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察报告》的第二个十年将更加精彩
感谢各位朋友出席《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新书发布会！
之前，为发布会做了一个中规中矩的PPT。但是，经过思考，临时决定调整一下。各位手里已经都有这本书了，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浏览，我就不再介绍了。刚才，文奎秘书长说，我们这个项目已经走过九年了。九年来，我们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非常好。这个项目不像其他项目，先做一年，试试看，然后再说后续的事情。当初，我和道峰商量此事时，不约而同地都认为，观察报告，只做一年两年没价值，要做就做长期的。于是，就有了这个十年之约。
九年走下来，总的来看，项目做的还算及格，比较满意。明年就是第十年了！怎么撰写第十本报告，我们非常慎重。同时，也在思考第二个十年应该怎么做。这方面，文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排，邀请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四家兄弟单位，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五家单位，共同资助这个项目，另外请基金会中心网来做中介管理机构，人民大学公益研究院和公域合力负责实施。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安排，足以保障未来十年项目做得更好。这是非常富有智慧的安排。道峰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文奎又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可谓“更上层楼”。我们这个团队，将尽心尽力把项目做好，不辜负所有支持我们的人和机构。
二、九年“观察”的回顾
九年连续的观察，自己二十多年的研究，有什么感受可以和大家说说呢？
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个领域越来越繁荣了。其实，说“繁荣”不太准确，应该说是“热闹”，确实越来越“热闹”了。
从业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多了，活动领域更广了，专业化水平更高了，技术手段更丰富了，内部合作也更多了，也就是说，整个慈善生态系统在逐渐地完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同时，“碎片化”也在发展，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十年前或十五年前，你要让我说一说公益领域或第三部门是怎么回事，我还能说得清。现在，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的时间越来越长，反倒说不清了。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整体感、结构感、中心性、秩序性都在下降，非常多元，非常破碎，而且未来的趋势愈来愈模糊。
最近十年，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态度、认知、政策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十年前，把住登记关，再加上对具体活动的“底线控制”，就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了。最近十年，政府对第三部门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看到了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积极功能。最近四五年，在扶持方面，力度空前增加，在管控方面，力度也空前增加，民政部门越来越有作为，管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越来越有效，真是“两手抓，两手都硬”。
第二部门对公益领域的参与越来越深入，不但出钱，出力，还发声，话语权越来越大，实际影响也越来越大。十年前，如果说公益部门有需要面对的外部力量的话，那就是政府部门。现在，在政府部门之外，又多了一个商业部门。商业部门的渗透和影响更加深入，更加隐蔽，更加温柔。“看不见的手”似乎无所不在。如今，“公益商业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了。
最可喜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公众对公益的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与，出钱出力，而且思想和行动充满了创造性。技术革命，如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无限的机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渠道，使每个人都能够便捷地参与公益事业。
今天，公益已经成为个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生活方式，公益成为了时尚。外部的元素大量地渗透到公益领域，公益领域的价值观、思考方式渗透到各行各业。跨界的交流，广泛的互动，也是前所未有。这一切真是可喜可贺。
公益不再是一个专业领域，一个边界清晰的部门，各种边界正在逐渐被打破，广泛的互动、跨界、融合正在发生，而且日趋深化。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人类向善，则是贯穿这场革命的中轴线。
发布会现场
三、今天的公益界缺少什么？
比较十年前和最近十年，有值得高兴的东西，也有值得担忧的东西。我总觉得当下的公益领域缺少点什么！
那么，缺少的是什么呢？
