批评总是不好的。不过我们报社的领导还是很开明的，也很爱护我。她们承担了责任，而没有狠狠地批评我，甚至也没有让我写检查什么的，就是口头跟我说了一下。我当时其实并不明白这篇文章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后来才知道新闻阅评其实很多情况下也是评论者个人的看法。针对这篇文章来说，阅评小组的评论只是笼统地说：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却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不合适。我现在想来，这证明他们也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不能接受。这和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有关系，当时是九十年代中期，可能是他们觉得介绍性工作者、女同志是不合适的。当时中国主流媒体中确实很少看到相关议题的报道，至少在新闻领域谈论这些还是个禁忌。
世妇会对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还是留下了很多遗产，一个是对学术界和妇女研究界，另外一个是妇女组织比较活跃，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在中国开始了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好多高校的老师开始讨论怎么把妇女学、性别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引入到知识领域中，翻译介绍了很多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著作。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妇女史，我也感兴趣，也参加了一些译介活动，翻译了一些文章，比如妇女史研究的方法、理论等等。其他的学科比如说教育学、社会学也都是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引入性别研究。
2016年3月 蔡一平（左一）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关于实施“蒙特维的亚共识”和推动性别平等的边会上发言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何以思考中国——“最开始迈出国门我去的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都是所谓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或者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制度是那么的不同。”
我起初接触的主要是一些学者，其实当时我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是很肤浅的，都是书本上来的，没有什么亲身的体验，尤其是没有和当下的中国妇女有深入的接触。我觉得做记者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接触中国不同阶层的女性，有学者，有官员，还有基层妇女干部、农村妇女、打工妇女等等，这些让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所以走出学校真的很重要。另外，我1998年走出国门以后陆续去过很多国家，在不断地游走中，对中国的妇女学和妇女运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同志的议题我确实是通过亲身接触才慢慢有所体会。1998年初，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参加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20世纪中国妇女和工作”的一个研习班，是以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贺萧所主持的。中国有几个学者分了几批过去访学，我们主要是和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他们也给我们请一些教授做讲座交流，我们这一批去的有李银河老师、刘伯红老师，还有一个上海社科院做近代妇史研究的罗苏文老师。当时在加州的王政老师还给我们做翻译讲解。在圣克鲁兹的时候我有幸聆听了一些很有名的教授的讲座，和他们交流讨论，其中有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我们的崇拜偶像。不得不说，她这个人太睿智了，哲学家的思考太敏锐了。还有盖尔•鲁宾（Gayle Rubin），她们的书后来在中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读书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接触的很多女性主义的学术，主要是介绍“社会性别”（gender），“性”（sexuality）的概念也会介绍，但是介绍得特别少，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对gender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时认为gender主要是社会维度的，基本上我把sexuality和gender割裂开来了。我主要考虑一些社会的问题，没有考虑到性的问题对女权主义学术这么重要。第一次听这些人讲，才发现“性”对于女性主义是这么重要的议题，她们的分析很有力量。当时，我的人生的阅历也有限，我不觉得我能完全明白。美国的贺萧教授撰写的《危险的愉悦》，还有好几个挺有名的汉学家，他们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因为我大学刚刚毕业，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感到耳目一新，中国历史研究很少用到这些方法。当时我非常受启发，感觉“哦，原来中国的妇女历史、性别研究也可以用这些方法”。
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学习和影响，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感悟和触动。比如我们在加州所接触到的一些学者，就是已经出柜的女同志学者，还有在那儿的一些生活体验。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旧金山，第一次去著名的Castro街，那里是著名的同志集聚的地区。那里以男同志为主，我看到的女同志很少。我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不一样呢，因为在中国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出柜的男同志，我当时并不知道应该反思社会对同志群体的歧视，而是觉得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就行了。但是在那个特定的街道社区，我是一个“外人”和“他者”，感觉那里的人们不太友好，我自己也很不自在。但其实人家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我自己心理上觉得误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太舒服。当时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奇怪，可以说1998年初的那次访问是我第一次，从学术理论上接触到性的理论，也是在生活实际中接触到同志群体。当然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到那个领域和空间，我只是在边缘张望了一下而已。但是，在那之后我觉得我整个审美观，还有我的世界观，都发生好多变化。我以前的审美观是非常古典主义的，比如莎士比亚就应该是莎士比亚，就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台词和服装，我才能欣赏。但是后来我就开始学会了欣赏一些不循规蹈矩的或者颠覆性的东西，比如新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迪卡普里奥主演的，那里面的罗密欧有一个易装的朋友，还是个黑人。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是人物形象、穿着打扮都不一样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了。如果是在以前，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么亵渎我的莎士比亚，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带有一种对经典的盲目崇拜，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能接受和欣赏这些挑战的、颠覆的、改写的东西，因为它们包含着很多我们当今的思考和批判，也更加丰富、深刻和贴近。比如除了这个颠覆莎士比亚的，还有《天鹅湖》，原版是非常经典、优美的王子公主的爱情故事，后来有一个男性版的《天鹅湖》，其中有表现同性爱、虐恋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个也非常精彩。
