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是由各国政府与五个核心合作伙伴：世界卫生组织、扶轮社、美国疾控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根除脊髓灰质炎的进程。自2000年以来，脊髓灰质炎病例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90%以上。
除了提供资金，盖茨基金会正在资助研发一款新的口服疫苗，一旦测试成功，不但可以提供与目前口服疫苗相同的保护效力，又不会有变异从而导致“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VDPV）的风险。
我向63岁的比尔·盖茨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抗击“脊髓灰质炎”？他的回答是：“这是种可怕的疾病。” 就在做出这个回答的一个小时之后，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他对一群扶轮社的工作人员说： “是的，我们就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扶轮社是背后最大的功臣。”
首先需要声明一下，我本人就是扶轮社的成员，偶尔会在扶轮社的活动上发言。但是，即使对我这个“内部人士”来说，盖茨基金会和扶轮社的合作看上去也显得不太可能，就好比那个大家熟知的比喻一样：一头大象和一只小狗交了朋友。
盖茨基金会的资产几乎是扶轮基金会掌握的12.5亿美金的40倍。尽管扶轮社积极参与各项全球公共卫生倡议，但它并不具备像美国疾控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拥有的专业知识，它们也是“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倡议”(GEPI)五个核心成员中的三个。
扶轮社主席巴里·拉辛（左一）和比尔·盖茨在2019年5月18日的联合会议上
在公共卫生界，大家都知道扶轮社促成了GPEI在1988年正式成立。盖茨基金会于2000年加入进来。随后的几年里，GPEI的工作取得了极高的成效：自2000年以来，脊髓灰质炎病例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90%以上。在这一框架内，盖茨基金会和扶轮社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和扶轮社主席巴里·拉辛（Barry Rassin）以及比尔·盖茨的一次对话中，我问拉辛如何回应盖茨基金会提出的就其他项目合作的请求。
“我们一定会参与进来，我现在就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我们之间有很好的伙伴关系。”
尽管如此，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主要的执行伙伴仍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它们收纳了所筹集的大部分资金。至2019年1月，扶轮社为根除脊髓灰质炎总计提供了19亿美元，大约每季度都在为合作伙伴提供资金。
用配捐的方式，撬动更大的资源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扶轮社筹集的19亿美元中，有8.85亿来自盖茨基金会的配捐。在过去的几年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盖茨基金会都会对扶轮社筹集的资金以“2:1”的比例配捐，也就是说，每1美元的筹款，都会变成3美元，用于根除脊髓灰质炎。
盖茨基金会用于脊髓灰质炎的捐款总额，到2018年年底累积达到了约37亿美元。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都是以上述配捐的方式提供的。在全球用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全部资金中（包括政府提供的部分），超过28%来自扶轮社和盖茨基金会。
比尔·盖茨还特别提到了在GPEI之前更早一批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优生优育基金会（The March of Dimes）资助了第一批疫苗的研制。”比尔指的是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 的工作。
（注：乔纳斯·索尔克，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他在 1955 年 4 月 12 宣布首例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成功，这是现代医学史的一次飞跃，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盖茨在谈到双方的合作时说：“我们两家都特别能说会道，我们会和政府谈，也会和许多慈善家聊。”
GPEI在全球健康领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在其他任何领域也都没有可以类比的项目。比如，你无法访问GPEI的“办公室”，因为它基本只存在于纸上。每个成员都控制着自己的资金和业务，“伞状”结构，是达成合作的一种组织架构形式。
盖茨基金会的杰伊·温格（Jay Wenger）是这里最资深的人。他解释说，GPEI的一个特点就是各个层级的合作：这五个伙伴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从总部的高级官员到世界偏远地区的项目实施，合作会在每个层级上发生。他指出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组织结构的好处，那就是“快”——“就一个国际组织来说，GPEI的反应速度已经算非常迅速了。”
GPEI行动成员正在开会
比尔·盖茨也认为，在盖茨基金会加入这一倡议之前，不需要再创建一个新的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组织。他把GPEI的成功归功于低开销、定期会议和扶轮社强有力的领导。
终局战略：全面改善医疗，扩大监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成就有目共睹，而现在，这个成就也成为了它最大的挑战：虽然脊髓灰质炎病例从每年的35万例减少到了2018年的33例，但这一疾病尚未根除，虽然许多人以为它已被根除 —— 在GPEI启动之前，美洲和西欧就已经没有出现过脊髓灰质炎病例了。
