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觉得类似于水滴筹这样的网络众筹治病平台，是互联网时代最好的产物之一。
人生无常，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下一个转角突然撞上绝境之壁，众筹平台给了绝望的人另一种可能。
面对朋友圈中越来越多的大病众筹，人们施以援手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大抵上都有着同一个前提条件：
众筹者早已无力负担天价的治疗费用，整个家庭早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中。
所以当人们得知众筹100万治病的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家里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时，质疑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滔滔舆情，吴鹤臣的妻子显得很是“委屈”，连续发了几篇公开的回应，言辞之间，虽满屏写满了感谢，但咱们都是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明眼人打眼一瞧，就能看出来这些回应“很有情绪”。
回过头来，再去瞧吴鹤臣当初那份众筹平台上的情况介绍，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瑕疵”。
吴鹤臣是因为脑出血住院治疗。脑出血并非罕见疾病，治疗费用之中，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相当大。
有医生就提出质疑，脑溢血的治疗费用一般一二十万就能cover，何须众筹整整100万？
一二十万的治疗费用，坦白讲，在相当多一部分人心中，算不得是令人倾家荡产式的“灾难性重疾”，尤其当对方顶着“德云社演员，郭德纲弟子”的标签，这也是很多人发起质疑的源头。
毕竟，即便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稍微咬咬牙，向亲戚朋友借一下，这笔钱也能拿的出来。
诡异之处还在于100万的众筹金额。吴鹤臣妻子的解释是“不懂平台规则”。
嗯？似乎也说得过去哦，但咱们心里都明白，“不熟悉平台规则”的你，不会去填一个最低筹款金额。
何况您怎么解释，在众筹平台介绍自己的家庭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呢？
嗯，也一并是误操作吧？
对其他问题，吴鹤臣的妻子也做出了解释，比如两套房子和车子都不能卖，比如丈夫发病后花12000买了华为最新的旗舰手机P30 Pro，是因为“早已预定”，比如没找亲戚朋友借钱，是因为“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别装什么外宾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谓聪明人的小心思，也就用在真正爱你、真正愿意帮助的人身上罢了，他们也不是真的傻，瞧不出你那点藏着的小心思，只是不愿意揭穿你罢了。
蔡明老师说得好：都是千年的狐狸，您跟我这玩什么聊斋啊？
（二）
网络上曾经有一个吵的很凶的话题：
该如何看待贫困学生给自己买名牌球鞋的事情？
不考虑“贫困生”身份伪造的话，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分两个层面：
第一种，家庭确实贫困，但该学生并未接受任何人（包括学校和政府机构）的捐助。
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外界是不应该做过多苛责和批评的。
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因为自己热爱或者出于青春期的虚荣，省吃俭用去买一部iPhone，或者一双昂贵的名牌球鞋，很多人心态上就受不了，觉得穷孩子应该把钱花在所谓的刀刃上。
但问题是，人有处置自己私人财产的自由，同时，青春期的虚荣心的确是很要命的心理，每个人大抵上都经历过，你怎么就知道所谓的“刀刃”对贫困学生而言，就不是一双名牌球鞋呢？
但这事儿存在第二种情况，如果这名贫困生接受了公共资源的资助（即包括政府财政资金和公众捐款），那么你作为一名贫困生，再去买iPhone和名牌球鞋的话，就十分不合适。
这当然够不上违法犯罪的高度，但当公共舆论将你的行为放在道德的烈焰上炙烤，你也怨不得旁人的苛刻和无情。
很简单，因为你本身就接受并占用了公共资源，那镜子的另一面就是：你的经济行为当然要接受公共监督和评议。
即便是漠不相关的路人，也有权利鄙夷和批评你脚上穿着的名牌球鞋，因为你动用的不再是“私人财产”，而是一种公共资源。
（三）
吴鹤臣的百万众筹事件中，他妻子的委屈中，显然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
我吃你家大米了吗？你给我捐款了吗你上来就质疑和批评？
所以一个经典的问题出现了：
没捐钱的人，有没有资格去监督和评议互联网上“众筹治病”的人？
当然有。
因为在本质上，网络众筹治病，占用和消耗的就是一种公共资源。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你既然占用公共资源，就必须同时接受公众监督和评议。
吴鹤臣的家人对公众的批评和质疑，本不该有怨言。
公共资源被恶意占用，社会信用被恶意透支的事情，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而这样的恶意占用和信用透支，作出补偿的，实际上是每一名社会人。
一例虚假的网络众筹，作恶者其实付出的成本是很少的——尤其对于成心作恶的人而言，道德审判是最无力的惩罚方式。
但整个社会为此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作恶成本”。
因此，作恶者欠下的这笔“道义之账”，坑害的是许许多多真正赤贫的病患家庭，为你还账的，是许许多多本来有机会筹得善款的重症患者。
这就是为什么，不捐款的人同样也有资格监督和评议你的众筹治病行为。
任何试图去占用公共资源的人，头顶必须高悬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为我们成年人不会再去幼稚地相信人性，我们需要这把剑去警醒和克制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