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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吕全斌:“三化”的中国公益生态

 

 

自然万物,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大自然如此,社会如此,公益行业亦如此。一个强大的生态,可以促进不同组织之间的链接与沟通,还可以相互支撑、共生,促进整个生态的健康发展。

 

 

善达网注意到,自2008年成立起,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就致力于推动基金会行业的生态系统建设,近两年更是将其作为了论坛的未来发展战略。主办方认为,只有推动公益生态系统的完善,民间公益慈善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11月22日-23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又将召开。基金会发展问题再次成为公益行业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公益生态建设。活动之前,善达网以“构建公益生态建设”为主题,对包括贾西津、李志艳、彭艳妮、吕全斌、刘洲鸿等业内专家和实践者进行了专访,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公益生态系统,基金会公益生态建设又应承担怎样的角色和责任。

 

 

今天推出系列专访第五篇《吕全斌:“三化”的中国公益生态》。吕全斌担任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已达4年之久,对行业生态尤其是基金会领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公益生态目前呈现扩大化、碎片化和本土化三个特点,后者是需要公益行业在未来尤其要关注的。吕全斌还认为,原来的公益是一个小生态,主要是基金会、NGO、第三方服务机构之间的行业生态关系,现在要讲大生态,不可能再偏安一隅了。

 

 

 

 

 

“福建模式”的核心要素是人

 

 

马广志:据了解,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今年要发布《催化区域公益生态:基金会的机遇和责任》报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份报告?

 

 

吕全斌:这份报告将在11月23日上午的一个平行论坛上发布,内容主要是以福建省域的公益生态发展为例,探讨基金会在推动公益生态中的作用和价值,剖析福建公益生态的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态形成的原因。

 

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份报告,一是因为福建省的基金会近几年呈异军突起之势,包括林文镜慈善基金会、恒申慈善基金会等,很活跃,业内也很有影响力。我去福建出差,有机会跟洲鸿秘书长、游劢秘书长接触,能感受得到他们在推动省域公益上的付出和热情,尤其是他们联合发起的“福建公益沙龙”、“束脩计划”、“香草计划”等人才培养项目,把当地公益搞得风声水起。我们就想探究一下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有这样的变化。

 

其次,随着近些年公益大环境的不断发展,国内有不少地域的公益生态发展令人瞩目,比如像湖南、山东、四川成都等地,公益慈善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但当我们去找相关资料来学习和研究时,却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很缺乏。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今年在福州召开,借此机会,我们就对福建的公益生态状况进行了一些梳理和研究,3月提出这个想法,4月立项,9月初稿出来,目前基本定稿了。这是大概的一个背景。

 

 

马广志:我记得在某次活动上,你提出了“福建模式”这个说法。但生态发展是渐进的、增量的,也是正在进行中的,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福建模式”是否为时过早?或者说将一地的经验模式化,是否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

 

吕全斌:“福建模式”之说,是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今年4月26日举行的“2019年首场秘书长说”活动上面向行业正式提出来的,当时我并未发言。不过在此前团队内部沟通会上,我提到:福建公益生态发展得这么快,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福建模式”呢。后来我们邀请到了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游劢秘书长、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等人来讨论它的可能性,立项总要有个名字嘛,所以我们内部就把它称为“福建模式”,当时游劢秘书长在此次秘书长说活动上也做了“福建模式”的主题分享。

 

至于这样提是否为时过早,或者说会有不良后果,当时没想那么多。但现在看来,一是相对其他省市而言,近几年福建公益生态的发展确实很快,需要研究。二是,一个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一定与在地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等相关,所以也可能会有山东模式、成都模式等。三是,立足当地省情和发展实践,可以揭示总结推动公益生态发展的规律性,给其他地域参考和借鉴,这应该是有价值的。

 

但我也不得不说,由于这次时间比较仓促,这个报告肯定还有一些需要提高和完善的地方,这个也希望相关专家能提出来,我们后续继续完整。

 

 

马广志:那你觉得“福建模式”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吕全斌:一个地方公益生态的快速发展,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从能动性上讲,人肯定是最核心的要素,而且是关键机构的核心负责人,包括他对行业的认知、调配资源的能力以及自身的格局和视野等。对福建公益来说,洲鸿秘书长一定程度上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他到福建后,带去了原来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模式,加上当地也有像游劢秘书长这样的年轻秘书长给以配合和支持,所以几年之内局面就不一样了。

 

公益生态的发展,绝不只是公益的事情,它是需要充分与在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政策经济环境融合在一起的。比如福建省,有很著名的侨乡文化,企业家捐赠是一种普遍行为,也有传统的妈祖文化,公众愿意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总之,要把它放到现代慈善的视角看,是不是可持续的、公共性和组织化的就很重要。

 

 

马广志:“福建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也要关注?