在2018年仅出现了33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例，且只出现在了阿富汗、巴基斯坦。这张动图展示了我们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的成就。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最后两个还有新增脊髓灰质炎病例的国家。2018年的这33个病例，就分布在它们庞大的3亿人口中。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已经看不到脊髓灰质炎病例了。
即使是在阿富汗，在儿童疫苗接种率极低，由塔利班控制的地区，他们的高层也支持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努力。然而，在实践中，一线的领导人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没有看到相关病例，但他们的孩子也会生病，也会死于其他原因。所以，他们希望全面改善医疗保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使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GPEI最近发布了一份经过修订的五年终局战略。在这个战略中，温格特别强调了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弱势人群提供其他疫苗和卫生服务的“一体化”努力。
2019年4月25日，巴基斯坦卡拉奇火车站，来自卡拉奇Orangi镇8个月大的Zainab在火车上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这方面的一个早期案例是巴基斯坦，其港口城市卡拉奇有一个居住着10万人的混乱而种族复杂的社区，那里本来已经建起了一家医院，但完全没有设备，也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脊髓灰质炎病例仍在社区中出现。现在，GPEI已帮助这家医院以及其他9家诊所开张。
在这个战略中，温格还强调了另一项工作的重要性：扩大监测。虽然GPEI数十年来一直在努力跟踪脊髓灰质炎病例，并一直在做环境监测工作，从污水中提取样本等等，但这一项工作也急需进入新的阶段，温格说：“环境取样的好处是我们可以直接找到病毒，而不需要等到病毒先去感染一个孩子。”
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进程，如果我们停止努力，免疫接种率下降，疾病就可能卷土重来。
新疫苗，杜绝五百万分之一的“疫苗衍生病毒”风险
盖茨基金会本身除了提供资金，还发挥着其他一些战略作用。比尔·盖茨本人就是关键。他把自己的远见卓识归功于在微软学到的耐心。在微软，等待一个新产品有时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但在全球健康领域，这个时间往往是：十年。
比尔·盖茨亲自推动了一种新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该疫苗目前正处于测试的最后阶段。这个概念是在印度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的时候提出的，许多人认为疫苗在根除脊髓灰质炎方面不会起到重要作用，但盖茨坚持认为疫苗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早期的注射型脊髓灰质炎疫苗
这种新疫苗是艾伯特·萨宾 (Albert Sabin)所研制的口服疫苗的变体，它是一种口服滴剂，并能提供比早期注射的Salk疫苗更有效的免疫形式。
萨宾研制的口服疫苗的问题在于，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也就是大约每五百万剂疫苗中会有一例，疫苗中的病毒会恢复到活跃状态，疾病就会传播，这被称为“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VDPV）。
脊髓灰质炎病毒有三种类型，其中只有1型仍在传播；在上一次记录在案的1999年印度病例之后，2型病毒已在2016年被正式宣布根除；而自2012年以来，没有任何3型病毒感染的病例记录在案。
印度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尽早采用了不再针对2型病毒的二价疫苗，这显然使其对另外两种病毒更有效。2016年，世界各国都从三价疫苗转向二价疫苗，而大家也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出现极少量的2型VDPV病例。
这条“尾巴”比预期的更难剪掉。如果测试成功，那么盖茨基金会现在资助研发的这个新的疫苗将提供与目前口服疫苗相同的保护效力，又不会有变异从而导致VDPV的风险。
这种新疫苗，也体现了比尔·盖茨对全球健康的思考。影响贫困国家的疾病，缺乏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那么，谁来推动新的工具的研发，比如挽救生命的疫苗？他说：“很明显，应该由我们来推动这一进程。”
疫苗的研究改变了比尔·盖茨以及盖茨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其定位也从慈善家转变成为“社会企业家”。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共同领导的盖茨基金会，不仅是一个赠款组织，也是一个创新引擎。
盖茨把与扶轮社的伙伴关系归功于它的广度：“扶轮社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他尤其提到了那些志愿者、筹款以及面向世界各国政府的倡导活动。
拉辛说：“这个合作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认识到，一起做事时，我们能做到更多。”
盖茨基金会与扶轮社在GPEI内的密切合作，让人深受启发，这不仅在于他们开出一张高额支票的能力，还在于不断的自我革新。然而，不管建立这个合作和取得成功的原因为何，有朝一日，生活在零脊髓灰质炎世界里的孩子们，将不必在意这到底是谁的功劳。
*本文编译自Fo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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