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慈善榜的统计，近几年单笔大额捐赠呈现增长态势。但这种单笔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捐赠大多数捐给了学校、医院、文化机构等，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却很少能够获得。
这是为什么呢？公益组织该如何争取大额捐赠，大额捐赠者对捐赠产生的影响力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在3月下旬举行的2019年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科技创新、新经济、公益与慈善、新媒体等领域的代表就重大专项资助展开了研讨。
与大额捐赠形似陌路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的大额捐赠呈增长态势。
中国慈善榜的统计显示，2016年，17家企业、31位慈善家的年度捐赠额达到1亿元以上，年度捐赠额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的企业有16家；2017年，年度捐赠额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有30家、慈善家有24位，年度捐赠额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的企业有31家。
这其中有很多是单笔捐赠数千万乃至亿元。2018年的中国慈善榜尚未出炉，但从目前的统计来看，同样有为数不少的大笔大额捐赠，只是这些捐赠的主要去向是高校或捐赠者自己的基金会。
例如：何享健以和的基金会为核心展开60亿元慈善捐赠计划，党彦宝通过燕宝慈善基金会发放了2.9亿元奖学金；碧桂园杨国强承诺向清华大学捐赠22亿元，新华都陈发树向北京大学捐赠5亿元，马化腾向深圳大学捐赠2亿元，马东敏向中国科技大学捐赠1亿元……
这一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桥幅集团的合伙人兼咨询业务负责人威廉·福斯特等人2016年发表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的一份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2年间，美国捐赠者宣布的所有巨额慈善捐赠（不少于1000万美元）中，80%都属于所谓的“机构性捐赠”，捐赠对象主要是大学、医院和文化机构。
原因何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是否有能力接收超大额捐赠并实现捐赠目标。大额捐赠者对受捐机构的执行能力往往会有更高、更多的要求。
2010年，西南大旱，曹德旺父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这还只是对于透明度和执行费用等方面的要求，很多大额捐赠者还希望通过大额捐赠解决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实现某种社会变革，对公益组织的能力期待会更高。
与对公益组织的能力的质疑相关联，信任问题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据虎嗅报道，马云跟马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于秀红说，要少跟其它公益机构去联系、交流，“中国很多机构染成了一大堆坏习惯，愤青、极端主义、天天忽悠，所以这个我觉得过去一年，我们取得进步的其中一个，就是走自己的路，慢慢摸索。”
不信任无疑是大额捐赠者选择自己成立公益组织实施项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其实不太信任把自己的资金交给另外一个组织，让他去替代你去实现你的愿望。”亚洲公益创投网络主席、首席执行官NainaSubberwal Batra表示。
而信任的建立并不容易，要么是基于机构的正面品牌形象，要么是基于对机构里的人的认可。
威廉·福斯特等人的研究也显示，对于机构性捐赠，通常背后有一层内在的个人关系：捐赠者或其家庭成员上过那所大学，或者是那所医院的病人，或者参加了那所文化机构举办的音乐会或展览。
相对来说，公益组织本身或其领导人要与大额捐赠者建立这样的关系要难得多。这意味着要建立信任关系并达成大额捐赠需要包括时间在内的更多的交易成本，以及长期付出无果的风险。
扩展规模多方合作
一方面，大额捐赠者找不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公益组织；另一方面公益组织要和大额捐赠者建立信任关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究竟怎么办呢？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首先我们的工作要基于最后的结果，以结果为导向，而且必须可以衡量。其次，要对工作的领域做一个调查，弄清楚我在这个领域的角色是怎样的。第三点，你需要合作，要和不同的利益关方去合作。”DASRA联合创始人、管理合伙人Neera Nundy在创新峰会上表示。DASRA是一家位于印度的战略慈善基金会。
在合作方面，Neera Nundy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必须要扩张你的规模，而且要和政府打交道，如果你前期的设计是围绕这点设计的话，那么你会更为成功。”
“除非你愿意跟政府合作，否则是没有办法获得大规模的变化的。”NainaSubberwal Batra强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凯同样认为：“制度的变革是系统性变化的基本。所以政府对待慈善事业的态度的转变，是中国的慈善组织，尤其是重大专项资助的前提条件。”
“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够触及数百万人，就规模不够大，也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为了去触及上百万人，必须要思考规模，你需要去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你需要有最聪明的人才，也需要有最有效的技术，需要有政府的参与。”Neera Nundy强调
从小处做起帮助机构成长
对于大额捐赠者来说，也许一下找不到合适的公益机构，可以“从小处做起，先要在社区当中进行测试，确保你在合作的NGO或者你资助的组织非常了解这个需求。”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区办公室副主任Felicity Tan表示。
“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是想要去带来系统性变化的话那必须是可复制的。这个解决方案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微调，并且去普及到更多的地方。”NainaSubberwal Batra表示，与此同时“要看一下怎么样让小组织规模化，他们才能够准备好来接受这么大笔的重大专项资助。”NainaSubberwal Batra表示。
威廉·福斯特等人在研究中就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末，唐纳德·费希尔辞去Gap（盖璞）首席执行官后，他和妻子多丽丝承诺在三年内捐赠1500万美元给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大约是该组织当时年收入的三倍），该项目当时只覆盖两所特许中学，获得资助后该项目被普及到更多的社区，让更多学生受益。
当然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并不是一定要一个机构去扩张。“需要有更多的组织参与进来。他们会具有一定的规模，会提供解决方案。”NainaSubberwal Batra表示。
这就需要枢纽型机构（网络）在其中发挥作用。威廉·福斯特等人的研究显示“这些中介机构往往以统筹、协调的方式分拨赠款，从而依照捐赠者的意图连贯地输送大量资金。”
资助型基金会、资助网络往往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在中国，类似的机构还比较少，需要大力发展。
有资助者、有枢纽型机构（网络）、有执行机构、有受助者，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在生态体系当中大家都会有长处，对我们来说承担损失的能力非常强。”Felicity Tan表示，把大家彼此不同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的去带来系统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