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 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的财富都差的很远，但是我想在这三句话里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 李一诺@一席演讲
（本文自李一诺于一席的演讲稿编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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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估计大家都认识 —— 比尔·盖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他把很多的财富捐了出来做慈善。我自己是2015年离开了麦肯锡，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全家从美国搬到中国，做北京代表处的工作。
我有3个孩子，老大8岁多了，他也知道比尔·盖茨是首富，他也大概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每天在办公室包钱，然后寄钱。” 我说，那寄给谁呢？他说寄给非洲的小孩。我说好，这算是一种理解。
我在麦肯锡的前同事有时候跟我说：一诺，你现在太幸福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看以前我们在公司每天挣钱，挣钱多辛苦啊，你现在每天花钱，每天办公室门口肯定有很多人等着你，你看看哪个顺眼就给一点。我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的确比较幸福。这是第二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的理解是，世界上有钱人没一个好人，做慈善全是烟雾弹，肯定是避税。这是第三种理解。
后来我就想，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猜测和理解，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比尔·盖茨同学到底是怎么花钱的。
// 基金会第一笔大捐赠：七亿五千万美金去了哪？//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万。这是个什么数字？这是2000年那一年，我们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字，很大的一个数字，对吧？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这到底有多大。
给大家做一个类比，现在世界上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坐满了大概有550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满载着儿童的A380失事了，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全世界的一个惊天大新闻。
这1200万如果对应成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其实这1200万的孩子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预防的，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这个预防靠什么呢？答案也是知道的，靠疫苗。
疫苗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以咱们中国为例，中国曾经是乙肝大国，就是说曾经我们成年人里面每10个人里就有1个是乙肝病毒感染者。
从90年代末开始，咱们国家开始普及对儿童乙肝的免费接种，到了2015年，中国孩子乙肝病毒的感染率降到了1%以下，也就是说90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因为疫苗而免受了乙肝的痛苦。
有各种数字表明，如果我们花1块钱在孩子的疫苗的身上，计算出他以后因为不得病而给这个社会省的成本，大概是16块钱。如果我们再算上他由于生命的延长而带来的社会效益 —— 因为他是劳动力，那这个数字是多少？是44倍（44块钱的回报）。
所以我们就纳闷了，既然这么好，疫苗也存在，那为什么在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3000万的孩子打不到疫苗。为什么打不到疫苗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
首先咱们看需方。这3000万孩子在哪儿？他们分布在80多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个方面是他们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是他们整个的疫苗体系非常破败。
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它必须储存在2到8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南美洲的两个卫生工作人员骑着马跋山涉水地运送疫苗和接种疫苗，这里面就是一个隔热箱。
我自己访谈过一个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一座山说：“我翻过这座山需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不想翻这个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所以从需方来说，虽然很多孩子需要，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很难把疫苗打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再看供方，实际上这些疫苗大部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要把你的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去，这些贫穷、落后、分散的市场，也没有经销体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市场，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
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谁要去花钱买这些疫苗送给这些国家呢？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困境。
