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刘国强（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秘书长）
汶川地震那一刻，我正在西安机场的飞机上候机。
当时飞机晃动得很厉害，我向西安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情况，得知地震了。
回到家，电视正在直播灾区的画面，一个孩子被压在废墟下，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救救爸爸、救救妈妈”。
看到这里，我哭得不行，特别想去汶川帮他们。
但转念一想，去也无从下手。
第二天上班，我发现王府井街头排起长队，走近发现是为汶川献血的队伍。
工作人员跟我说献血要等很长时间，离开时我回头看了看这支队伍，总觉得自己在盼望着做点什么。
后来一位师兄决定去汶川救灾，我立即向他提出一同去的想法，他同意后我向公司请了年假，如愿跟随他抵达汶川做起志愿者服务。
汶川回来后，我感觉有些事必须要做，于是辞去外企工作，成立了社会组织。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所以参加组织的志愿者以清华大学等学校学生为主，其中也有日本东京大学及地质大学的博士，我们共同研究在不同建筑内如何逃生。
回想那时，似乎有一股力量将我推到领导面前签离职报告，我甚至说不出当时为何下定决心去汶川救灾，也可能我这辈子注定会成为一名公益人。
1:
2018年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我一连发了五六条朋友圈，其中一条缅怀了在救灾中去世的几位志愿者同事。
玉树震后，一辆面包车从山崖坠落，造成三死两重伤。车在翻滚下坠的过程中，甩出了一个人，他是我的志愿者伙伴。
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坐飞机赶往西宁。
事故发生前，面包车里的五个志愿者准备为受灾的孩子送儿童读物，从西宁到玉树，开车需要十六小时，我的伙伴开了十小时后有点累，决定让同行的香港人开。香港人因不熟悉国内路况，酿成惨剧。
与此同时，另一个伙伴的老婆刚得知自己怀孕，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到了老公重伤的消息。他在医院昏迷时，老婆在病床边悉心照顾，母亲坐在靠近床头的位置，一只手摸着儿子的头，另一只手不停地摇转经筒……
我赶到医院时，他已恢复清醒，拉着我的手哭着跟我说：“我很高兴我还活着，但我很伤心我的兄弟死了。”
2:
这些年，做公益让我内心舒缓平和许多，但运营机构所带来的压力的确很大。
自2014年后，我没从机构拿过一分钱，机构经费多用来给员工发工资，很多时候还需要自己掏腰包填补，虽然我之前有点积蓄，但这样下去迟早会花光。
我想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让机构平稳运行下去，又能让员工拿到体面的薪水。我每年都在为这件事情努力，但是效果不尽人意。
目前而言，据我的十年观察，我国整个公益大环境虽然在变好，但机构的发展没达到我的预期。
我不想苦哈哈地做公益，内心还是期望团队能得到应得的回报，至少让机构员工拿到正常的薪水。
其实，每到年底我就很痛苦，其他公司有年终奖或涨工资等福利，但我的机构目前还没有能力实现这些。
有时，我也在思考机构创始人应具备什么能力，才能让机构平稳地发展……
3:
所以机构创始人必须八面玲珑，不能有短板，要有掌握各种资源与管理的能力。
不仅如此，对于公益机构创始人来说，机构想发展就必须打破公众对公益的错误认知。如今，公众普遍认为公益等于免费，所以机构创始人上要与政府合作，下要与百公众沟通。
与公众沟通过程中，诚恳的态度必不可少，而诚恳的态度很大程度来源于创始人的初心。
我组建机构时，孩子刚好出生。孩子多少岁，机构就成立了多少年，这也提醒着我做事要不忘初心。
我创立机构的初心很明确，就是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对灾难。现在机构做的项目大多也是进入校园，给学生讲消防知识安全课，示范疏散演练。
如今，机构已经帮助五百所学校共计20多万学生。做这些事不仅有价值，还能让我开心，即使在没钱赚的情况下，我依然开心。
4:
当然，不差钱的公益机构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普遍的问题就是透明度等被质疑。
打铁还需自身硬，公益机构不仅要有发展上的野心，还要有直面质疑的勇气。其实，受到外界质疑不一定代表机构没做好，我在抢险救灾的活动中，发现有些媒体会针对公益人的言行抓取新闻点，断章取义，这种行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不信任。
但我认为，公益行业中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信任问题，而是公益人整体素质不高，专业能力不足。
比如，有些公益人、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当着受益人的面打架，甚至在孩子面前抽烟，这些现象都是素质低、不专业的体现。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益行业门槛太低。
很多人认为有爱心就可以做公益，其实不是。我观察到很多行业机构的创始人及员工都非常有爱心，但机构专业性极弱。包括我的机构，虽然我对外一直宣称我们机构的专业性很强，但其实我们机构也只比同行在专业性上强一点而已。
5:
未来，我可能会把机构转型，也可能去做其他行业。
如果我做了其他行业，副业肯定是公益，我相信志愿者服务这件事会一直陪伴着我。
我想对员工们说，很抱歉没能很好的照顾你们，也没能实现我当时的承诺。但既然我们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就要共同努力，我相信一切问题终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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