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非营利组织国际化的历史
美国崛起的过程，非营利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营利组织跃入视野前，世界先后爆发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上帝眷顾的美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钢铁、石油托拉斯垄断巨头崛起，并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横财。为了获得国际的话语权，美国倡议发起了国联；二战后，牵头共建了联合国及北约军事化组织。美国赢得了他国政府，还要赢得他国民心，并且准备打一场意识形态的大仗。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为欧洲输送了大量的粮食物资，拯救了无数欧洲战后濒临饥饿与死亡边缘的儿童，赢得了欧洲的感激并获得领导权。
更早时候的东方，美国用庚子赔款反捐，筹建了清华大学。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家族和企业基金会，开始通过捐建医院、资助学者研究乡土中国的方式，将一颗慈善的种子播种进中国的土壤，百年后的今天还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一批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替代明清时期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重新建立起了东方叙事，并占据了向世界解读中国的研究高地。
二战后，美国本土的社会组织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捐赠，开始通过系统的战略规划，将东亚、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列为重点关照的区域，其而核心使命就是致力于建立美国与当事国的良好关系，工作内容包括扶持战后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输出美国的治理模式、推动本地区美国式民主领袖的参事议事和选举。
这起到了几个关键作用。一、在危机灾难发生后为缺医少药的地区送去急需品，建构起民间的友好度；二、在社会秩序重建中投入教育资源，从儿童到大学开始影响知识阶层对美国的友好度及向往力；三、辅助当地领袖和社群精英在地区的选举和国际舞台的发声，为施加政治影响力以及引导建立美国标杆的制度做准备；四、为政府大规模救援物资的落地，找到避免当地腐败、贪污的落地抓手；五、为企业资本的进入充当民意润滑剂。
事实上，历史上发生在东南亚地区的排华反华骚乱、新加坡的去中文化以及整体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乃至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除了在政府层面利益代言人现实利益的诉求和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的领土纷争外，我们不能假装这和当地社会整体民众的认知及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不能不说这和美国透过军事、经济援助以及透过非营利组织的深耕等配套组合拳的多年应用有极大的关联。
美国这一百年的霸权，不是躺着就获得的，也不是单凭军事的耀武扬威及企业的服务销售就能在全世界所向披靡。
上将者伐心，非营利组织的走出去和深耕当地，就是攻心的最佳利器。
中国社会组织的走出去，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大国崛起，正当其时，不是应不应该，而是时不我待，要继续强大自身的能力才可以。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谁会最忐忑？中国社会组织走不出去，谁会最高兴？正是西方。看到美国拒绝中国公益组织给其大学捐赠的新闻，想想背后的逻辑和道理为何，美国人用来对付全世界的利器怎么可能反身对己！
走出去的作用
中国社会组织的走出去，既与中国企业和资本的走出去有利益关联，也能够在价值观方面为中国的长久软实力发挥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一是服务大国崛起，输出核心价值观。孔子学院发挥着类似使命，但独木难支，更易受到西方的警惕和指责，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同努力。
一是服务企业，避免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忽视的环境污染、社区社群关系营造、劳工权益保护等不作为引起所在国批评，并给西方指责提供口实。
走出去的挑战
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
首先是国内的挑战。一方面来自民间的挑战，即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尚有千万的贫困人口，哪有那么多钱去满世界撒银子。更何况你连国内的事业和能力还未强大，怎么可能走出去。
一方面来自政府的政策。社会组织走出去也得是有管理讲规矩排排坐的，商务部牵头的名单，哪是随便什么社会组织就能进入的。
其次是国际的挑战。西方国际机构的普遍质疑是，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是否代表了政府意志，是否有必要走出去，即便要走出去，也应遵守国际守则，强调独立意志和纯洁使命避免政府干扰。每每这个时候，德国总会先跳出来带着有色眼镜颤巍巍的替美国老板站台说，知道你们有钱了，如果走出来想对现有秩序做什么？
回应民间爱国者的挑战，美国依然有几千万穷人的肚子未被填饱，但百年前美国就开始拿着全世界赚的钱和资源去为问鼎世界之巅并为后世子孙铺路，这些看似不能像企业投资直接带来回报的隐形价值对于一个国家减贫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可或缺。不管我们有多舍不得，我们已不是一个田地里刨食吃的自耕农了，不能仅自我满足而对外部我们所依赖的广阔市场以及潜在消费者不闻不问。不闻不问就无法建立起更深入更紧密更友好的合作关系，而做生意是需要友好的环境和友好的人民的。我们的政府外援和社会组织的外援要如同一口慈祥的老干妈和一剂慰贴的马应龙那般，满足当事国人民的身心灵。
对于政府主管部门出台的引导政策而言，以为社会组织走出去就如同关起门来在家里照长幼尊卑和出身排序那么简单，就是我们的天真了。（谁以为不按照家里的长幼尊卑和出身排序就能走出去，也是某些的天真了。）
对于西方而言，不管你见与不见，我就在那里；你爱，或者不爱，我还是在那里；你跟，或者不跟，我都在你心里，痒痒。
对于认同保持使命独立性的专业人士，从便利于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角度来考量，怕不必要的平添许多的障碍和有色眼镜的干扰，是有价值的思考。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不管机构使命是否独立，当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在国外参与救援济困时，在外国人的眼里，那一刻你就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人。
除了上述认知的挑战外，走出去的现实挑战不少。走出去意味着钱财物的走出去，因此涉及到的部门大概就有税收、民政、公安、银行、海关、外事，涉及资金境外拨付、护照签证、海关检验、办事处及分支机构设立、所得税缴纳、所在国人身安全等多部门的协调，因此也非得有背景和关系的国字头基金会、红十字会出面不可，或者有着广泛海外关系与联系的企业志愿者性质的爱心协会不可。
走出去的关键
