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二十余载后选择归国、在看上去不可能开音乐会的空间开音乐会、用音乐的形式传递公益……朱亦兵的选择遵循着相同的逻辑：让自己痛快。
朱亦兵:大提琴家历任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
2013年，“五月音乐节”期间，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乐团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免费的公益音乐会。只能容纳200人的礼堂，一下子涌进了400多人，而礼堂外，依然有人在踮脚张望。朱亦兵站起身，示意把所有的观众都请进来，当台下一点儿空隙都没有的时候，他干脆把还没有座位的几十位观众直接请到台上，围坐在乐团四周。
他不介意所谓音乐会应有的体面和形式是否被打破，他介意的，是能否有更多人因为音乐，和自我对话。
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乐团
“捐音乐会”的人
8岁在父亲的要求下开始练习大提琴，17岁到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攻读大提琴与室内乐；在随后的21年中，朱亦兵相继担任欧洲顶级交响乐团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和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
声名、地位、身家接踵而至，让朱亦兵的前半生活成了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虚竹——多少人渴望而不得的际遇，于他而言却说不清是该庆幸还是叹息。
他说那并没有让他感到更多的快乐。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他从心底排斥拉琴，如果可能，他本来应该是一位数学家。
2004年，38岁的朱亦兵决定告别这一切，回国。
“人一辈子，总得冲动那么一两次。”即使已经过去了15年，朱亦兵依然解释不清楚，是什么让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虽然其间也有不少媒体将他的这一举动解读为“爱国主义”或者“别的崇高情怀”，但他却一再否认，“没有，我就是一时冲动。”
犹如投在水面的一粒石子儿，朱亦兵一时的冲动之举，在国内音乐圈激起了层层涟漪——这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却是他乐见其成的效果。
即使彼时已经改革开放近30年，但交响乐对于国内大多数人来说，依然神秘而遥远。这让朱亦兵觉得自己能做点儿什么，让更多人了解交响乐。当然，前提是按他自己的方式来。
回国不久，他组建了朱亦兵大提琴乐团，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音乐会之旅。不需要庄严精致的音乐厅，听众们也不必正襟危坐，他的音乐会，充满了对传统和规矩的反叛。
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在海拔3000米的青海湖演奏
工厂、医院、社区，农民、学生、罪犯，天地间无不可演奏之场所，万物中无不可演奏之对象。在被迫成为一名大提琴手三十余年后，他找到了一种方式，让自己和自己的琴技讲和。
或许，正是因为并非发自内心的热爱，反而让朱亦兵有了挑战规矩的资本。他不必像个虔诚的朝圣者，对音乐会沉淀数百年的仪式和传统顶礼膜拜，在循规蹈矩经年，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后，他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将音乐带给更多人。
从2004年至今，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乐团在15年中，累计做了近600场公益演出，《卡农》《G弦上的咏叹调》《今夜星光灿烂》《波莱罗舞曲》……一曲曲经典的音乐，从弦间滑落，回荡在这些旋律从未到过的空间，那里从来不是音乐会的禁区，但朱亦兵却是那个能把音乐会带去的人。
“最初的几年常常被认为是骗子。”朱亦兵说起那些往事，并不觉得荒诞。别人做公益，献爱心，要么捐款，要么捐物，从没听说过捐音乐会的，因此朱亦兵和他的乐团，被当成了“高明的骗子”。
但朱亦兵对这种误解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觉得，音乐会本来就应该开在那些地方，本来就应该有那些听众。
“它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朱亦兵对音乐会的理解，就好像公众对吃饭、睡觉的理解一样。他希望更多人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学习、吃饭、睡觉，还有音乐会的存在。
尽管他从不认为自己热爱演奏，但对于音乐，他发自肺腑地赞美。他愿意把自己对音乐的赞美，以大提琴音乐会的形式表达给公众，哪怕这近600场的音乐会带来的收入是零，他依然乐此不疲。
“我做这些，因为我开心。”
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在嘉峪关夕阳下演奏
鳝鱼群里的泥鳅
让自己开心，既是朱亦兵的出发点，更是归宿。为了开心，他可以不介意无收入的公益演出；为了开心，他可以挑战一切传统观念。
2004年，回国后的朱亦兵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但他刚上任不久，就“坏了规矩”。
是年10月，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了归国专场音乐会，多位国家领导人到场观看演出。但让学院感到尴尬的是，朱亦兵事先没有通知校方会有重要领导出席，这让校方在安保工作方面没来得及做事先准备。
“我没有那个概念。”许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朱亦兵依然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在他眼里，只有观众，没有身份。
那是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以至于在演出结束后，相关部门领导直接作出批示，使中央音乐学院新教学楼的建设费用有了着落。饶是如此，朱亦兵和中央音乐学院之间，还是留下了一道在当时细不可见的裂痕。
这条裂痕在随后的时光里，非但没有被弥合，反而越来越明显，2017年，双方终于以朱亦兵辞职的方式分道扬镳。
“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把中央音乐学院称为‘母校’，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朱亦兵说，对于很多老师来说，中央音乐学院只是一个工作单位，而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家，那里有他17岁出国留学之前全部的人生记忆。