 

吕全斌:当然,我们讲“福建模式”,并不是一味歌功颂德。在研究后,我们也特别提出了“福建模式”的脆弱性,洲鸿秘书长毕竟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个“经”能否最终形成本地的一套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外部政策等环境的支持、传统慈善的现代化转型都会极大的影响到福建模式的继续发展。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福建省公益生态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基础,受个别因素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却要看到其中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公益生态的扩大化、碎片化和本土化

 

 

马广志:站在行业的角度来看,你认为目前公益生态现状是怎样的?

 

吕全斌:与前些年相比,“公益生态”现在成了一个热词,好像大家都在讲。但大多还是“盲人摸象”,是站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想着自己如何建设公益生态,甚至来影响公益生态。缺乏一种行业的生态视角,但随着摸的人越来越多,慢慢绘制和呈现的整体图谱会越来越完整。

 

就我个人观察,目前中国公益生态现状呈“三化”状态:一是扩大化。参与到公益事业中的社会主体越来越多,80年代,主要是体制在办公益,比如希望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等都是政府自己在办,主要是弥补政府公共不足。90年代则是知识精英在做公益,像地球村、自然之友等的创办人都是社会精英。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企业家等财富人群开始参与公益。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产阶级开始关注公益并行动起来,之后,随着“99公益日”的开展,《慈善法》的出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公益事业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捐赠也好,还是做志愿者也好,公益甚至成为了一种“风尚”。

 

二是碎片化。正如秦晖老师所说,“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处在一个早熟的阶段”,意思是说,在改革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和企业的发展还没有结束,第三部门就逐渐兴起。公益发展和社会文明是相辅相成的,文明促进公益发展,公益则会塑造新的文明。前些年,做公益的人和机构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基本相同的,对公益的认识基本一致,大家都是同样的公益人。但现在呢?有对公益市场化的讨论,有“罗尔事件”互联网筹款的争议,也有Me too等事件对公益行业的冲击等,越来越多元化的观念和实践,呈碎片化状态。

 

当然,碎片化的公益生态也不能完全被否定,它也有很多创新,尤其是技术革新方面,比如互联网公益的崛起,在一方面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特点是本土化。就跟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吸引外企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进来,从而带动国内国企改革,民营企业的兴起,推动民族品牌的发展,同时改变经济的发展模式,从小农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公益行业也是如此,起初国外公益组织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做公益,渐渐地国内的公益主体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并且梳理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的一些特点,有了自己的一套理念体系和方法论。

 

 

马广志:中国公益的现代化必须借助于外来公益,这是由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外来公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机械照搬。

 

吕全斌: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走过的路,公益也深受其影响。但本土化确实应该成为引进西方公益理念和修订中国公益的主要原则,也应该是未来行业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趋势。过去很多年,我们谈的都是“应然”的问题,比如要向美国基金会学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现在应该回到“实然”的状态了,就是处于不同阶段的公益主体要思考不同的问题,力所能及地先把社会问题解决好,然后一起推动中国公益生态的建设。最终还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比如以党的领导为纲、以传统文化为基、以公共利益为本、以实践经验为源、以技术改进为引、以美好社会为愿等内容。

 

 

马广志:但也要看到,公益现在已经很难“纯粹”了,受政策、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

 

吕全斌:是这样的。原来公益是一个小生态,主要是基金会与NGO等行业主体之间的关系,现在随着社会发展,必须要讲大生态。不管是互联网+公益的发展,还是要配合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公益都不可能再偏安一隅了。

 

但是也要注意,在跟外部合作的时候,不能因为资本来了就跟着资本走,要不忘初心。社会组织还是要实现公益的价值。德鲁克说,“非营利组织是人类改造的机构”,公益是在做人的工作,这跟企业、政府还不完全一样。

 

 

马广志:那你认为这个大的公益生态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才能建设这样一个生态系统?