1、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
伴随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国家对外捐助的顶层设计，社会组织走出去也应纳入整体战略考量。参照近邻日本的做法，由国家出资，设立走出去的平台型机制，统一为各机构进行输血、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政策分析和环境扫描，加强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目标性和效果性，确保能够配合国家整体对外战略目标的实施。
如何在涉及对外紧急物资援助、地震救灾、战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的关键议题上，开通联席会议通道或一站式服务，注重实效性和时效性，将国内每一分宝贵的资源都能应用在刀尖上，是眼前的现实诉求，事关重大。每一分钟办事效率的提升，都是为国家争取多一分的长远利益。如果是相对弱势（只花钱不挣钱）的民政去协调统统属于强势部门的税务、海关、银行、公安，基本当我胡扯。公安管国际组织进来，民政管国内组织注册，商务管国内社会组织走出去？不出十年可以预计社会组织的国内耕耘与走出去将成为常态，与之配套的管理架构与机构职能都需要理论和对标调研先行。
2、战术层面的使命优先
毋庸置疑，非营利组织在国外开展适宜的项目，其产生的效果无论承认与否都代表着中国的利益，或增加或减少。因此，加强战略层面的协调不意味着全方位的干涉非营利组织的专业化运营。适宜走出去的非营利组织首先要立足于自身的实力、资源和使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落地项目给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因此，不管多么怀有国际主义情怀，都请先行修炼好内功。
3、扎根教育、医疗、扶贫和紧急灾难、战争类人道主义救援项目
这些都是看得到，直接与生命改变相关，最能感动人，便于传播，最能在当地播种友谊的种子，也是国内社会组织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复制模式的项目领域。容易者先行，再逐步向小众的发展类、干预类、社区建设类延伸。无论在哪一领域，注重能力建设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输出技术，培养当地的人才，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自发都是不可或缺的项目设计环节。
4、输出核心价值观
中国社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特别不能让渡在生命权、发展权上的定义和主张，也要学会用西方语境和话语体系和受此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
最根本的，不能轻易让西方主张的民主、人权变成民主、人权的全部定义，不能把这些涉及到人生命与发展内核的、人最在乎的利益主张轻易的让渡给西方。西方的民主自由包裹的毒药不是最大的威胁，恰恰是将民主自由的定义权夺走并将我们推向其反面，才是对我们走出去和自身发展最大的危害。这是我眼中西方的阴谋伎俩。
5、与国家的对外援助相补充
国家层面的外援更多是通过优惠贷款、工程支持、军事捐助、大规模紧急灾害救援、政府官员治国理政交流等宏观层面的支持来施加影响力，而社会组织则应根据自身使命、核心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更为灵活的聚焦在公益慈善领域开展各种形式的项目合作。
中国社会组织应紧紧围绕中国倡导的世界命运体的愿景，为世界贡献更为包容、更为全面、更为平等的价值理念，更为关注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
中国要重新定义人最核心权利的主张。我们不能如西方那样，在制造了主权国家的战争灾难、政治冲突后，在连最普通的生命权、自由权、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权利都被剥夺后，再去通过人道主义救援教导全人类什么是人权、什么是自由。西方说一套、做一套，从根本上污损、误导了自由、人权的真正含义，也极大损害了权利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展中面临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是中国以及中国社会组织最为熟悉的，并且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应基于世界的现实需要，扎根最广大群体的实际需求，在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环境保护技术示范项目、儿童常见致命传染病疫苗防治（霍乱、疟疾等）、农村扶贫项目等紧紧围绕人的生命与发展权利的范围领域内开展公益慈善项目。
对于过去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具体突出的问题是，只学到了西方选举斗争的皮毛，易陷入无尽的议事和扯皮中，在具体的发展行动上难以尽如人意。与西方动员基层领袖通过街道斗争、抗议的传统套路不同，中国社会组织一方面要遵守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理念，一方面也应通过开展论坛、对话和能力建设培训，积极主张世界命运共同体；主张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组织领袖在世界性合作组织、平台上通过联合来积极设立议题并掌握话语权与议事权；主张在妇女两性平等、就业平等、儿童受教育权方面的赋权和权益保护。
具体的落地项目和示范项目不可或缺，事关妇女、儿童、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倡导项目也不可或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限于与西方斗争的思维窠臼就忽视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认为只要是西方占了先机的倡导就是我们要全部反对的议题，特别在涉及妇女、儿童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平等权利主张上更是如此，只不过，我们不同与西方的贡献是不光有议题和权利的更为全面的倡导主张，还有切切实实通过扶贫、教育、健康等改变生命的落地项目。我们的主张和实践相统一，我们倡导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此外，中国应该利用世界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平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筹款，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优秀项目对标，拉近中国民众与世界的距离，让中国民众以志愿者、捐赠人等利益相关方的身份，参与到与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去，并提升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项目水平。社会组织无疑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中国社会组织在世界环境保护、珍惜动物保护（非洲象）方面可发挥积极的倡导作用。
每一个走出去的社会组织发挥出真正作用，都是为中国主张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社会组织走出去，效果看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