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成长是这样一件事——仅仅是某一时刻，某一个细节的微妙改变，就可能改写一个人的未来。这是教育的难点所在，却也是教育的魅力所在，成长自身蕴含着无限可能，园丁所要做的，是在适当的时机培育一个机会。
《社会创新人物系列》第六篇，就是这样一个创造机会的故事。十五年前，身在美国的小镇少年刘泓偶然间获得了一个机会，人生的无限种可能在面前铺开，最终推动着刘泓从美国教育质量垫底州的公立高中走向了哈佛大学的校园。
怀着这样的愿景与热情，刘泓又从哈佛走向了他此前并不熟悉的湖南乡镇，走进了那里的县城高中——刘泓希望，这些身在“欠发达地区”的少年们，也能够像当年的他一样，在人生需要指引和支持的时刻里，拥有更多的导向未来的机会。
一提起“哈佛”这个标签，刘泓下意识地警醒起来，脸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直保持低调的刘泓，甚少主动向人提起哈佛这段教育经历，而人们喜欢营造一种反差 —— 哈佛高材生，回中国乡镇支教。
刘泓却对这类叙事本能抗拒，“我的教育背景，是我非常怕的一种原罪，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不接地。”
刘泓
2007年，刚刚回到中国时的刘泓正是这么“不接地”，那一年，他刚刚结束在哈佛的本科第二年课程，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和学习经历都在美国，“对中国已经了解很少了”。
那年暑假，身体壮硕的刘泓扛着一大箱书，搭上了前往湖南邵东的绿皮火车。他想将曾经在美国接受过的人文教育，以类似的夏令营形式带回到中国“欠发达地区”。刘泓只给夏令营安排了一个英文名字 —— “PEER（朋辈／同伴）”。在刘泓的设想里，PEER的使命是“让每一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有机会选择优质的人文素质教育” 。
2007年，刚回到中国的刘泓建立了PEER夏令营
“有机会”，对于刘泓和PEER来说，这三个字意味着很多事。
从美国偏远州市，到哈佛校园，对于自己在国内外获得的教育机会，刘泓深感幸运。他知道，即使是成长路上一些灵光乍现式的“启蒙”经验，也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也因此，PEER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想为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机会。这条路，刘泓走到了第十二个年头。
“我意识到我很幸运”
刘泓自认是个很幸运的人：虽然家境普通，却也享受到了父母拼搏回来的某种“特权（privilege）”。
12岁那年，小学甫一毕业，刘泓就被带往美国读书。并非“非官即富”的移民家庭，他生于武汉，父亲是普通干部，母亲是大学教师。为了争取更多可能的资源和机会，母亲在加拿大结束访问学者项目后，即带着刘泓举家迁往美国，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安了家。
刘泓和母亲在美国佛罗里达
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举动，而坦帕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在美国50个州里几乎垫底。
母亲曾有两年因学业没了收入，刘泓靠着助学金读完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来自条件一般的家庭、到了美国普通城市去、从非常普通的公立高中走出来的”。
启蒙发生在高中阶段，刘泓参加了一个叫TASP（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Program）的夏令营，这个项目在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选拔十多名学生，与大学教授一同阅读、讨论、做文学分析、写作。借夏令营之机，他开始阅读社会科学经典：希腊罗马、文艺复兴……
就在那个夏令营，有一位美国教授带着刘泓，试读了三个《道德经》译本。这次经验有如当头一棒，刘泓意识到，自己的西方人文基础不错，但作为中国人，却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连美国人也愿意研究中国哲学，认为它有智慧，那我呢？”
2000年，刘泓和初中同学在一起
夏令营的伙伴们也给了刘泓信心和动力，这些接受着精英教育的美国高中生，在申请表上大多填上了哈佛或耶鲁，那些刘泓所在的公立高中从未有人申请过的学校。他们鼓励刘泓：“为什么不试试？”
刘泓试了，竟然很顺利地被哈佛录取。
