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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面对新冠疫情,耶鲁组织八位公共卫生专家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

 

疫情能让人看到人性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用尊严、敬意和爱心善待彼此才是当下极为重要的。

——Saad B. Omer

耶鲁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

医学(传染病)教授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耶鲁公共卫生学院于2月6日专门在校园内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八位耶鲁大学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详尽地解析了此次病毒的威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论坛中,对于这一起因仍然不明却已造成中国四万余人感染、上千人死亡,且已传播至全世界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病毒,专家们强调最多的就是“依然存在很多未知”。

 

 

论坛嘉宾 / The Speakers

 

针对新冠病毒,应如何做好预防?

初步迹象表明,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不像麻疹,在许多方面更像“非典”(一场在2003年肆虐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传染性比流感还高。然而,本次论坛主持人、耶鲁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耶鲁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Saad Omer认为,这些评估可能都会随着新数据的出现而改变。

 

Saad B. Omer教授

 

 “大家没有必要在学院街上穿着‘太空服’走来走去,” Omer告诉在场的120名师生。“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知道这次疫情未来的风险。”

 

为了应对疫情,在中国一些地区口罩供应量严重不足。耶鲁大学医学院副教授Lisa Sanders认为,除了出门戴口罩,还有一些防护措施更为重要,如咳嗽时用手肘挡住,避免和感染者接触,出现症状要自我隔离,彻底而且频繁地洗手。

 

 

Lisa Sanders

 

曾获得过艾美奖电视制作人奖项,并长期为《纽约时报》诊断专栏撰稿的Sanders说,“单单只是勤洗手这一项就会对疫情的防控大有帮助。”

 

为何此次疫情会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度?

有现场观众提问,鉴于新型冠状病毒与流感的相似性,为什么此次呼吸道疾病会引发这么多关注呢?

 

耶鲁医学院助理教授Ellen Foxman回答说,因为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当我们的身体在对某种抗病毒时,它会激活相应的免疫系统来阻挡病毒,当同样的病毒又一次传播时,这一免疫能再次被唤起。但是如果这种抵抗之前没有存在过,新病毒出现时很容易造成人传人的感染。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新的病毒通常会引起警惕,” Foxman说。“虽然新病毒不一定意味着它比其他病毒更可怕,但是却存在潜在的风险,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警惕。”

关于此次新冠状病毒的诸多不确定性,论坛嘉宾们表示,官方在向公众分享信息时,至关重要的是清楚已知与未知的信息。目前,科学家们一直在迅速分享病毒的信息,以获得国际回应。但这个过程也可能会出问题,尤其是当一些新发现未经审核被发布出来时。

 

Omer表示,“当一个新的疫情出现时,会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关于此次疫情,虽然我们知道的比以往多了一些,但我们也需要告诉公众什么是未知的。”

 

在疫情期间为了避免信息错误,Omer认为需要创建一个快速同行评议系统,这样其他科研家们在信息公开之前可以迅速地评估信息的准确性。他认为大学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Nathan Grubaugh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Nathan Grubaugh说,“冠状病毒最有可能来源于蝙蝠。而这种病毒可能随时发生变异,这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它的致命性会变得更强。

 

“我们无法只看病毒的基因组确定它是否会变成‘非典’或普通流行感冒。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数据猜测它将朝多坏的方向发展下去。”Grubaugh补充说。

 

由于病毒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了在一些地区出现过激的隔离行为,耶鲁大学护理学教授,同时兼任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的David Vlahov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认为,不恰当的隔离方式可能会成为有效执行公共卫生措施的阻碍,会让人觉得感到十分不适。

 

Gregg Gonsalves

 

耶鲁公共卫生助理教授和法学院副教授Gregg Gonsalves是在2014年的埃博拉爆发期间起诉康涅狄格州检疫政策团队中的一员。他建议当考虑隔离时,官员必须使用尽可能小的限制性措施,而不应是采用过激的手段。

 

关于疫情的峰值和拐点

当被问及根据最新的数据是否能预估疫情的峰值和终点时,嘉宾们都表示还为时过早。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学系主任Albert Ko教授说这次疫情仍然在“指数期”增长。他对一些国家中不具备强大医疗资源的弱势群体表示担心。

 

虽然,Vlahov教授认为当前的危机将有利于申请更多的公共卫生资金。但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表示为公共卫生提供资金始终是一个挑战。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

 

Vermund解释说,“很难说服政策制定者们提供资金用来阻止某些事件的发生,因为将资金投入医院来医治病人,要比投入资金于公共卫生基础建设以预防疾病传播更为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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