这个数字也是当时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也是他看到的问题，所以他当时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就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在2000年之前，世界范围内对疫苗相关的捐赠大概是几百万美金的样子，多的可能到一千万美金。所以在GAVI成立的时候，有很多美国的或者世界上的这些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特别兴奋。他们说：哎呀，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那能捐多少呢？有人说他很有钱，可能能捐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大家都特别兴奋。
事实呢？第一笔给GAVI的捐款是：七亿五千万美金。
所以当时这对整个疫苗界或者是公共卫生界，都可以说是喜大普奔。因此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也的确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整个全球健康的面貌。
// 疫苗挽救生命，就要解决供方、需方和冷链 //
GAVI具体怎么做的呢？其实就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问题。
第一步：先跟供方谈：我知道将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你们不乐意，那这样，你就卖给我一家，但是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还是有利可图，企业也能欣然答应。因此GAVI他们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举例来说，作为父母，我们几乎都知道五联苗，在私营市场或者是自费市场上大概是100美金左右的价格。而GAVI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1美金。
第二步，找需方，也就是把这80个国家组织起来。GAVI通过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合作，把这些国家分成了三类。对于最穷的国家，免费提供疫苗；第二梯队，对于比较穷困的国家，用半价购买疫苗；第三梯队，用全价，也就是GAVI的采购价来购买这个疫苗。
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采购体系。
回来看中国的例子，乙肝疫苗。2000年之后，我国西部的14个省份得益于GAVI的捐赠，也就是通过GAVI用采购价购买了乙肝疫苗。后来这也成了一个佳话，因为乙肝控制得好，中国的国力也因此增加 —— 我们就从第三梯队顺利毕业。
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又给GAVI捐赠了一笔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循环，让我们这些国家首先能够从最后到中间到往上升，形成一个可能的路径。
接下来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冷链问题。因为如果是在城市里，有冰箱，有电，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在非洲沙漠里面怎么办？所以当时盖茨又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捐赠：他在西雅图组建了一个公司叫Global Good（全球慈善），聚集了一群特别聪明的科学家，来研究这些真实存在的巨大挑战：在没有电，没有其他能源的情况下，如何长时间保温，还有足够的容量。
结果，这些科学家们真的做到了。方案出来后，又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这个公司有一名中国科学家叫郭自红，他回国找到了青岛的一家制冷企业 —— 澳柯玛。乍一看，很简单，后来真做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非常复杂。但无论如何，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做出了这个可以让骆驼驮着走的神奇的东西 —— 它能做到在没有电和任何能源的情况下，仅依靠物理隔热，放上冰，就能让内胆保持零到10度长达35天的时间。
第一次测试产品的时候，他们把它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子里，里面储藏的疫苗够一个6000人的村子中所有孩子至少一次疫苗接种的使用。35天之后再去拿的时候，发现村民们载歌载舞，跟他们说：你什么东西都能拿走，这个东西要留下，因为真的管用！—— 我们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生命链上起了关键的一环。
但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大鸿沟：谁出钱？
你们说比尔·盖茨出钱，的确是这样，七亿五千万美金。但这是80多个国家，个人的钱再多，对这个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现在，比尔·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到各个场合要钱。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世界首富主要的工作居然是要钱？
// 世界首富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钱！//
这实际上是在做倡导：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你们的外援的经费应该投入到这个领域，这个领域救命，而且救得很容易。刚才讲了1：44这个比例。而且有了GAVI这样的机构，让供和需之间做了联结，只要继续投资进来就好。所以他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做这个。
说到GAVI的成绩，真的是很了不起：从GAVI 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6.4亿孩子打上了疫苗，其中根据测算有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讲比尔·盖茨怎么花钱，大家可能已经听出了这三大方式：
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冰桶 —— Arktek。因为有需求，产品又不存在，就得花钱做研发，然后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有更有挑战的产品，比方说针对艾滋病的研发：艾滋病疫苗的研发风险太高，失败率太高，过去有很多企业投了10年都没有出任何东西。所以在这些高风险的，企业不能投入的领域，需要我们投入资金做研发，这大概占据了基金会每年1/3的投入。
第二类就是刚才讲的疫苗的例子，产品本身存在，但是它不可及。就要想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去构造什么样的联系，让有需要的人用到这个解决方案，这大概占到了我们1/2的投资。