到本科，刘泓便有意识地跟随彼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杜维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阅读《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
羽翼丰满起来了，此时的刘泓动心要回乡看看。
从不懂中国，到为学生量身订造夏令营
刘泓认为，无论成长在哪个地方，都应该有公平接受优质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
恰逢有一位来自湖南邵东、到美国读本科的伙伴申梦晗，与刘泓一拍即合。对标了自己都在高中获得启蒙，他们决定到中国县城高中举办夏令营。刘泓相信，这个阶段的孩子，只要有一点选择能力，改变就有可能发生。背上沉甸甸的一堆资料 ——《麦田里的守望者》、《动物庄园》、康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另外11名志愿者，满怀期待地向邵东出发。
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实在太“不懂中国”。拿着这些西方经典名著，他们与学生的沟通鸿沟巨大。在邵东七中的第一个晚上，大概学生见他们样子和善，当晚便集体逃课，翻出学校。第二天，教导主任将学生聚集起来大声训斥，隔了一栋楼也能清楚听见。
这和预期很不一样，刘泓和同伴们面面相觑，互相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中学教育到底是什么？
这些学生在这里生活，这个学校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PEER面对的教育对象里，许多是来自农村和县城的留守儿童。能进入县城高中已算是少部分幸运的、成绩达标的孩子，仍往往缺乏自信、不善表达，宁愿将更多时光消磨在手机上。
这是幼年时缺乏交流、无人陪伴等问题留下的烙印，但在PEER聚焦的高中阶段，大多数问题已沉潜到每一个孩子内心深处，再不会直白地表露出来，而当高考压倒一切成为老师、家长甚至学生自己的核心“共识”，沟通、聆听、分析与建议等一切至关重要的软性支持，更不得不为备考无条件让路。
参与PEER夏令营的学生在展示自己的成果
然而也正在这一阶段，仍然稚嫩的学生们却要做出一些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关键抉择：专科还是本科，要不要读免费的师范定向，如何决定志愿与未来专业……焦虑情绪掩藏在沉默之下，寻求帮助的手却不知该伸往何处。
“他们往往在很早的时候，被要求做一些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后果的决定。”
除此之外，县城学校的基础设施、硬件、教师资源，也与城市相距甚远，当中不乏用“一块屏幕”传送课堂直播的学校。
城乡教育资源不断分化，使得曾一度以升学为唯一出路的农村中学生们，面临困境的复杂程度与他们的年龄与能力所及日益悬殊。
连接社区，找到自主的力量
问题无处不在，刘泓思考，县城学生真实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思考、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走进社区”成为了赋能第一步。这些高中生长期被围在学校围墙内，没人告诉他们需要走出校园。刘泓希望，学生能主动思考“我和社区的关系”、“我能为它做什么”，以此培养独立思维、激发能力与潜力，明白他们“有机会选择”。
每一年寒暑假，刘泓和伙伴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县城高中，带学生走出学校大门，走进社区，去发现本地问题。
学生们领到一叠任务卡后，即被带动以不同形式去全面认识社区——什么是政府职能？社区快递员怎么送快递的？大妈为什么愿意跳广场舞？如此与社区产生连接，对社区生态、环境有了整体认识，再做行动研究，促进社区行动。
贵州丹寨县一所民族高级中学的学生，发现县城里唯一一条公交路线不合理，而惠及更多人只需更改一两个站点的位置而已。这些学生们联合起来，收集了很多同学、居民的签字。在把方案提交到当地交通部门后，成功修改了公交路线，这也成为参与其中的学生们人生第一次“有力量的”行动。
参与PEER的学生在采访当地老人，了解家乡的历史
另一个小组研究“领导力”，关于如何在村里更好服务、动员他人，于是他们探访了邻村几个敬老院，每家收集一点点情况，事情虽小，至少表现了他们对“领导力”的理解——去服务、动员和连接。
刘泓形容这样的知识为“Glocal”，利用本地知识（local），但同时具有全球意义（Global），在核心方法上，这种“激发学生从研究到行动”，是来自于国外发展学的方法论，公共精神贯穿始终。
维持了数年短期寒暑期项目，刘泓开始琢磨给予学生长久陪伴的方式。2015年，刘泓获得一笔投资，“PEER空间”应运而生。