可惜，那并未成为让朱亦兵继续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理由，反而从某种意义上加速了他的离开。
“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欲言又止里，透着若明若暗的失望。他说他不习惯那里的节奏：到点儿吃饭，按时下班，下班后一群人或者去唱K，或者打麻将、胡吃海喝。如果这就是他从瑞士打包239个行李箱回到祖国的全部意义，他觉得自己像是个笑话。
“吃饭重要吗？”17岁离开中国，在国外生活长达21年的朱亦兵，已无法理解国人对“吃饭”这件事的重视和偏爱，他因此拒绝同事们聚餐的邀请。他说，医生在手术台上，不能和病人说“你等等，我去吃个饭”；打起仗来，更不可能和敌人说“你们等一等，我先去吃个饭”。
“对于医生来说，救人很重要；对于军人来说，胜利很重要。”朱亦兵说，“一切关键时刻不重要的事情，平时都不重要。”
因了这个想法，他极少按时下课吃饭，而是选择继续给学生传授平生所学。“我的学生懂不懂这层意思，我不在乎，反正我不想下课，因为我不想吃饭。”朱亦兵说，在国外，他演奏一出歌剧至少需要5个小时，加上中场休息时间，一场演出需要6到7个小时，台上的演奏者和台下的观众，没有谁会想着到时间了，该去吃饭了。
“其实95%的人那时候都不饿，但是大家习惯了那种文化。”朱亦兵表示，这是文化的惯性在使坏。“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不用思考该往左还是往右，到了那个空间、时间，你自然而然会做出的选择。”
同样让他觉得无法接受的，还有传统文化中关于学习的态度。“人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呢？”在他的理解中，专心是让一个人变傻的开始。他因此鼓励学生解放天性，不要只沉迷于拉琴本身。
我看到那些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拉好琴的学生，心里就觉得来气。”朱亦兵说，他欣赏那些一心多用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自己无法做到，是因为根本没去尝试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一个人一心多用。”
回国的15年里，朱亦兵越来越觉得，他的许多观点，和传统文化的语境显得格格不入，他因此生出了一种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被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束缚。而庆幸之后，他决定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切。
“你养过黄鳝吗？”朱亦兵自问自答，他说在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他们去饭馆帮忙。端盘子，打扫卫生之余，他会偷偷溜进后厨，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于是第一次看到了黄鳝。
“黄鳝是种很懒的动物，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它们会挤在水缸里，那样很容易死掉。”朱亦兵说，为了让黄鳝不停地游动，人们通常会在一群黄鳝中放一条泥鳅，“泥鳅在水里面乱游动，搅动着黄鳝们不得不也跟着一起动，这样黄鳝就不会因为缺氧而死掉了。”
“我就是那条泥鳅。”朱亦兵说，他想改变人们对音乐会的刻板印象，想改变音乐会本身的确很刻板的模样，而他最终想改变的，也许是文化的惯性。
他在国外住了几十年，到过许多个国家的唐人街。他看到，那些早已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华人，依然保留着最传统的文化血脉。“鲜有人搞音乐，哪怕早已不必为生存而忧。”而同样是移民的西班牙人，不管他们的酒吧开在哪个国家，打开门，都会听到吉他的演奏声。
“我以前只是会拉琴，但直到40岁，我才体会到音乐的伟大。”朱亦兵说，拉琴和音乐是两回事，拉琴只是一种手艺，而音乐，让他体会到作为独立的人的价值和意义。
“自我”很重要
捐音乐会、对传统文化的不妥协，并非朱亦兵要将自己的人设打造成为“先锋”的刻意之举，而是他对“自我”感受的尊重。这种自我意识，亦并非他回国后才有的，早在旅欧期间，他就一直为了“自我”而战。
“我在国外20多年，一直是拿中国护照。”朱亦兵回忆，工作关系使得他常常需要跨越瑞士的国境线，到欧洲其他国家演出，但每每在边境海关，他会被拦下。
“有朋友建议我去办一本别的国籍的护照，我拒绝了。”朱亦兵说，他拒绝的原因，无关宏大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只是对“自我”的尊重。“我就是要拿着‘我’的这本护照，堂堂正正地进去，我不要换个名字，换个国籍，那不是我，这才是我。”
“‘我’很重要。”他说，那关乎做人的尊严。“文艺复兴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有那么多裸体雕塑、裸体画？因为要用人的肉身来揭示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不论是君王还是农民，罪犯还是画家。”
这种对自我的看重，让朱亦兵把个体生命的价值摆在了一切价值之上。“中国从来不缺为了捍卫文化而赴死的勇士，却鲜见为了自己而活着的人。”他因此提倡人人都应该正大光明地对自己好，因为那不但是对自我的尊重，更涉及慈善。
“每个人都对自己好，安分守己，自力更生，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就是宇宙间最大的慈善。”
朱亦兵希望公众都以对自己好的方式来做慈善，从文化的惯性中醒来，去思考作为“人”的价值。为了这个目的，他最终选择了特立独行的公益音乐会。
朱亦兵在天台山教僧人学大提琴
“艺术始于自我，为了自我，又终于自我。”他说，当人们开始接触艺术，倾听音乐，会在音乐里关注到自我。“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好一点，该有多好。”
虽然如此，朱亦兵却深知，凭他自己的力量，要改变文化的惯性，没有半分可能。世界依旧会按它既定的程序向前运转，而他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让自己痛快”。
“我们的公益演出不再被质疑是‘高级的骗子’，并不是因为大家从理念上接受了音乐的存在，而是习惯了。”朱亦兵苦笑，“就像你在大街上遇上一只流浪猫，你天天喂它吃的，它就不会再躲开你。”
但是他并不后悔。
“只要是真心付出，就不会后悔。”朱亦兵说，他去欧洲学音乐的时候，西欧还没有中国人（在那里学音乐）。他是那一代人中，在国外待过最久的中国音乐人；是去全世界音乐厅演奏最多的中国人；也是因为演奏一种乐器挣钱最多的中国人。他把自己比作音乐世界里的小唐僧，他想把这一代人没见过的东西，没经历过的感觉，讲给他的同胞听。
“那比吃饭更有趣，不是吗？”朱亦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