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美国有86726家基金会，其中资助型基金会占95.7%，而中国的基金会这一数据却不到1%。中国的基金会是吸纳捐款的主体，是拿了捐款主要自己来花，做项目。”
8月30日，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陕西峰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徐永光发表演讲，称一个好的公益生态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国基金会应该把目光更多放在价值共创上，本次峰会的主题就是“从‘独善’其身到价值‘共创’——中国基金会的蝶变之路”。
徐永光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学院副院长贾西津的赞同。她表示，“虽然中国基金会已发展了30多年，但真正具有特定内涵的基金会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而这样的基金会也许1%都不到，只有50家左右。”
近些年，中国基金会获得到了飞速发展，截止至2019年8月23日，全国基金会已达到7518家，比十年前的1843家增长了4倍还多，“但这是一个虚数，因为只有资助型的基金会才是真正的‘基金会’。”贾西津认为。
这或许是说，国内的很多基金会应该还没搞懂“基金会”这一概念的含义。基金会作为所有社会组织中相对特殊的类型，它的生存、发展和管理应该是对资金的筹募和运作，并在该过程中体现公益慈善的性质，处于在公益生态链中的上游，它像一个“资源中心”，承担着“筹钱、增值、散财”的功能。
但遗憾的是，正如徐永光所言，中国的基金会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有钱自己花”，贾西津也称，中国基金会大多还处于“募财”和“用财”阶段，只有极少数基金会走上“散财”之路，她把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以上三个阶段。
但徐永光同时表示，从基金会自定的定位而言，运作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并无优劣之分，但资助型基金会数量的多少却能反映公益行业整体发育的成熟度。“这反映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还非常初级，说明整个公益生态是偏离的。”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有一些基金会已经在进行资助型基金会的探索，深谙“散财”之道。以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例，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伊始，就定位于资助型基金会，支持民间公益，在公益产业链中扮演好资金提供者角色。从开展银杏伙伴计划、景行计划项目到支持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联盟（论坛）、基金会中心网、筹款人联盟，资助者圆桌论坛等平台建设，南都公益基金会一直在做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更多新组织的成长，对行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还有敦和基金会，致力于“做民间公益和社会创新的资源提供者和建设者”，依托发起人的专业优势，确立了富含投资理念的资助策略，以宏观的视角积极促进公益行业的整体发展。
还有老牛基金会，业务除了聚集在扶贫救灾、环境保护和文化教育上，还在行业人才的培养上颇为用力，开设“老牛学院”、资助“中国慈善论坛”、支持国际公益学院……高瞻远瞩地推动着中国公益人才的专业化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无论于公——支持行业发展，还是于私——机构的可持续性，都是有利的。”徐永光还举例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发展就选择了与草根NGO合作，获得了合作共赢的骄人成绩。
“从运作型基金会慢慢转型为资助型基金会，基金会会更有效率，更能发挥影响力，推动社会创新，这是一个规律。”徐永光说。
格局和眼光决定着一个基金会的未来，或许正因如此，南都公益基金会成为了业界标杆，“人人尽说南都好”，敦和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等也在业内蜚声遐迩。“这个行业一荣不能俱荣，但一损却是俱损。基金会在做事的同时，一定要有行业意识。”中国基金会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在峰会上如此表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学者的呼吁到一些基金会的实践，我们会看到，推动更多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正如贾西津老师所言，中国基金会的发展，正经历着从“募财”到“用财”，再到“散财”的阶段，而后者意味着现代基金会在中国的觉醒。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还是操作型的99%基金会应该如何转型，是一个必须要思考的话题。
贾西津说：“在未来，基金会应该是一个为有愿景的组织提供可持续的实现公益目标机制的机构，是进一步跨域创新、跨部门的资源流通平台的一环，这才是未来基金会的蝶变。”
从“独善”其身到价值“共创”，这是一个中国公益行业下阶段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打造中国公益慈善的供应链生态圈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基金会回答贾西津老师在峰会上的问题：一定要认知到未来公益生态是什么样的？基金会在其中的特定角色是什么？
我们承认，在目前的公益环境下，很多基金会自己运作项目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着眼于未来，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下自已的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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