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的星空，簇拥而辽阔 ©顾右左
不出意外的话，这场疫情会让很多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社会组织、初创的社会组织遭遇灭顶之灾。因为发不出声音，可能在沉默中死去。
一些原本年后签约的资助类或购买类项目陷入停滞。一些已经签约的项目，遭遇资方或购买方延迟拨款。一两个月还是三五个月？谁也不知道需要多久。
一些能把业务转换为线上模式的机构，或许不至于陷入停滞，但有些社区服务类型的机构，比如社工服务，靠的是面对面提供服务，不仅无法转换为线上模式，而且由于人头经费是主要成本，一旦资金断裂，顿时前途渺渺。
大家都在说，小型公益机构受冲击比较大，确实，媒体已经报道了不少这样的案例，但大型机构也难，比如恩派，在全国有网络，体量很大，负责人吕朝在接受“社会创新家”专访时说：“我们机构运营成本大部分是人力成本，挑战无疑是巨大的。疫情结束后，可能还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恢复’期。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机构还可以勉强维持，但我估计疫情造成影响的周期会更长，所以，这很可能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基金会也有困难，比如难以使用定向捐赠如期开展项目等。总体来看，服务类机构遭遇的危机更大。
疫情让企业这一公益行业的传统“金主”们提前支出甚至透支了2020年度的公益慈善支出。
社科院钟宏武团队在全网统计数据显示，到2月7日，企业捐赠总额已近219亿元，去掉以往年份较少出现在捐赠名单中的央企（捐赠超34亿元），其他均来自外企和民企，后者是主力军（近120亿元）。数字攀升得很快，到2月22日，3725家企业累计捐赠款物就破了300亿元大关，达到了303.4亿元。
公益行业年底有个“百杰榜”，由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摘取年度大额捐赠前100位做成榜单并分析趋势与特点。今年如果还推百杰榜，我想“起步价”应该远超1000万元了，或者榜上的名单会拉长几倍。去年下半年发布的易善数据，“物资捐赠前50强”的榜单应该大幅刷新。
正如邓国胜教授所说，大灾之年的捐赠往往有透支特征。今年的慈善捐赠额度应该会很漂亮，但明后年就不一定了——2009年的慈善捐赠总额较之有汶川地震发生的上一年，几乎腰斩。
政府方面，如上海这样政府购买服务发达的地方，2020年的财政支出预算也要“压一般性支出，对非刚性、非重点支出一律压减10%以上”，或许购买服务也要压缩。
从全国来看，应该有不少财政支出被转移到抗击疫情方面，加之一季度经济受到冲击，政府购买服务的体量未必不会大缩。这几天，与公益专家徐本亮先生交流时，他一再强烈地表达忧虑：“媒体能不能呼吁加大对社会组织支持的力度！”
社会组织资金的两大来源都可能遭遇巨大冲击，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挺过难关？有人建议多筹集非定向捐赠资金，也有建议提出向公众捐款转型，但这都是以后的事，至于现在，太南了。
在这个关口，我想，平时以“公益行业一员”自居的大机构们，能否伸出你们那可爱的友谊小手，帮一帮危机中的小伙伴？
去年底在福州参加基金会发展论坛，在“行业基础设施”论坛上，有一个小细节其实挺触动我。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健指出，“行业”是工商类别，往往与职业相关，比如餐饮行业、服务行业。公益慈善是不是一个行业？政府文件从来没有提过“公益行业”这个词，而是称之为“公益事业”。
先不谈工商类别，只从对公益这个领域的认知上来看，公益从业者们应该有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行业。既然是行业，就应该有上下游的业务链，也有横向的沟通、竞争与联合。
然而，据我观察，长期以来，公益行业的割裂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从上下游的链条来看，行业缺乏资助型基金会，大部分基金会都是操作型的机构，牢牢占据着话语权，甚至有大型基金会近年出于风控目的砍掉了很多合作项目。横向之间，由于有诸多圈子和派系，再加上彼此之间缺乏开放性和合作意识，大多画地为牢、各自为战。这样的局面，形成是有原因的，在此不便多加分析。
这种态势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的就是话语体系的断裂。头部机构们在追逐和收割着各种前沿的概念和理念，不断提倡创新和跨界，基层的服务机构们还在为多收还是少收了“三五斗米”而忧喜。行业内部的共识很难凝聚，也很难对外发出声音，当然就有一种积弱的形象。马云说要在10年后培养出1000个公益人才，背后其实是对现有公益行业的不信任以及对专业能力的怀疑。
我写这篇文的目的并非要批判公益行业，而是觉得应该多一些行业的互动和行动。多少年来，公益行业逐渐演变成“头部”登台、“基层”搵食、“中产”严重不足的情形。如果还是自守门户、各自为战，那就不能称之为“行业”了，或许沦为第一与第二部门的附庸，更没有能力参与“第三次分配”。
疫情冲击的当下，我认为应该有几方面的事要做。一是社会组织之间应有联合行动，互补互助。疫情后，反倒有更大的空间让社会组织发挥能力，比如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社区减防灾、社会组织孵化等，在资金来源可能缩减的情况下，联合意味着有更大的对话权、更多存量资源的盘活以及更高的效率，有利于度过危机。
二是掌握着资源和资金的机构，应该为一线组织提供更多支持。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可贵的行动，比如，正荣公益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敦和基金会、银杏基金会及南都基金会等，都有行动。这些还不够，仍然只是个案。个人认为，基金会们应该至少尽力帮助自己资助的伙伴挺过这次危局，这是道义，也是机构应该承担的行业责任。
三是应该有更高层级、更系统的行业行动。这次疫情的初期，公益与救灾遭遇了挫败，其实也给行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窗期。无论上下游机构应该摒弃门户之见，开展对话和沟通，审视和反思行业处境，联合行动起来。
如果大量基层服务类机构遭遇资金压力，势必不能靠数量有限的基金会提供援助，应该依靠政策助力和金融支持。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主任王忠平撰文提出了5个方面的建议：减轻社会组织负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定岗位和保障运行、加大政府购买支持、放宽社会组织管理。其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就包括“对受疫情影响的社会组织提供金融支持，降低目前的融资成本，给予一定的贷款优惠或者补贴，提升贷款获取的便捷性，设立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信贷‘绿色通道’”。
这些是向有关部门发出的倡议，要实现是颇有难度的——企业都很难拿到贷款，凭什么让没有财产抵押、或许只有三五条人的社会组织拿到贷款？凭什么让社会组织享有与小微企业一样的待遇？然而，疫情的冲击是整体的，与单个金融机构谈扶助固然是困难的，从社会治理层面与金融管理部门甚至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谈扶助反倒是有可能，至少可以传递声音。如果公益是一个行业，那么就不能等靠要，应该联合起来发声，向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
在这一特殊时期，大型基金会们有没有可能把自己沉淀的非定向捐赠以及滚动理财的收益拿出来“一丢丢”，再争取企业的助力，在现有的监管机制框架下寻得突破，共同设立一个行业发展公共基金，用于为优秀机构提供贷款担保并补贴利息呢？
当下疫情稍缓，春暖花开之日不远，期盼有一个更美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