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5日， 由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主办，旨在搭建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的行知行交流会第 5 期顺利完成，本期的主题是“应急与常态：从新冠疫情响应看脆弱人群服务”，交流会邀请了7家不同服务对象、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在疫情下，社会组织凭借自身优势，作为脆弱群体需求的发现者、利益的代表者、资源的链接者和支持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陪伴诸多弱势人群度过了难关。
会议以腾讯线上会议的方式，由凤凰网公益高级编辑佘韵卿女士主持。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张俊在交流会上分享了妇源汇的经验与教训，以下内容是根据张俊的发言整理而成。
一、你所在机构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愿景是什么？
我是张俊，在2000年，作为一名专家和顾问，进入了一家国际NGO的教育项目工作。到2014年，加入到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工作，完成了从国际NGO到草根NGO的转变，算下来，有20年在NGO工作的经验。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简称妇源汇或GDS （Gender Development Solution)，于 2008年 8月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国内知名的妇女发展组织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为进一步提升机构专业化行动与服务水平而成立的独立运营的一家社会组织。妇源汇是在陕西省民政厅登记注册，业务主管单位是陕西省妇联，总部在西安。妇源汇开始的身份是“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年由陕西省民政厅认定为首批“慈善组织”。
我们的愿景是：与妇女一起，联合社会所有力量，致力缔造一个资源共享、机会平等、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使命是：扎根社区，推动农村妇女发展；立足西部，促进公民社会成长。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妇女，特别是面临困境的妇女和困境家庭的妇女；儿童，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的儿童，特别是女童；为妇女儿童工作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
我们的服务内容有：在妇女发展领域，倡导妇女主导的社区自主发展，包括女村官的培育、妇女合作社、妇女参与社区治理、妇女的维权。在儿童发展领域，我们关注儿童保护和发展，包括基于社区的儿童保护机制建设、早期养育和发展、贫困地区初中生的职业生涯和社会情感支持、“控辍保学”、儿童之家的建设。在社会组织促进与发展领域，我们为妇女儿童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孵化、能力建设和支持。
二、 疫情对于服务对象的影响有哪些？针对机构的目标定位，你们调用了哪些资源、取得了哪些服务成效？在服务开展中，如何和其他公益组织合作的？机构遇到了哪些挑战？是如何应对和化解的？
我们主要服务的区县是陕西的山阳县和合阳县。山阳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和湖北交界，处于防疫的第一线。疫情发生后，我们所服务的社区和儿童处在隔离和封闭状态，我们的社工也都处在居家隔离和封闭状态，社工服务的项目活动无法在地开展。对社区而言，社区的封闭和家庭的隔离，会导致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的监护缺失。因为是贫困地区，我们的部分服务对象的家庭收入会锐减，冲击到他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
妇源汇是2008年8月成立，在5.12汶川地震后，当时很多的项目是灾后重建项目，特别是在农村社区，我们一直采用参与式的工作方法，结合灾后重建项目，做农村社区的营造与发展，同时关注社区发展的脆弱性和韧性。
我们社区项目的定位是妇女主导的社区自主发展。妇女主导，是赋能给社区妇女，通过文化赋能、经济赋能和政治赋能，培育女性主导的文化组织、经济组织和女性领袖，即女村官；社区自主发展，则是把发展的资源和决策权交给社区组织，交给那些有责任感和包容性的社区组织，调动社区成员的内生动力，参与社区发展的计划、实施和社区的治理。
在儿童保护和发展方面，建立基于社区的儿童保护系统。2012年，启动了“一对一助养”项目，目标定位在维护困境和困境家庭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权利。项目的定位就是服务那些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的儿童，为她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在公益组织促进方面，培育当地组织，例如：合阳女村官协会、山阳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灾害发生时，在地社会组织要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本次疫情的发生，也可以理解成，过去10年来，对我们在社区发展工作的“压力测试”。