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今天的公益领域缺少的是如火的激情，是动人的梦想，是高扬的理想主义，是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的担当！激情越来越少，梦想越来越少，对家国天下的担当越来越少，越来越务实，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功利。
不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成立一个组织，然后借助组织运作去实现理想。更多的是看到了一个机会，然后成立一个组织。或者，当初为了理想组建一个机构，而后逐渐初心淡忘，朝九晚五，只是为了让机构活下去，为了让员工的待遇福利更好一点。这就是公益机构的使命吗？这就是公益机构应有的功能吗？这就是公益机构要求全社会无条件支持自己的理由吗？
如今，市民组织越来越少了，服务组织越来越多了。原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悄无声息地改成了“社会服务组织”。名字是很重要的，名字是定义，也是暗示，告诉你，你是谁，你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名字用久了，潜移默化，也就认同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社会服务组织完全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拾遗补缺”的工具。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期待是“多帮忙，少添乱”。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也不必遮遮掩掩。所有的政府都如此，只要它能办得到。今天，这个“理想”离实现越来越近了，添乱的确实越来越少了，帮忙的确实越来越多了，而且帮忙的还沉醉其中，自得其乐。
澄清一下，我不是说，捣乱就好，帮忙就不好。绝没有这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从国家的整体状况来看，从公益领域的整体状况来看，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那部分公益，恰恰是公益界提供的最少的。不是说大家现在做的不是分内的工作，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工作，而是说社会最需要的那些事情我们没有做，或者说，做的越来越少。当然，责任也不能都算到公益组织头上，这也是大环境使然。
四、我们的榜样——高攀龙的慈善思想与实践
今天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高攀龙的故事。
也许大家早已知道，他是晚明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赫赫有名的东林党领袖，但是，也许没几个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大慈善家，超越时代的大慈善家。《明史》对高攀龙的评价是“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
高攀龙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期，表面上看，经济很发达，城市很繁荣，人口也获得了大幅增长，但是，贫富分化严重，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此起彼伏。
高攀龙的家庭亦儒亦商，既有诗书传承，又很富有。高攀龙从小就在祖父的教导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年轻的时候受到顾宪成的影响，后来与顾宪成一道，复修东林书院，汇聚同道，讲学其中，讽议时政，震动朝野，时人称为“东林党”。
高攀龙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自幼饱读诗书，27岁中进士，一生忧国忧民，知行合一。面对深重的危机，高攀龙没有逃避，全力以赴，不惜代价，济民救世，匡正时弊。对他来说，儒家的信条，不是写在书本上的，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而是落实到行动中的，所谓“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为官则尽职尽责，辞官则造福一方。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不但捐钱出力，还创办慈善组织，组织慈善活动，参与地方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明末时的忧国之士多有改良社会之志，他们制定策略，采取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因应新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传统的价值。
根据《高忠宪公年谱·居乡》，高攀龙的活动覆盖了诸多领域：“亲友以生计相托者，则极力代筹，至捐资践约”，亲朋好友因为生计求助，他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于宗亲，有养之终身者，有及其再世者”，对于大家族内部，有的人他赡养终身，有的下一辈他都帮忙抚养；“于师，生养死殡之”，对自己的老师，他是养生送死全包；“于友，赡其贫，恤其孤，推毂寒士，不遗余力”，不仅在亲友陷于贫困时进行帮助，甚至孤儿寡母他都会接济；“乡绅宦游者，谆谆以爱民好士、砥名砺节相劝勉”，对于有志于向道的人，他给与精神上的鼓励；“地方有大是非，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地方上有大是大非纠纷时，他都乐于参与，做是非评判，把事情处理好；“至设通区役田、通邑役米、苏粮里之困，举同善会恤远近之鳏寡孤独，为德梓里，又其余矣”，超越个人的亲朋好友、家族、师门范围的事务，面对普通的陌生人，他发起了同善会。
无锡同善会是1614年，即距今400年前，高攀龙等人创办的。这是发起于地方的、地区性的，既不依赖宗族、又不依赖宗教、服务整个地区的，非常符合现代定义的一个慈善组织。