PEER在合作学校划出一个全年的阅读和活动空间，每个“PEER空间”有一名“挚行者”，以组织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和进入空间的学生进行交流、对话。“24小时生活在学校，如果一切时间都是为了所谓学习，会疯掉的”，刘泓说。
PEER空间给学生开出一个呼吸的缝隙，他们偶尔来读读书、下下棋、探讨本校议题，甚至cosplay等活动，在这个小空间里也能被接受。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第一民族中学的PEER空间
有一年，有一所高中索性连元旦晚会也取消了，PEER空间的执行者便组织学生起来，做自己的音乐会。意外不少，门票演完了才送到、灯光突然出问题，但学生特别欣喜，那是自主做的事情。
离开“高大上”的公共议题，回归到“教育是生活”的本质。
朋辈、伙伴
7月中旬，在北京开放大学宽阔的会议厅里，数十个“PEER毅恒挚友”的志愿者正在完成最后一次培训，准备投向“PEER毅恒挚友”2019年暑期夏令营。
刘泓长得高壮，游走在志愿者们中间尤其显眼。为了听清楚志愿者的回答，他单膝跪地，离他们近些。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一一讲述自己坚持参与PEER的初心。
“我高中曾经参与过PEER的项目，受到很深的影响，考上了大学。我现在回归，希望把同样好的影响带给其他同学”，一位准备前往溆浦中学的志愿者说。
一届一届，PEER服务的学生开始回潮，走出省外、甚至国外的青年，正把“外面的世界”带回来。
2009年，刘泓回访学生陈敏
刘泓提到，PEER营造了一种场域，老师、志愿者和学生之间，是相对平等的“挚友（PEER）”关系。许多学生在人生的十几年里，其实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过；而志愿者作为“外来者”，进入学生成长的社区，可以平等地借助他们的视角了解本地，共同探讨社区。
十数年过去，即使碰了许多壁，“PEER”这个名字的意义，仍然随着一次次项目的叠加，更加明晰起来。如今，PEER拥有了一个与之匹配的中文名称，“毅恒挚友”。
无法衡量的“改变”
许多PEER带来的影响可被直观觉察，刘泓却一时无法完全以一种所谓“成效论”，去衡量真正的改变何在。
他举了些例子：一个学生去中山大学做专项面试，更敢于、更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有的学生更愿意做有些“冒险”的选择，例如改变专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同学散落到各个城市，会因为曾经参加过PEER而重新连接起来。还有些当地教师和退休教师，正更大胆地将自己未竟的教育理念，放在PEER空间中实施。
刘泓在主持教师工作坊
很难特别清晰地向资助者描述这些“变化”，刘泓坦白，PEER至今筹资非常困难。学生有限，备考压力巨大，“高中”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相比“人文素质”这些空中楼阁的标准，投资者更愿意捐助显性的物资、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小学生身上。
刘泓选择坚持下去，多年来学生、老师和志愿者们给予的积极反馈，就是推动他的力量。“青年发展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乎”，刘泓说，但他相信这样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
未来，PEER会将重心放在成本更高的“PEER空间”上，空间的长效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非常重要；此外，PEER还会做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衔接尝试，继续围绕最核心的理念，做下去：让学生可以做选择、有思考。
再次谈起“哈佛”，除了学术训练和同侪氛围以外，刘泓特意提起给他的最大感召。在哈佛25个校门当中，有个特别不显眼的校门。门拱上刻有一句话，他仍清楚记得：进门一侧 “Enter To Grow in Wisdom（入则增其智）”，出门一侧“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Mankind.（出则贡献国家与人类）”。
“尽人事知天命，在环境能允许的条件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刘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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