一是测试了妇女主导的社区自主发展。
新冠疫情突袭，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项目村的社区发展基金原定于用公益性支出支持社区举办元宵节主题活动的计划也只能取消。疫情防控期间，全村封锁，24小时不间断值班，社区发展基金管委会迅速召集成员商议决定将原定于支持元宵节活动的资金用于社区此次疫情防控。与项目组沟通后，妇女骨干与社区沟通，捐赠了价值600余元的物资和1000元现金，用于支持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李家庄社区基金捐赠价值600余元物资
陌西社区基金捐赠1000元
提高妇女和村民的规则意识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例如，因为疫情社工没有到现场，分发粘虫黄板时，全程由村里的妇女骨干完成，规定发放时间、排队领取、戴口罩这些公约规范，都是妇女骨干提前给大家通知要求的，这些看似常识性的规范，在农村妇女的意识中才已经形成。
2、面对疫情，妇女力量不能少
面对疫情，作为社区两委成员的党金菊、李红丽两位女性社区领袖迅速投入到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来。项目组建的花椒生产合作社的79名社员也积极响应，传递科学信息和正能量信息。项目组也利用线上平台为大家提供科学防控信息支持，妇女骨干王冰冰当起了此项工作的宣传员，将社工整理的信息转发至数十个不同的微信群（均为本社区及周边交流群），妇女骨干李红丽也及时在群里为大家发布生活物资供应信息。社区妇女骨干贡献着她们独特的价值。
合阳女村官协会发挥作用，在妇联的支持下，争取江苏和陕西劳务合作项目，点对点免费护送安置，支持22个村上的妇女和村民外出务工，走出困境。
基于5.12汶川地震后，建设儿童之家的经验，我们在陕西省山阳县高坝镇、色河镇、两岭镇三所乡镇的12所中学和小学，3所幼儿园所覆盖的社区开展的“一对一助养项目”和“儿童之家”的社工服务。截止到目前，我们一共助养了924名儿童（累计服务已超过1100名）。我们所助养的儿童，主要以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的儿童为主。在此次疫情中，我们非常关注受疫情和隔离影响的这些弱势儿童。
在我们常态化的项目工作中，我们为“一对一助养儿童”筹款，主要的资源来自台湾家扶基金会和个人资助。针对幼儿园至中学段的儿童，每人每年的投入是360元，针对高中阶段的助养儿童，每人每年1200元。另外，部分助养儿童还会在节假日或生日收到助养人额外捐赠的礼金。
我们平时可以动员的资源是助养人的捐赠费用，其中有28%的捐赠费用用于扶助金和助学金的发放，44%用于开展社工服务，28%用于机构人力与行政管理费用。
在疫情期间，我们机构的社工无法进入到社区工作，但建立的社区儿童保护系统却能够发挥作用。首先，平时工作时，我们就确立了儿童保护的责任主体、强制报告制度、个案管理制度，每年可以处理10个左右的面临高中危风险的儿童保护个案。疫情发生后，我们首先与助养儿童所在学校进行了联系，了解他们在疫情期间的问题与需求，确定需求后，我们为14所助养儿童所在的学校和一个社区的配备了1万5千余元的防疫物资和宣传资料，为学校复学复课进行准备。
同时，我们通过助养儿童家长微信群了解儿童和家庭近况，特别关注监护人缺失的情况。疫情下，助养儿童家庭的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我们通过银行转账为他们发放了第一季度的补助金。
此外，由于部分儿童是隔代教养，爷爷奶奶不会使用微信，我们就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进行沟通，了解儿童和家庭的问题与需求。疫情期间我们电话专访了50位助养儿童和家庭，另有2位家长主动打电话给我们，诉说他们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期望我们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
一个高二女生的心里话，在一次社工的电话专访中被打开，社工了解到女孩今年高二，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为了给父母减少压力，开学之后都不会主动跟家里要生活费，在学校里只吃最便宜的饭，来维持生活。面对懂事的小姑娘，我们动用紧急救助金和助学金，帮助她和家庭走出困难。
我们了解到，弱势人群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脆弱性强，韧性差，像她这样原本经济状态就不好的家庭还有一定数量，受疫情影响，收入大幅减少，有些家人患重病还在治疗中，现在又面临孩子即将开学，支出越来越多，但是收入却变少，这样的状况同时也给助养的孩子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疫情面前，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和上级主管单位妇联的合作：捐款10000元用于支持湖北和陕西交界区县妇联的抗疫工作。
