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在自由活动
在徐永光的设想中，新公民学校是独立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外的公益学校。而现在，新公民学校仍面临打工子弟学校的传统难题，即学生没有学籍、教师没有编制、师资缺乏，而学生仍需交纳学费又体现不出公益性。新公民学校面临发展之惑。
北京市东五环外，机场第二高速桥附近，有一站公交站叫马各庄。在马各庄站下车，即可见马各庄菜市场，500余米的街道两旁布满了低矮的平房，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们在这里开起了五金店铺、发廊、小餐馆、杂货店和各式手工作坊。
街道的尽头是一所学校。菜市场里的人们最初称呼它京华希望学校，2007年8月以后，开始渐渐改口叫新公民学校。
两年过去了，他们之中，鲜有人知道学校全称是“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更没有人知道是“非营利公益性学校”，虽然他们的孩子大都在这里读书。
公益学校仍需交学费
王萧萧是四川人，妈妈在菜市场里的一家川菜馆打工，爸爸开面包车拉活。她今年读五年级，虽然来北京一年多了，她还是觉得老家好。
“老家念书不用钱，在这一学期得交500块钱。在老家的时候，我天天中午都能回家吃饭，现在在学校吃中午饭，一个月交80块钱呢。”
“不过现在校服不用钱，都是学校免费发的，这个比老家好。学校里还有电脑课，老家也没有，我们的电脑都是万达公司捐赠的，可新了。”转了一圈眼睛，王萧萧又说。
学校小学部的学生每学期交500元，包括书本费跟学杂费，初中部交800元。这跟北京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大抵相同。
“基金会的最初注资不到200万元，大都用在学校硬件改善和教职员工待遇的提高上，比如校舍的翻修就是很大一笔，还有手续变更上的一些开支，还有给学校创办者的一些补偿，毕竟学校以前属于私人。而企业捐的都是东西，几乎没有捐钱的。”针对记者“学生的收费是否会因为基金会注资而减少”的提问，校长、学校创办者方原解释说。
“而随后基金会的注资都是按学校缺口来。”方原又补充说。
在新公民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挂着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着“万达公司捐赠”或“西门子公司捐赠”。采访中记者发现，学校的孩子们对于学费多少、学校硬件来源、捐赠方等和物质有关的话题，都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懂事和敏感。
学生没有学籍
孙阳阳来北京四年了，之前在马各庄文武学校上学，自从京华希望学校变成新公民学校后，它便从那个农民工子女学校转到新公民学校读书。“我爸说这转型了更正规，教学质量更高。”顿了一下，她又说：“但我初中还是不想在这念了，我想楼梓庄中学，那是重点中学。”
10月22日的清晨，孙阳阳没有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上学，而是步行穿过菜市场，因为爸爸工友的女儿曹芳刚从老家转来念书，她陪曹芳一起走路上学。
曹芳她还清楚地记得上学第一天时，爸爸怕她自卑一遍遍地告诉她，她上的学校不是农民工子女学校，而是新公民学校。可上学后她发现，班里没有一个北京小朋友。
“教委不允许我们招收北京户籍的孩子，因为虽然是公益学校，但还和农民工子女学校一样，老师没有编制，学生没有学籍。本地户口的孩子在我们学校上过学以后，因为没有学籍公立学校没法接收，不能转到其它公立学校，。”方原说学校800多名学生中，只有两名是北京户口，他已经让家长做转学打算。
2009年6月12日，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的首届初中生毕业了。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执行总干事姜慧雨在给他们颁发毕业证时说：“新公民学校是你们的家，你们毕业了，学校依然会持续地关注你们，请你们把联系方式留给学校，学校如果有好的资源和机会，会想着你们。”
可孩子们心里清楚，可能自己这辈子都没有什么好机会了。因为没有学籍，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升高中，只能和父辈们一样在城市里靠打工来维持生活。
“公益的还是不如公立的”
吴建国的小卖店开在菜市场东面，距新公民学校200米左右，虽然只卖些廉价的小食品跟玩具，但店里的生意很好。学生们上放学都要经过商店门口，他经常看见高年级的学生抢低年级学生的钱，还和附近辍学的孩子们打群架。
“有一回，一个小孩的脑袋被打出血了，血淌了一地。后来家长报警，警察抓了几个小混混，不过关了一天就放出来了。警察也没办法，都还没到十八周岁，把他们怎么样？”
“学校有个老师总来我这买东西，我问他学校怎么不管管，他说在学校里面管，出了门那些混子连老师都打，我们咋管。”
吴建国的外孙女也在新公民学校上学。虽然他认为“这个学校比其它的打工学校正规多了，有电脑，老师还有不少大学生”，但他还是打算过两年带着孩子回老家，因为“再好也是和农民工的小孩一块念书，气氛不好，公益的还是不如公立的”。
“农民工就是新公民呗，公益就是有人给钱。”这个来北京六年多的安徽老农民不知道什么是南都基金会，他以为学校是被政府收了。
“现在政府不给我们钱，最多会给些设施上的支持。”方原说，因为建校地址和最初申请地址不符，所以学校还是非法办学，连“全国小学生都有的80块钱补贴”也不享受。
虽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新公民学校的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希望工程，但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试点，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这似乎有些脱离了新公民学校项目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的最初设想：政府、企业、家长共同为学生上学埋单。
公益学校人才之惑
“我们体育课都自由活动三个星期了，这星期还是。”陈小丽嘟着小嘴告诉记者，她很不喜欢新来的体育老师，一节体育课只复习了两遍广播体操就开始自由活动，什么新东西都不教。
可就是这个不讨孩子们喜欢的老师，还是方原托了很多关系，最后“有个教委的领导出面”才找到的。“还在北京体育大学上学，没毕业呢，毕业以后能不能安心留下来还是问题。”方原说。
三星期前，在新公民学校工作了一年多的体育老师突然辞职回老家，这让方原很是恼火，因为学校只有一名体育老师。
“人家要走，说老家有入编的考试，家里都给活动好了。”方原说，新公民学校的老师每月工资一千多元，没有编制，没有保险，“老师们干的都是良心活”。
卢芬是在学校里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师，从京华希望学校创办开始一直任教。在家乡一所小学代课的她，六年前随打工的丈夫一起来到北京。她知道虽然自己天天被学生们喊作“卢老师”，可出了这个校门，自己也和菜市场里的姐妹们一样只是个农民工。
卢芬的女儿今年读六年级，也在新公民学校里读书，女儿一直很乖很听话，可自己班里的孩子却很调皮。“今年毕业初中就不让她在这念了。”看着在操场上玩耍的女儿，卢芬说。记者问为什么，她没言语。
“还有个老师跟我一起来的，去年回老家了，因为有个去公办学校的机会。”卢芬说，学校有40个教师，正规本科毕业的不到10个，没有人才愿意来。虽然“没有保障，待遇也不好”，她仍感到挺满足，因为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已经比新公民学校前好多了。但同时卢芬也担心，她不知道自己“拿工资可以拿多久”，她怕南都基金会某一天不给钱了，自己就失业了。
“学校现在归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管，是基金会委托中心管理，等于中心举办这个学校，我现在就只是个工作人员。”方原坦言学校现在面临很多困境，自己也不知道学校究竟能撑多久。
“我们不能埋怨基金会，因为南都把它能做的都做了，学校坚持不了只能说明整个社会的支持不够。”
方原希望新公民学校能像徐永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希望工程是面向偏远农村的，人们的积极性那么高，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也都需要依靠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会伸出援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