学历史的可能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学宋史的觉得宋代最伟大了，学唐史的觉得唐代最好，说实在的，如果你不爱你所研究的这个东西你也难以深入研究下去。但是也会慢慢养成那种“天朝大国”心态。走出国门以后就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脉络；女性主义也是这样的，所以出国的经历也丰富了我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最开始我去的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98年一次去美国，一次去瑞典，包括2002年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一年，我去的都是所谓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或者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制度是那么的不同。西方的女权主义本身就有批判精神，反对白人中心、美国中心，但毕竟也有其局限。比如我觉得美国的自我中心文化已经非常深入，那里的妇女学的课堂上主要讲美国妇女的经历，或许也包括了美国欧洲裔之外的拉美裔、非洲裔、亚裔妇女的经历，但还是很少去看看亚洲本土或者拉丁美洲土地上的妇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或者还是从美国的视角去看世界的其他地方。
2016年 蔡一平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
讨论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议题
缺场的女同志理论家——“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出现女同志自己的理论家来写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是女同志理论家。在中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女同志理论家来写女同志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
1997、1998年，国内进行女性主义学术和学科建设的时候，女同志还有异性恋霸权的议题被介绍过来了，而且每次讨论都很热烈。从中国对于女权主义的译介就可以看出兴趣点在哪儿，最早介绍的都是一些西方女权主义的流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派女性主义等等，其中还提到一个“女同志分离主义”，已经把女同志放到介绍理论里面了。【注：女同志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中“分离主义“的一种，强调切断与男性和异性恋主流社会的联系，拒绝从男权社会中获利。】
国内女同志活动家中我比较早接触的是Kim，当时认识她是在邱仁宗老师主持召开的一个女性主义学术会议上。邱老师有好几年的时间内都在主持女性主义哲学和伦理学议题的学术会议。因为我是编辑记者，有这方面的优势，可以去开各种女性主义学术的会议，认识一些作者，完成约稿。我记得有一年的内容涉及到了女同志，他请了Kim过去做发言，记得还有另外一对女同志伴侣介绍她们的故事。当时会议日程上写着这个单元叫做“女同志现身说法”。初看我也是觉着新奇的，没觉得可乐，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了解女同志活动家，当时Kim说，看着题目就挺有意思的，什么叫“现身说法”啊，像狐狸精现形似的。我初看确实是有猎奇、围观的态度，感觉特别新奇，她讲的具体东西我都不太记得住了，但我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做学术研究，就感觉别人都是“现身说法”，自己在后面观察，有一种权力关系在里面；做记者的时候，我也经常是让当事人来“现身说法”。但现在我觉得凭什么让人来讲自己的经历？人家凭什么给你“现身”呢？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比如做记者、做培训，一直也在反思，在很多情况下真的很难不把别人当成一个对象。
后来我还参加了两个读书小组，一个是女性主义的读书小组，读女权主义的书，荣维毅老师组织的，还在冯媛家读过几次，也在Kim家读过。但是我记不得这是同一个读书会还是两个读书会了。女权主义的读书会主要读女权主义的书，从特别早期的著作开始读。但我属于那种围观型的，也比较懒惰，所以有这么一个活动我觉得是很好的，对自己的学习也是个督促。
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出现女同志自己的理论家来写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也是女同志的理论家。在中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女同志理论家来写女同志理论。我觉得这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评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女同志的理论家？比如说女同志在中国妇女运动里、女同志的理论在女权主义发展理论里（都没有），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还基本上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没有这个（女同志的议题），所以中国目前主流的妇女理论里面还没有女同志议题的位置。
我觉得自己对同性恋议题、异性恋霸权的认识还是挺浅薄的，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很坚定，我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而女同志议题在女权主义中是很重要的议题，而且我也特别同意在整个同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性别的不平等或者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比如我在菲律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组织Isis International（伊希思国际妇女组织）就对菲律宾的妇女运动对于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看法和态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女同性恋、跨性别或者双性恋在同志运动和妇女运动中都是很边缘化的。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者尤其应该重视女同志的权利和参与，因为她们处于同志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双重边缘，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应该加以改变。而且我觉得一个运动，如果没有把最边缘的人纳入到运动中，就不能说是成功，不能说是把大多数人解放了这个运动就成功了，只要有一个人还没解放，你这个运动就没成功。