《同善会规例》是同善会的章程和管理制度。主会者是轮值制、有固定的集会日期和场所、有自己的劝善宗旨、需交会费、必要的时候有专门的募款；会费的用途、资助对象优先级、按道德选择资助对象的标准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扶贫办法、操作流程、丧葬时的助棺办法、风险防范、财务的公开等方面做的非常好！
而且，同善会特别注重道德教化，以“劝善”为同善会会讲的重心，以“济贫”为途径，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把自己的“仁民爱物”的价值观落实到现实的实践当中，通过慈善，特别是组织化、常规化的慈善造福乡里。这些方面，高攀龙等人当时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同善会不但是组织化的、制度化的、超越宗族的，许多做法还很现代，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为程颢和程颐的弟子杨时创办。我们知道一个成语叫“程门立雪”，说的就是杨时的故事。杨时拜二程为师，学成南归之日，程颢说了一句话——“吾道南矣”，对杨时将理学向南方传播寄予了很大希望。程颢去世，杨时非常难过。几年后，又回来跟着程颐学习，“程门立雪”的故事就发生在跟从程颐学习的时期。学成之后，杨时再次回到南方，创立了东林书院，开坛讲学。1604年，当时被贬官居家的顾宪成，不忍坐看时局沦落，想通过讲学汇聚天下读书人，在朝廷之外通过议政来影响朝政。顾宪成与高攀龙一拍即合，一起重建东林书院。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写了一副千古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士人，汇聚书院，切磋学问，砥砺气节，针砭时弊，荡涤乾坤。他们的政治对手是魏忠贤及其死党。魏忠贤是个什么人？魏忠贤可以说是个邪恶的天才，他不识字，但记忆力非常好，40岁左右，为求腾达，竟然自宫，当上了太监。他专断国政，也是特务组织“东厂”的控制人，被称为“九千岁”，在活着的时候全国各地就为他建了几百所生祠。东林党挑战的就是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狠如蛇蝎的人。但是，东林党人毫无畏惧，1624年，高攀龙抨击阉党被贬。一年后，1625年，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被魏忠贤被关进诏狱，残害致死。
尽管高攀龙已经被贬回家里，魏忠贤仍不放过他。高攀龙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魏忠贤派来抓他的锦衣卫铁骑已经上路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高攀龙很淡定，他和学生一起去东林书院祭拜了杨时；告诉自己的孙子要好好做人，不要给祖先丢脸；给皇帝留下一封信，说大臣不可辱，他要效法屈原。锦衣卫到达的前一天晚上，高攀龙与家人一起吃过饭，独自留在庭院中，第二天早上，家人在自家院中的池塘里发现了高攀龙——衣冠整齐，仪容恬淡。
高攀龙死于1626年。
一年后，1627年，皇帝死了，魏忠贤没了靠山。新皇帝不信任他，他失宠了，当然也活不成了，而且死的也很惨。当然，大家已经料到了，朝廷给高攀龙平反了。
当代政论家、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1960年5月，参观东林书院时题诗一首：“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儒家如何面对生死？
高攀龙自沉前，非常淡定地对学生说，他视死如归。他知道，人固有一死，死是不可逃避的，问题是怎么活，怎么死。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寿命长短，而在于活着的时候做了什么。儒家士大夫，不奢望身体不腐，不追求灵魂永恒，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不朽”。正如叔孙豹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高攀龙说“吾视死如归耳”这句话的时候是有底气的，他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达到了不朽的境界。
中华慈善的独特之处可以从高攀龙的一生看出来，这种慈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是为了外在光环和利益，而是内在生命的需要，是将自己人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而且，慈善之于人是内化的，弥散化的，不是切割出来与其他东西分开的一部分，它贯穿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慈善与个人、家国、天下融为一体。儒家讲“小康”、“大同”、“仁政”的时候，实际上它理想中的社会就是从个人到家庭、社会、国家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慈善组织，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高攀龙一生行迹体现出来的东西，正是今天的公益领域所缺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高攀龙的原因。高攀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他告诉我们：
第一，要有明确而坚定的信仰；
第二，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第三，要让价值落地，使之与慈善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项目运作方式真正地融为一体。
我们在一个“热闹”的情境当中，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创造真正的“繁荣”。但是，我们可以梦想和期望，毕竟人类拥有谁也剥夺不了的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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