 

吕全斌:这方面我了解有限,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学习,总结了一个公益生态的“一二三”。

 

“一”个目标,在同一个生态里,不同的主体是有共享目标的,大家要共同创造一种价值。由于之前提到的碎片化原因,我觉得大家目前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

 

两个逻辑。一方面,公益生态是变化的、动态的,不能用静态的视角来看问题。现在公益生态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公益本身的发展是有一套不变的规律的,是不能违背的。

 

三个阶段。即从生态位到生态关系,再到生态机制。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公益生态位目前是极大丰富了,现在有资助型基金会,也有了区域枢纽、议题网络、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各种形态;生态关系则是指大家合作:资助、购买和协作等,不是点状的,而是网状的动态互动。至于生态机制,是维持生态健康发展的一些规范标准等共识,目前看来这部分还比较缺乏,这也是未来需要大量时间来做的。

 

在这其中,类似基金会论坛这样的平台枢纽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人体的关节一样,如果越来越多的枢纽机构向下能够链接当地的草根组织等执行方,向上能对接基金会等资源方,左右也能相互沟通联合其他平台组织,就等于健康的人体打通了各个关节一样,这样的生态就活了。

 

 

“要用生态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马广志:刚才我们谈的是行业生态,具体到基金会领域公益生态又是怎样的?

 

吕全斌:经过大量时间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形成了自己观察基金会生态系统的一个框架,分为三个圈层:最里面是基金会的业态。基金会是行业生态的基本单元,个体基金会的发展质量则是构成行业的基础。

 

中间是行业生态。即以基金会为核心,并与其他类型组织之间进行有机互动形成的相互支持和影响的状态,包括:基金会业态,即业态健康;行业生态,即生态健全(议题组织协作、区域生态健全、专业服务机构等生态中的组织发育良好);以及行业自律和规范,有健全的生态发展机制。

 

外围是发展的社会环境。行业存在于大的社会环境中,彼此之间产生联系、互动,社会环境是行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社会环境能极大促进行业发展,包括:完善的法律政策,外部资源(资金、人才)持续、充分地输入,和良好的公益慈善氛围。

 

 

 

 

马广志:现在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之前的思考可能还局限于前两个圈层。

 

吕全斌:是的。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谈跨界,其实更多的是人家跨进来,虽然现在也有意识邀请外围关注公益,但还不够主动,包括主动去影响政策,吸引更多高净值人群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还有基于陌生人之间的公益行为,也需要我们主动努力和倡导,但这需要时间去培育。

 

这三个圈层画出来,我不求能够很快的达成共识,关键是想借此引发大家的思考,要用生态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且要联合一起来推动。

 

 

马广志:那具体来说,基金会领域的生态呈现哪些特点呢?

 

吕全斌:首先是基金会数量的增长比社团和民非快很多,同时体量也越来越大,这是最显著的特点。其次,中国公募基金会公益生态的影响和塑造超过了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是公募基金会利用其公募资格和渠道吸引NGO与其合作筹款。第三,绝大部分基金会还在做重复的救济类项目,资源重复浪费比较多。而我们认为,基金会是有愿景价值观的“钱”,代表了追求卓越的思考和生产力,基金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验室,推动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基金会还是掌握优势资源和话语权,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显然,真正能承担这种更伟大使命的的基金会并不多。

 

 

马广志:的确,目前中国70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所占比例很小。

 

吕全斌:其实,我并不认为在当下的情况,所有的基金会都能且适合做资助型基金会,一个良好的生态,一定是和当下环境匹配,在其影响下逐渐生成的,现阶段应该鼓励百花齐放,创新实践。回到中国基金会的“应然”现状下,基金会首先要做的是坚守自己的使命,解决好自己关注的社会议题,有余力再整合他资源一起来做,还能培育一些社会组织,并通过倡导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选择做资助型基金会,是我们一贯要倡导的方向,不过需要基金会有足够的资源,良好的治理、对议题领域有很深的洞察。

 

 

马广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这其中,应该怎么发挥作用?

 

吕全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08年成立时,定位是有志于追求卓越、行业发展的基金会自愿发起设立的非正式网络平台,同时也希望成为一个能与其他社会部门对话的平台。2017年秘书处正式注册了北京基业常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后,就把“建设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作为使命了。

 

过去两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除了继续做年会外,还做城市峰会,也做国际交流,通过各种方式探索如何建设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2018年会结束后,我们通过大量的学习、调研、访谈等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未来的工作模型,包括建设中国基金会档案馆、开展“中国基金会日”、研究“中国好基金会”等,都在这样思考框架之内,23日年会上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马广志:城市峰会其中的一个亮点,颇多业界赞誉,它对区域公益生态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吕全斌:举办城市峰会的初衷就是搅动地方公益慈善生态的发展,它起到的是一个链接与沟通的作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负责峰会的议程设计、嘉宾邀请和媒体推广等,落地的执行还是当地的合作伙伴在执行,完全按在地伙伴的需求来做。

 

未来,通过峰会我们想实现这样几个目的,一是希望当地枢纽机构把服务当地基金会纳入到自己的业务范围之一;二是把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工作经验分享出去,推动地方孕育出在地的基金会论坛工作模式等,同时与我们联动,衍生出在地的一套工作机制,支持在地公益生态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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