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知名媒体人孙春龙在缅甸采访时，得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远征军仍有部分抗战老兵无法回国，至今滞留海外。为此，孙春龙组织发起了帮助“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直到2011年11月1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这天，孙春龙为“老兵回家”注册了一个基金会——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以“抚慰战争创伤，倡导人性关怀”为宗旨，致力于为战争背景下的个体生命提供人性关怀。
2016年1月，姚遥加入深圳龙越基金会，经由第二届理事会选举，出任基金会秘书长。接着姚遥继续前往长江商学院深造，进一步系统学习社会公益和社会创新。姚遥所在的那班共有69位同学，都是各个领域富有影响力的人。学习之余，大家会考虑一起在公益领域做点什么。
长江商学院EMBA28期校友姚遥在养老院探访保卫国家的老兵爷爷
社会民间对烈士父母的忽视和淡漠，一直让姚遥心里感到不舒服。“作为烈士父母，这个烈士的故事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大家关注度很高。但是热度过去之后，还有谁记得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妻儿？他们为这个社会付出了生命，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都不能铭记这样一个个珍贵的个体生命，而是把他们完全淡忘，对他们的家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伤害。”
所以，姚遥牵头，联合长江商学院28期深圳5班同学，成立“烈士父母关怀计划”，成为龙越基金会的下属新项目。同学们为这个新项目设计了三大块内容：为烈士父母送关怀礼包、独居烈士父母陪伴服务和陪烈士父母扫墓。
01
登门入户
“烈士父母关怀计划”通过一家家登门入户，用照顾他们父母妻儿的方式来缅怀这些为社会公共利益献出生命的烈士。每次上门，基金会工作人员手中的袋子里都装得满满当当，全是给烈士父母用心准备的礼物。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深军绿色的大提包，上面印刷着“关怀烈士父母温暖礼包”的白色大字。
这个大礼包结合老年人的需求精心设计，里面装有保暖护膝、保暖背心、棉被、纯棉三件套、慰问信、个人清洁用品等。基金会考虑到一些烈士父母身处山区或乡村偏远地区，个人清洁用品归置得很是细心，包括创可贴、清凉油、碘伏棉棒、医用纱布、双层药箱等必备物资。
除了给烈士家庭带各种物资，基金会每次都会记得带一封慰问信，由工作人员亲口念给家属们。相比物资上的帮助，基金会更重视这种精神上的肯定和抚慰。
“很多家属听到我们这个慰问信，真的是很感动。因为对他们来说，政府的慰问毕竟代表的是国家对他们的铭记和认可。我们作为一家民间基金会，代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忘记他们，我们这个社会还在关心他们。这让他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感到完全不一样的温暖。”姚遥说。
基金会关注的烈士群体里有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些烈士都与多年之前的一场战争有关。
那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很多年轻生命应召入伍，奔上战斗的最前线。曾经围绕这场战争的歌曲、影视作品红遍大江南北，《高山下的花环》《血染的风采》《热血颂》都提醒着人们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如今，时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越来越多的人甚至不知道还存在过这么一场战争，更不知道这场战争除了把战士变成烈士，更是遗留下许多残缺的家庭和悲伤的父母。
董桂林就是奔赴对越反击战前线的一员，那时他才18岁。在董桂林之前，董家一门就有着从兵报国的传统。董桂林的爷爷就曾参加抗日战争，奶奶用了65年等待爷爷从战场归来。到了孙子辈，1978年，董桂林去了对越反击战前线，成了一名喷火兵。1979年2月20日，为了攻克一个碉堡，董桂林被派上战场，碉堡终于被攻下，董桂林却被一颗子弹打穿大腿动脉，不幸牺牲。