在公益链的上游，我们和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合作，建立社会组织抗疫联盟，传播抗击新冠疫情的知识、信息。我们还积极地和上游基金会和妇联联系，争取抗击新冠疫情的资金支持，开展行动研究，包括疫情状态下的社区脆弱性与韧性的研究。
在公益链的下游，我们协调和支持我们项目形成的社区妇女组织，参与自己所在社区的防疫和防控工作，包括合阳女村官协会、山阳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例如，李家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拿出利息收入，作为社区治理的公益金，采购物质，支持村委会的防疫工作。
我们机构遇到的挑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线下社工服务递送不能有效开展的情况下，我们的线上服务递送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待加强和拓展。
其次，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的紧急公共卫生危机，虽然我们有十多年在社区一线为儿童和妇女服务经验，熟知儿童和妇女的需求，但我们没有医药和公共卫生专业技、资源，很难提供适切的服务。
第三，我们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视角分析疫情，但也有无助的时候。例如：我们看到了抗疫一线的2/3医护人员是女性，她们需要纸尿裤和连体裤。我们想筹资，但没有公募资格；想捐款，必须要捐到省慈善协会，购买纸尿裤不一定是省慈善协会的优先选项。所以我们找到具有公募资格的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计划设专项基金筹款，基金会的问题是：“抗疫物资成了国家的战略物资，如果我们筹到捐款，拿到钱买不到物资，怎么给捐助人交代？”结果，我们捐了1万元给了省妇联。
针对以上挑战，我们的回应是：开展线上工作。我们制作了农村社区儿童通俗易懂的宣传品，通过家长微信群传播和印制宣传画发到社区和家庭。通过网上银行，及时给困境和困境家庭儿童发放生活补助金。
我们认为，本次疫情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一线医护人员的战场，还有一个是社区。我们将工作重心放在社区，在我们开展项目的社区，利用在地社区组织开展工作，包括自组织、志愿组织、经济合作社组织，她们是第一响应人。我们充分发挥社区发展过程中培养的韧性功能，利用好社区已有的资源和资产，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政资源、自认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基于社区的抗疫响应机制。
三、 疫情期间的应急服务跟机构日常服务的联系和差别分别在哪里？经此一疫，关于社会组织回应重大社会危机的脆弱人群的服务，您有什么思考或建议？
经过此次新冠抗疫，我们发现，平时赋权妇女和弱势人群参与社区治理，遇到灾害时，他们自身成为了救灾的主体，是自救的第一责任人，再加上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部援助，效果要大于外部的救援。
首先，防灾重于救灾。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降低社区的脆弱性，提高社区的韧性。培育社区内生的资源，到了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反应的是在地社区组织和责任人，而不是我们在外地的社会组织。所以，日常服务就要考虑到预防，做好减灾和救灾的准备。
其次，降低社区脆弱性，提升社区韧性，赋能很重要。社会服务机构的任务和作用是为服务的弱势群体赋能、对接资源、搭建网络和平台，协助弱势群体成为自主发展的推动者。我们发现，在合阳李家庄社区，平时赋能给花椒生产合作社的79名社员，支持李家庄社区发展基金，到了灾害发生时，她们能够利用利息的收益，拿出公益性支出部分，为社区防疫一线工作捐赠物资；在社区儿童保护系统中，由于我们平时建立的弱势儿童的数据库，到灾害发生时，该数据库能够提供特殊需求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帮助我们对接服务提供者和政府的资源。
第三，加强和政府联系，我们和政府是互补合作的关系，是利益共同体。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政府的响应措施是“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优先响应的是“普遍需求和严重问题”；社会组织的响应的是“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优先响应的是“特殊人群的特别需求”。建议在社区常态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要有合作预案，共同响应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紧急情况下的响应预案。
在抗疫的后半期，我们和政府都发现，因疫情隔离、社区封闭所带来的“监护人缺失”问题，但没有精准的数据，如果我们平时有困境和困境家庭的数据系统，各类社会组织平时就掌握特殊服务对象和重点家庭的数据，就可以快速响应“监护人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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