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创新型社会，正在成为当局所探求的宏大价值目标，但它却面对着“应试教育”的戏剧性挑战。
1970年代恢复高考，曾经是走出政治噩梦的里程碑，标示出社会进步的正确向度。而经过长达30年的泛滥之后，高考制度已经演化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制度，并且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一方面却仍在无限扩张，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冗长的考试链，分布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线上，其时间跨度长达25年以上，纠缠着人生的三分之一岁月；不仅如此，在这条考试链周围，还环绕着儿童乐器考级、外语考级、计算机考级、以及各种成人的职业考试、职称考试和行业证书考试等等，由此形成庞大的考试网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着如此严重的考试困扰。中国已经沦为应试教育的头号大国。
但这并非是巨大的荣誉，恰恰相反，它是必须加以反思的恶弊。应试教育的基本逻辑是：1、放弃那些更为重要的价值标准，而把考试成绩作为升级、应聘、录用等社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唯一标准；2、考试形成连续而漫长的链索，大规模消耗国民精力、财力和时间力；3、从考试收费本身，形成畸形的考试经济体系，制造了教育产业化的严酷现实。
答题正确与否，作为能力判断的唯一尺度，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问题，它消解了创新思维生长的可能性，成为人才培养的最大阻碍。全国统一考试尤为可怕，把上千万乃至上亿人，推入只有单一标准答案的荒谬世界，这不仅否决了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优势，而且也断送他们在就学、就业和事业发展的生存空间。
全民化的应试制度，不是人文主义教育的良性后果，而是后集权教育思维的标记。考试成为政治修辞的技巧训练。许多教科书概念错误，逻辑可笑，充满各种谎言，却被奉为学术圭臬，成为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被应试教育程序强行灌输给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围殴下，科学、民主和创新等人本主义价值，遭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
应试教育仇视反叛，乐于培养思想的奴隶。儿童为此丧失童真、想象力和原创力，成人则失却了探求真理的动力。反叛、挑战、怀疑和否定，是创新机制形成的精神基础，而一个无法容忍、欣赏和接纳这种精神的民族，又有什么创新可言？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制造”的环球产业危机，跟应试教育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味抄袭、模仿和拼贴，就是中国工业产品无法超越廉价怪圈的主因。中国社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试教育制造出的“人才产品”，露出了更为刺眼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应试型人格”的涌现。这种人格擅长模仿、抄袭和剽窃，以作弊和应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长放弃主体性，拒绝独立的价值判断，服从威权，按别人的思路行走；擅长在被规训的压力处境中生存，成为在集体和公务空间里说谎的能手；擅长从社会责任和义务中逃脱，因为在考试唯一标准的体制下，责任变得毫无意义。
应试教育就这样塑造了国民的畸形人格，不仅把他们变成滑稽可笑的考试动物，而且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建构，形成最大的威胁。应试人格一旦进入民主程序，就会把民主当作考试，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完成投票程序，也即放弃民主的主体性，以顺从威权的方式来应对票选，从而令民主理想和社会进步，化为水中泡影。毫无疑问，应试教育引发的不仅是教育危机，而且是国民和国族的政治危机。
导致应试教育制度泛滥的原因，在于“考试决定论”——一种典型的后集权官僚主义的行政病毒。它确信考试是测试学生、选拔精英和解决社会分层的唯一途径。用频繁的考试和量化技术，制造繁琐的公务程序，大规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剧官僚队伍的自我膨胀，而行政效率却在急剧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应试教育就是官僚主义综合症的一部分。
治疗应试教育的病症，无疑只能从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此外更无其它妙法。而作为教育职能部门，则有必要修正“以考试应万变”的教育方针，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减少考试次数，取消各种无聊的考级项目，并从幼儿园开始，把想象力、创造力和反叛性，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假如不从这些方面彻底矫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创新社会的愿景，就只能是一幅美妙的画卷而已。（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