接到儿子牺牲消息那天，董家正在举办外婆的葬礼。董妈妈深受刺激，之后每看到有穿军装的军人，就会抓着人家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你认不认识我儿子？”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董家父母已经80多岁了，退休后他们回到儿子曾经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给儿子修了一个衣冠冢，每年坚持给儿子扫墓。2018年清明节，来扫墓的只有姐姐董桂仙，“弟弟啊，妈妈上不来了，她今年81岁了，可能明年就来不了了……”董桂仙哭着告诉小弟。
董家父母是基金会“烈士父母关怀计划”的重点关怀对象。每年逢年过节，基金会工作人员会专门入户看望。去年春节，基金会收到董家姐姐亲笔写的感谢信，“收到慰问信和大礼包，我们全家非常高兴，感谢对我们的关怀……祝你们新年快乐……”
除了为烈士父母解决生活困难，赠送爱心大礼包，基金会更关注烈士父母的精神需要。其中，独居的烈士父母是基金会关怀的重点对象。
胡仪珠，是湖南省道县月岩林场营乐源村村民，也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唐成德的母亲。唐成德是家里的二儿子，1982年11月入伍，在一三三师一团一营做步兵。两年后，在龙州靠茅山对越作战中，唐成德光荣牺牲。整个道县一共100人当兵，最后99个人都回来了，唯独缺了唐成德。得知消息的胡仪珠受不了打击，开始迷迷糊糊，不太记得有这个儿子。
后来，丈夫、大儿子接连去世，三个女儿也相继远嫁，如今胡仪珠一个人独居，住在一间光线不好的老屋里，日常生活靠抚恤金和大儿媳照料。近些年，胡仪珠身体越发不好，腿脚不便，听力下降，还有点阿尔茨海默症状，与人交流都成困难。
儿子唐成德安葬在老屋外面的竹林里。每年清明时节，儿子的战友会前来祭拜。每次大家提起唐成德，平日里有点糊涂的胡仪珠好像忽然变了个人似的，她经常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笑呵呵地插话：“成德啊，他在墙上啊。”
基金会每年逢年过节会专门来探望胡仪珠，不只是带来生活物品，更是陪着她说说话，回忆那个远方的二儿子。
对烈属的关怀做久了，基金会也经常收到来自被关怀对象的问候。这些问候不是打一个电话，也不是发一条微信，大多都是几张写得满满当当的信纸。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字迹清秀，相同的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高兴和感谢。
一位云南腾冲的烈士遗属曾写信邀请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家里住几天；来自安徽桐城的张姓家属信里难掩情绪，“每逢佳节倍思亲，望着返乡的人群，心中总是抑制不住的难过失落和心酸…你们把爱心大礼包送到我家，让我从郁梦中苏醒，好像我儿也回来过节了，我那么高兴，比我每次领取优抚金的心情还温暖……”；还有烈士父母因为被关怀重燃生活的希望：“是你们给了我希望，除了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让我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让我知道社会没有忘记像我这样遇到困难的军烈家庭，让我知道我儿为国捐躯是值得的……”
02
千里扫墓
战场牺牲遗骸归乡，父母可以随时随地扫墓看望的烈士，其实并不多。不少烈士被留在了异国他乡。在云南文山麻栗坡烈士陵园，当年很多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魂留于此。这个边关距离烈士们的家乡多是成百上千公里。
烈士赵占英牺牲后安眠于此，距离自己的家乡500余公里。母亲赵斗兰多年来坚持长途跋涉往返看望儿子。曾经一张她抚着儿子墓碑痛哭的照片流传网络，令人动容。深圳龙越基金会很早就将赵斗兰列为关怀对象，多次上门探访慰问，直到赵斗兰离世。
89岁的赵斗兰，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母亲。老人视力不好，听力下降，讲话虽不费力，但外人难听清
89岁的赵斗兰老人，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母亲。“她不会看电视。”儿媳妇介绍说，“去哪家最多半个小时就要回来，坐不住。”堂屋四壁挂满了爱心人士送的锦旗、与爱心人士的合影，这些陪伴着赵斗兰独自生活
这也让基金会注意到有这么一批烈士家属，他们在亲属牺牲多年后，甚至不知道对方埋于何处，更没机会给他们扫一次墓。
为此，基金会开始帮助这些烈士后代“寻亲”。这个寻亲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需要经常出入各大烈士陵园，记录下墓碑上的烈士信息，整理出完整的名单后，还要通过政府等官方渠道查询信息进行比对。“查到信息后，再联系他们的后代，好多后人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埋在哪里。”姚遥介绍。
