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年3月16日
新闻来源：SciDev.Net
“在将性别视角带入全球健康方面，我们缺乏持续和一致的变革需求。当前的全球卫生系统通常不会将性别视角带入人类面临的各种健康问题中。”
——全球卫生50/50联合主任萨拉·霍克斯（Sarah Hawkes）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分析冠状病毒如何对不同性别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能是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
研究人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妇女约占卫生人力的70％，主要负责儿童保育，特别是在那些（因为疫情）学校暂时关闭的国家。妇女作为医护人员、初级护理人员和外来工，暴露在冠状病毒的前线，但现有政策往往未能考虑性别和流行病之间的相互作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全球卫生政策助理教授克莱尔·温汉姆（Clare Wenham）指出，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爆发凸显了对性别分析的迫切需求，如果没有认识到性别差异会带来不同的需求，那就意味着当前制定的政策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一组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杂志最近的评论中写道，认识到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是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中的“基本步骤”，我们尚未发现有全球卫生机构或政府对受灾国家或备灾阶段的疫情进行任何性别分析。2014-2016年，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妇女受到感染的风险更高，这是由于其照料者的角色，而且“在决策权上比男性要少的多”。也有报告说家庭暴力、性暴力和青少年怀孕等事件的增加也会提高女性受感染的风险。
温汉姆认为，除了对病例数据进行简单的性别二元分析外，政府和组织还需要考虑流行病对性别的间接影响。全球旅行限制意味着许多女性外来工被切断了工作和收入。例如，在香港大部分女性家庭佣工是从菲律宾来的，她们会将工资寄给家人。
据估计，在塞拉利昂，2014-2015年间至少有3600名孕产妇、新生儿死亡和死产案例，是由于医疗资源转移到埃博拉疫情治疗而造成的。
全球卫生组织50/50（GH5050）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任萨拉·霍克斯（Sarah Hawkes）同意，流行病应对方法通常是“性别盲视的”（gender blind）。“我认为，在将性别视角带入全球健康方面，我们缺乏持续和一致的变革需求。当前的全球卫生系统通常不会将性别视角带入人类面临的各种健康问题中。”
霍克斯说，全球卫生组织50/50的2020年新报告《权力、特权和优先事项》（Power, Privilege and Priorities）表明，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仅占全球卫生组织领导者的5％，而这些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和卫生指导委员会主席70％以上都是男性。不到40%的卫生组织报告称，在倡导运动中会按照性别来划分数据。报告认为，“卫生组织错失了良机，无法了解疾病的分布，谁会从干预中受益，谁不会。”
霍克斯还表示，性别方法不应被视为仅涉及妇女的单独问题。“性别意味着每个人，它不仅适用于50％的人口。”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性别与青年问题高级顾问迪亚·萨米纳西（Diah Saminarsih）说，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性别与新冠肺炎之间的联系，突发卫生事件的同事正在积极应对这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脊髓灰质炎进行了性别分析，并于去年对全球卫生工作人员的性别进行了分析，且首次在年度全球卫生统计报告中纳入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萨米纳西也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交流这一点，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对性别和新冠肺炎的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玛·斯瓦米纳坦（Soumya Swaminathan）强调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有机会突出一线女性过去未被认识的作用。“妇女如何受到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的性别因素还不够充分，妇女的政策通常不是由妇女决定的”。性别分析必须成为“本能反应”（reflex）内嵌到全球卫生应急响应的行动中。
本文源自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
编译及排版 吴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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