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刚才盖茨要钱的那张照片。我们叫做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其实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做了一种可能的机制。最终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的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公共政策的改变，公共政策的改变也是需要投入的，你需要去支持智库，比如请他们做研究给政策做参考；需要支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让这些会议里面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讨论得到可能的新决议。所以这就是他花钱的方法，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催化式慈善。
// 何为催化式慈善？//
何为催化式慈善？如果放眼看人类社会，其实就有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公共领域，就是政府以及跟政府相关的机构；
第二个领域是私营领域，就是所有的企业；
第三个领域是其他领域，就是社会领域；
如果我们想解决刚才看到的这些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单独做到。光靠政府不够，光靠企业不行，光靠慈善组织那更是远远不够。但是如果能够跳出来看，慈善组织的好处在于，它有极大的抗风险能力，因为钱已经捐出了，如果按回报预期的话，我的回报预期是负100%，所以我可以承担企业承担不了的风险。而且因为我不是政府，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政府虽然很有钱，但它有的时候钱没有那么容易花，有些地方不方便花钱。
而我们方便花钱 ，虽然可能这个钱不多，但是如果你看到这种可能性的话，慈善组织可以起到催化的作用，你可以在企业不敢冒险、政府不方便花钱的地方建立新的机制，用你的一小点钱去尝试一种新的模式而起到催化整个体系的作用。
回到GAVI的案例，由于GAVI这些年的工作，那个1200万的儿童死亡数字变成了600万，减少了50%。但这个数字还是很大，刚才讲到1200万是60架飞机，这还有30架呢。这个过程其实也只是我们的开始，还有极长的路要走。
// 中国疫苗，走向世界 //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中国的例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病：乙型脑炎。它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如果孩子得了这个病的话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就算治愈了也有非常大的概率会有终生的后遗症，是非常可怕的病。
这个病的疫苗存不存在？存在，但是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且价格比较高。而中国已经有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中生集团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做出来的乙脑疫苗，1989年就有了（点击阅读《第一个全面走向世界的中国疫苗》）。当时盖茨基金会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非常兴奋，并且想要了解能不能让中国制造的乙脑疫苗成为GAVI采购疫苗的一种。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疫苗这个产品是打到健康人身上的产品，所以它其实有特殊的一些监管。在国际上，如果希望被GAVI或是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去采购，必须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
后来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盖茨基金会出资4000万美金支持成都所通过预认证，当然其中中生集团成都所投入的资金比我们还要多，因为这个过程需要重盖厂房、雇人等等，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最后经历了8、9年抗战，到了2013年，这个疫苗终于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振奋的消息，因为这是中国零的突破，到2015年，它进入了全球采购体系。
这个老挝孩子打的就是成都所生产的乙脑疫苗
再往前看，这个零的突破之后，到了2018年，我们有5个疫苗拿到了预认证。了不起的从0到5，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隔壁的印度兄弟，他们有多少个呢 —— 将近是我们的10倍呀！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主角们去印度买仿制药，为什么去印度买仿制药？药和疫苗是很像的，它也有国际水平。刚才讲到印度（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疫苗）是我们的10倍，在疫苗上，和在药上也差不多。药品方面，我们大概有20多个药过了WHO预认证，印度是400个。所以虽然印度整体的健康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的很多企业很早就在瞄准国际市场，他们现在已经是全球GAVI采购里面最大的供应国。而且如果大家在国外生活过，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整个仿制药市场，很大的市场份额是被印度仿制药占据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可以卖到美国去了。
// 两个办法：帮更多鲤鱼跳跃，降低龙门 //
所以我们就在想，虽然有了这个艰苦卓绝得来的胜利，咱怎么样能赶超呢？
其实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支持更多的疫苗拿预认证，这就跟鲤鱼跳龙门一样，我们一个鲤鱼已经跳过去了，现在跳过去5只了，咱们再找鱼让它跳。比如我们现在也在支持中国的几家企业来准备跳龙门这个过程。
还有一种路，就是有没有可能打打这龙门的主意。药是非常特殊的产品。它不像一般产品，想要出口的话，有个关税有个出口证明就可以。药品，因为是人吃的，治病的，特别是疫苗又是打到健康人身上的。所以所有的医疗产品、医药产品、生物制品，在所有国家里面都是监管要求最高的产品。
世界范围内根据监管水平，所有的国家又可以分为两个梯队：