在“寻亲”过程中，基金会帮助许多后代确定了他们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烈士。这些志愿军烈士牺牲并安眠于异国，而他们的后人想祭奠先人却遥不可及。
“那些烈士的后人，现在都是六七十的老人了，他们作为一个孩子，始终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就是想去见他的父亲一面”。基于这种考虑，姚遥和同学们决定资助这样的家庭去朝鲜祭奠父亲。
河南苗务才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抗美援朝烈士家庭。苗务才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父亲苗维忠曾经是志愿军180师侦查参谋，在抗美援朝前线作战牺牲。父亲牺牲后，一家生活困顿，苗务才好不容易被妈妈拉扯长大。成年后，苗务才萌生寻找父亲尸骨、见他一面的念头。可是苗务才并不知道父亲葬于何处，他曾经背着一袋地瓜，四处奔波打探父亲在哪里。
和苗务才境况接近的还有孙群凯。他的父亲孙泽东生前为志愿军1军7师19团政委，1953年在抗美援朝前线牺牲。此后孙群凯与爷爷相依为命，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以乞讨为生，寒冬腊月爷俩连个厚衣服都没有。如今，孙群凯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照样不宽裕。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当面祭拜故去的父亲。
与孙群凯父亲同时牺牲的还有李小兵的父亲。父亲去世，妈妈另结家庭，遗孤李小兵如今境况艰难。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可以再见父亲一面，他要给父亲磕个头。
2018年清明节，龙越慈善基金会资助了这三个志愿军后代家庭，帮助他们跨过国境前往朝鲜祭拜先人。
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这个烈属扫墓团来到朝鲜，坐巴士抵达桧仓烈士陵园。陵园每个墓旁都有一株从中国东北移植过来的黑松。烈属已经是老人了，年龄最小的也65岁了。他们捧着各自父亲的遗像，祭拜果品焚烧香烛，一个个在烈士纪念亭长跪不起。
随后，烈属团又去了存放志愿军烈士名册的中朝友谊塔，参加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举行的公祭。这场跨越国境的祭奠，对于这些烈士遗孤而言，是场迟到多年终于实现的慎终追远。
长江商学院EMBA28期深圳班支持的志愿军烈士后人前往朝鲜扫墓，在朝鲜祭奠
基于现实需求，基金会增加了清明节烈属异地扫墓接待服务，“让烈属感受到来至社会的关怀，增加其荣誉感、自豪感。”
03
关爱烈士父母，
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生命
“不管是参加国家的战争，还是出警或抗洪抢险，很多人牺牲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们的突然离去，给父母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创伤。时间推移，父母哪怕老了，他们也不会忘记这个孩子，很多余生就是与孤独伤痛为伴。有些家庭其实物质上不困难，困难的是心碎了如何再拼凑起来。”面对这些家庭的苦痛，我们更习惯的应对是“避而不提”，姚遥并不赞成这种传统的惯用态度。
“烈士父母关怀计划”从本质上是一种创新，一改这种传统的“躲避”策略，转而用“记忆”疗法来抚慰烈士父母的心灵。“对这些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没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忘记历史，装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这对他们才是最大的伤害。他们的孩子是为社会牺牲的，我们要铭记历史，让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感恩，知道珍惜生命，他们孩子牺牲的值，这才是对父母们悲伤最好的一个诠释。”
“我们对于过去的人，是不是忘掉更好？记住，是不是反而是负担？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讲的，记住一个人是最美好的事情，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姚遥说。
（本文选编自《无公益，不长江——长江商学院公益案例集2019》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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