2016年9月蔡一平在AWID(全球女性发展权益协会)2016论坛上就“‘大数据’对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意味着什么”进行发言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女同志运动的联合——“我自己反思，中国的对外交流，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对外交流，仅仅局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遗产或者或理论我们了解太少了，这也是我决定去菲律宾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去菲律宾工作是2008年底，我放弃了在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一个“铁饭碗”，还是一份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工作。我当时知道我会失去什么，比如说职业稳定感和社会保障、事业单位的福利等等，但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如果不深入了解第三世界的经验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翻译的东西大都是美国的，欧洲的都很少。为什么我觉得西方的东西不能拿来用呢，因为我觉得它形成的历史语境是不同的，虽然表面上关注的议题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深层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反思，中国的对外交流，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对外交流，仅仅局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遗产或者或理论我们了解太少了，这也是我决定去菲律宾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2004年在泰国曼谷召开的北京＋10（北京世妇会10周年回顾）亚太地区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上我接触到这样一个国际妇女组织——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组织（DAWN），这个组织是一些第三世界学者和妇女活动家组成的。它在理论上很有建树，从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对主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批判。它把发展领域看得很宽泛，包括经济、政治、环境和性和身体，以及各因素和议题的交叉关联。2007年，我又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个亚洲地区的女权主义培训。之后，从这个组织的一位成员得知办公室设在菲律宾的另一个国际妇女组织Isis International（伊希思国际妇女组织）正在找人，问我要不要去。这个女权主义组织成立于1974年，是一个很有历史的组织，95世妇会我就听说过它了，因为他们一直致力于媒体和传播，出版杂志和简报，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妇女组织，特别是草根的妇女组织。
我记得特别清楚，与Isis的主席和理事会成员只谈了就一会儿，她们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说决定要我。记得当时他们面试我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性取向这个问题作为女权主义组织来说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当然重要了，太重要了！”我毫不犹豫地就这么回答了，“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的那不是女权主义者。”后来我听说这是他们决定要我的很大一个原因。
我去菲律宾的主要目的，一个是通过亲身参与，了解第三世界女权运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第二是看看国际妇女运动如何可以借鉴到中国的妇女运动中去。
我在Isis担任执行主任。Isis是个女权主义组织，并不是一个同志组织，但这个组织里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同志，这个组织之前的主任也有女同志或者双性恋。而且这个组织的很多工作，比如研究课题、出版的杂志等等，都是把女同志、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是组织的一个很重要工作内容。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组织，把性取向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好像还不多。我们非常愿意做一些不同社会运动的跨界对话，比如在环保运动中怎样发出女性的声音，比如在同志运动中怎样有女性的视角，妇女运动中如何反思和挑战异性恋霸权把性取向的议题纳入进去，等等。
经过了两三年的“上山下乡”，我还是决定结束在菲律宾的工作，想把这些年学习和积累的东西带回到中国做一些事情。虽然在国外也一直关注国内的妇女运动，但是毕竟人不在国内，很难直接参与其中。
2016年 蔡一平在AWID论坛
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我一直和中国妇女学界保持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来是作为记者，一来是作为NGO的一员，我觉得身份的多元化能带来多元的机会跟很多不同的圈子建立联系。中国妇女研究也好，妇女运动也好，真正能和国际妇女研究、妇女运动接轨的机会还是很少。第三世界的妇女运动在我看来，是需要以草根、社区、基层妇女经验为中心，像菲律宾这种国家，它本身也是等级社会，很多妇女活动家都是来自中上层社会，我觉得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特别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如何让大部分的妇女经验和诉求得到表达和回应，特别是社会下层和边缘的妇女群体的权利和需要作为出发点。
另外我觉得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特别注重去分析整个世界的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不平等关系，比如对霸权主义、军事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所带来的后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些正是当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事实，而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实。虽然直接把男人和女人卖为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对妇女的身体和心理的殖民化，对妇女的性与生育的控制，对妇女的生产力及再生产的剥削，仍然阴魂不散。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也引起很多探究的兴趣和关注的目光。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注视和关注中。我觉得第三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女同志运动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应该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并且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2年 蔡一平在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与性别平等”研讨会上发言
本文访谈于2011年3月
整理 / 柯晓
访谈 / 柯晓、Rebekah
编辑 / 艾琳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