第一个梯队就是监管水平最高最严格，质量要求最高，因此药品质量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大家可能猜都猜得到，只有三个：欧洲、美国、日本。所以如果你是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那你被全球采购只需要一个非常简短的程序就可以了。
剩下所有的国家，对不起，都在第二梯队 —— 这就是那个龙门。
所以当时盖茨就有一个愿景，大梦想：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中国的监管水平也能进入第一梯队。
我们当时其实非常有幸，2015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咱们原来的国家药监总局也启动了史无前例的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让我们中国的监管水平持续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特别有幸能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大家可能猜测政府还缺你这点钱吗？但是就刚才讲到的那个催化式慈善的例子，倒不是这点钱的问题，我们还真能帮上忙。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首先监管这个事情是一个技术要求非常高，是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而且全球没什么区别，比如你看一个化学式，一个药物，它是个技术性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监管水平，我们就学，看看美国怎么监管的，美国怎么看实验数据的，我们可以去跟它学。日本怎么做的？欧洲怎么做的？这些都可以学。
但是学这个过程是个问题，怎么学呢，派人去美国学习？但是当时药监局的同事跟我们说：这个我们干过，效率不高。首先出趟国很费劲；第二，你在那三天五天，最多一两个星期，回来一大堆问题又没人问了。
他说最好能不能这样，有没有像美国药监局干了30年的退休的，就到我们这来，坐我们旁边，有事我就能问问你，这多好啊！你们能支持这事吗？后来我们一想：可以！我们就是美国机构，而且当时美国药监局的第二把手，在退休之后就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就是我们同事，然后这件事还真就成了。
所以我们第一期的资助就是用基金会的钱资助了四位审评方面和五位检查方面的国际资深专家到北京来，这样能够给他们提供支持，其实这也起了催化的作用，因为这个钱其实是不多的。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机制去付一个美国专家一个在美国还可以的薪水，所以我们就把大部分费用给包掉了。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也不仅仅是几个专家就能解决的，其实药监是个体系性的工作。大家可能作为一般民众还是比较容易骂政府的，但是其实你要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这个事真不好干。给你讲一个例子，美国药监局什么时候成立的：1964年。中国第一个叫SFDA，成立于1998年，所以我们首先就有30年巨大的差距。然后在过去几年我们飞速地发展，我们的需求又马上跟美国差不多了。
再给大家举一个数字，当时美国药监局的审评员和检查员有多少人呢？1万人。中国北京有多少审评人员呢？100人。所以就需要雇人，哪怕说咱们别雇到10000人，就算雇到1000个人 ——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企业从100人涨到1000人，这里面的组织发展、能力建设等等各种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所以当时虽然一方面我们政府做了巨大的投入，人员的编制也有了，新的办公地点也有了，各种投入也有了，但实际上如果让这个组织 ，特别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的组织能够专业地运转，还是有很复杂的工作在后面的。
所以我们第二期的工作就是在支持一些核心部门的能力建设的过程。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也很有幸，因为这两三年的支持，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领域，就知道过去几年里面其实中国出台了大量的激励性的政策。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国际俱乐部，叫ICH。这意味着什么？
还是以《我不是药神》为例。《我不是药神》讲的是仿制药，但前面还有一步是专利药，中国的一个专利药上市比它原研国的专利药上市的时间平均落后5到8年。所以大家可能周围都听说过我的同事朋友因为得了癌症去美国去香港买药，因为在中国没有。现在因为我们进入了这个国际俱乐部，这5到8年有可能马上就会降低到2年甚至更短。
因为一个优化的政策环境，我们很多人都会受益，在这里面虽然我们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疫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终我们有个放大的效应。上面的例子，就是让大家大概知道基金会是怎么花钱的。
// 比尔·盖茨：“希望我的孙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 //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自己现在加入基金会有3年了，当时加入基金会的过程一点也不是一个计划中的过程。
2015年年初，我收到猎头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对基金会的工作感兴趣，我当时想也没想就回答：不感兴趣。我想的是：要做慈善，要么有钱，要么退休。我说我既没钱，也没退休，我挺年轻的，干吗要干这个？后来他们说：同意，理解。
后来过了一个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一诺，我们知道你对这工作不感兴趣，但你对见见比尔·盖茨有没有兴趣？我说这个兴趣还是有的，所以当时我完全是秉着一个猎奇和窥探首富的心态去了西雅图。去了西雅图之后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就问问他：为什么做慈善？
虽然大家可能都理解，慈善是个好事，但毕竟当时他微软做得好好的，而且当时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45岁 —— 在2000年，他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45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分享了，他说1997年的时候，他才42岁，他说我那个时候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各司其职的。我是微软的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有回报。卫生问题，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吗？粮食问题，不是有世界粮农组织吗？打仗，不是有安理会吗？大家干大家的不挺好的吗？后来我往前一看才发现，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影响数亿人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真空。
