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看到老”，儿童在生命前1000天是大脑快速发育、可塑性最强的阶段，这段时间内获得的基本能力，是每个人一生中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基础。
在城市早教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仍然有大量儿童，尤其是处境不利儿童，在0-3岁即面临着早期发展不良的风险。
公益组织如何弥补儿童早期养育的鸿沟，最终促进公平发展？自2017年起，三一基金会的创投资助团队开始关注儿童早期发展议题。在科学公益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扫描和论证，厘清问题的关键症结、寻找解决的突破点。我们希望与同样关注儿童早期发展的行业伙伴分享研究成果，推动更多实质性的协作，共同推动中国所有0-3岁儿童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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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近一年的研究中，我们完成了以下工作：
对国内外脑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行为心理学等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学习，总结了影响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定位了中国儿童早期发展不良问题的关键原因；
对国家政策、商业早教、公益行动进行归纳与分析，勾勒出儿童早期发展议题的资源地图；
对国内外实践案例进行广角扫描，为本土的行动干预寻找可借鉴的经验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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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前1000天的成长对个体人生和整体社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提升，微观上，能够促进个体获得“成功技能”——提高认知能力、营养水平，从而正向作用于学业完成率和收入水平——并实现这些技能的代际传递；宏观上，则能提升人口素质、提高社会就业率、降低社会福利救济人数、降低犯罪率，塑造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无论是教育、健康，还是社会公平稳定、经济增长等问题的改善，都与儿童早期发展密切相关。
儿童早期发展不良已经是全球普遍面临的挑战，而在中低收入国家，相关风险的发生率更高。同时，儿童早期发展又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营养健康、早期学习、预防暴力等等方面，涉及不同的干预策略和政策部门，这又导致问题解决更为复杂。在日益增加的科学发现、技术手段、干预试验和政策共识中，中国本土大量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改善，既关乎我们国家人力资本的未来，也能为全世界贡献重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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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数据显示，中国有1743万儿童面临早期发展不良风险（占世界早期发展不良风险儿童总数的8%）。这些儿童分布在哪里？脑科学研究显示，营养、养育刺激和养育环境是影响大脑发育的关键因素，也是儿童早期发展中最主要的风险因子。根据已有研究，农村地区儿童和流动儿童在这三方面的发展情况均与全国整体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进一步的研究也揭示了背后的原因：
·营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贫困农村儿童的营养不良发生频率更高，贫血、生长迟缓等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其中，孕期和哺乳期母亲的营养水平、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的正确认知是较为突出的原因。
·早期刺激不够充分
这是因为城市家庭的亲子互动更加频繁；亲子互动频率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相当突出，而与城市双职工家庭转向祖父母照料或托育服务的情况不同，农村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亲子分离的同时，代养人往往难以弥补父母缺位造成的负面影响。另有研究显示，养育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会影响亲子互动频次，进而影响早期刺激水平。
·早期养育环境更令人堪忧
农村儿童遭受忽视和虐待的风险更高（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遭受忽视的情况更突出），也面临着更高的养育人抑郁风险；特别是产后抑郁的情况，在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更为严峻。父母外出务工、原生家庭不稳甚至失和的情况，对儿童依恋关系的形成和社会情感技能的发展造成影响。
我们发现，养育人是儿童早期营养、早期刺激的主要提供者和早期环境的主要创设者，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证分析中，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也往往指向养育人的行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条件下，养育人不当的养育行为已经取代绝对的物质匮乏，成为制约儿童早期发展的瓶颈，也是提升中国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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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的行动趋势与社会组织的机会
政府层面，整体上侧重托育服务的供给，出台了婴幼儿照护标准，相关部门分工日渐明确。政策上如何落实家庭养育为主的原则，值得关注。规范早期刺激、早期环境创设标准和指导的政策也有待出台。社会组织可以瞄准政策推动的空间，在行动中实验和论证，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推动方案；也应当积极响应宏观政策与指导意见，寻找政策落地中“协同作战”的契机。
商业部门主要瞄准高端市场，从一线城市出发，向二三线城市拓展布局规模。要触达县乡层面高风险儿童群体，商业亲子早教资源需要在成本、收益、适用性上进行深入考量与调适。另一方面，在普惠的政策导向下，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地寻找互补与共创的机会，如与服务模式相匹配的商业机构寻找地域互补、与目标人群交叉的机构寻找内容互补，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动员、特定人群需求识别上的独特优势。
2017年以来，与儿童早期发展议题的本土公益组织越来越多。头部基金会牵头的大型社会实验项目在政策倡导层面起到了引领作用；民间公益机构则更多从亲子互动服务入手，对于改善养育人行为的效果尚未显现。为此，行业应当考虑共同锚定问题关键，促进研究成果与实践知识的共享，并探索如何建立清晰的评估标准推动验证干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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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什么，希望在何处？
不得不承认，儿童早期发展并非一个容易攻克的议题。除了上述已经得到分析的问题外，我们还发现许多研究和实践的空白。比如：
中国本土儿童早期发展的基础研究并不充分，早期刺激、早期环境的研究与实践工具的研发亟需补足。
更多、更精准、更便捷的0-3岁儿童早期发展水平评估工具，有待进行研发、落地和本土化推广。
同时，国际上针对儿童早期发展议题所积累的50多年干预探索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
我们发现，国际项目多为综合性干预，融合了多种服务模式与内容，比如巴西将家访与补助金计划结合，英国“确保开端计划”以全日制保教服务为基础，通过父母参与活动、家庭保健服务、保姆培训和支持，不仅提高了儿童发展水平，也增加了父亲照看孩子的时间。
此外，创新的解决方案也不断推出。比如，促进养育人行为改变的现金激励项目在墨西哥与巴西分别实现了儿童贫血率的降低、社会情感问题减少和出生死亡率的降低；语音识别、远程通话等技术工具，则帮助更精确地衡量亲子互动行为、提升效率。又比如，在尼日利亚，创新的服务递送方式使得到当地福利诊所就诊的母亲能迅速获得实用育儿信息、提升育儿技能和家庭沟通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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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如何行动
基于对已知问题的分析和现状的扫描，我们认为，显著提升中国儿童尤其是处境不利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关键，首先需要重点投入于以下方面：
激励养育人改善养育行为
比如，运用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理念，推动流动和留守儿童养育人从信息到意愿再到行为的变化。
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服务和内容递送
比如，降低养育指导服务的成本，真正实现面向资源匮乏人群的普惠或公益性推广。
为干预效果追踪提供信息和工具的基础
比如，提供行业对儿童早期刺激和养育环境现状的基础数据、引进和落地适合本土的评估工具。
此外，在研究和实践的空白中，在政策的推动和知识经验的共享中，也存在行业联合协作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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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报告的研究发现，三一基金会计划以创投资助的手法，寻找可持续和高效的养育人行为改善与相关服务递送伙伴，为0-3岁儿童提供充分的营养、充足的刺激和良性的环境，解决贫困农村以及城市流动社区儿童面临的早期发展不良风险问题。
为此，我们正在招募2020年合作伙伴。我们期待与认可三一基金会理念、认同我们行动方向的公益与社会创新项目、行动研究机构深度交流，携手共创，共同为每一个儿童奠定良好的成长基石，促进未来个体的和社会整体的公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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