他当时给我举例子，讲疟疾，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疟疾，中国在70年代还有将近3000万的疟疾，现在基本上是零了。但是在全世界范围里面，疟疾还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疾病，每年有大概30亿人受到它的干扰，因为它是蚊子传播的，每年有2亿人得病，50万人死亡，而且其中70%是孩子。
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才发现在疟疾这个领域全世界唯一对它的研发做投入的是 —— 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战。后来越战已经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了，所以它们就没了，一日之内清零。所以这个真空很大。
他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后来我们开始投入疟疾，现在疟疾在全世界的投入是5亿美金，大家觉得可能也挺多钱的。但是如果我们做个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多少？20亿美金！所以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2亿人得病，这真的是能死人的病，然而只有5亿美金。另一方面，就是你脱发，不大好看，却能有20亿美金。
而且我加入基金会之后发现，这个真空无处不在。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里面有一个指数来衡量生命：伤残调整生命年。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均寿命是80岁，我在70岁的时候中风，过去了。那我损失了多少年的生命呢？10岁。那如果1岁的一个孩子因为拉痢疾夭折了，他损失了多少生命呢？79岁。
所以这个1岁孩子的夭折带来的伤残调整生命年就是刚才这个70岁去世的人的8倍左右，那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人，什么年龄死去的，因为什么原因，做一个图谱，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图：
大家不用害怕，不用看具体，三个颜色，蓝颜色指的是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癌症、心血管疾病；红颜色指的是传染性疾病，就是像刚才讲的疟疾这种传染性疾病，还有比如乙肝等等；绿色指的是各种自然灾害（等各种伤害）。所以这大概就描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死的。
但这只是一半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发达国家的世界。如果我们看发展中国家，这个图完全不一样。
这些传染性的疾病，比方说这是疟疾，这是小儿腹泻等，都是很大一块。因为孩子损失的生命很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看到的世界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
原来我其实也是做商业的，我当时在麦肯锡做合伙人，五大洲我都去过，各种行业我都看过，CEO的office成天进，这个世界我都见过呀。但是直到看到这个才发现，我们看到的，其实无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世界。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我们平常看都看不到，这个图其实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曾经是打动了盖茨做慈善的原因，当然现在也是我坚信的一个使命。所以基金会很多的工作就是希望改变这个图，因为这个图让人最痛心的是，其实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有的，大部分是有的，有些地方没有，但你投入研发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就是讲人生而不平等，我们死也不平等，有很大的差别。刚才讲到这个数字，记得吗？2000年的时候1200万，今年是600万，基金会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是零。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上能够达到零疟疾、零艾滋病、零结核、零可预防死亡。
其实我自己原来一直在企业工作，所有的企业，不管你做什么行业，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希望越做越大，越做越长，基业常青。慈善行业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自己关门歇业。
如果有一天我们到零了，那就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刻，说明目标达成了。
有一次有一个比尔·盖茨的采访，记者问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鸡汤的问题：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么被记住。
比尔·盖茨：我希望我的孙子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
记者追问：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所有致力于做的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我希望这些困扰，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痛苦和孩子死亡的病能够不再存在：疟疾、河盲病、象腿病等等，大家没有听说的各种热带病，非常可怕。他说我希望以后孩子在跟他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说：嗯？什么是疟疾？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比尔·盖茨：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的很远，但是我想在这三句话里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