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社会组织在本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表现与作用如何？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风险控制与项目评估，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或其它公益行业平台型机构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3月13日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组织了一场线上交流会，特别邀请陶传进老师、赵华女士、张红岩先生、张国远先生四位嘉宾，由韩俊魁老师担任主持人，与在线的听众一起分享了他们关于以上问题的思考，探讨社会组织以及其它公益行业平台型机构如何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交流会的精彩内容我们进行了记录整理，经各位老师审阅，分篇发出，今天为第一篇。
正文
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韩俊魁老师
今天在线交流内容，一方面是参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组织观察，另一方面就是关于参与疫情突发事件救援的项目评估。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四位嘉宾，第一位是陶传进老师，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第二位是赵华老师，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讲师认证委员会的委员。第三位是张红岩老师，深德咨询创始人。第四位是张国远副教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地震局主管）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综合服务平台的召集人。这四位老师有的参与过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救援，有的在社会组织评估和管理方面非常有经验。
请老师先发言，剩下时间留给观众提问。
陶传进老师发言：
公益组织最大特长是我们能够在社会中给人心贡献一些力量，能够给治理结构贡献一些技术含量，能够让社会不一样。我们的钱跟政府比，以及跟每天防疫损失的量比是杯水车薪。我们用少量的钱要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更具撬动性的事。
我要谈的第一点是现在防疫期，社会组织做了什么？其实在我看来更应该转换成在防疫期，看我们社会组织多年来积累了什么？事情突然来临时，社会组织捐钱捐志愿者，虽然很重要，但是整个社会公众的心态，以及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这两点比我们的钱重要不知多少倍，我把它叫做社会服务或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服务主要体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社区公众中，基层治理主要体现在居委会的工作方式中，这两个层面恰好是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年来非常活跃的两大区域。就核心词来看，比如社工、社工机构、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进入社区的专业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中的社会组织，以及第三方评估等等，大量活跃的力量都在这里。防疫期间是一次检验，用检验这个词更好。我们社会组织在这里是否已经让社会开始不同了？有社会组织这几年的工作和没有社会组织这几年的工作，我们在防疫的行动中有什么差异和变化？所以我把考察社会的需求、考察防疫的需求，简单的看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贡献钱，贡献物、贡献志愿服务。第二个层面是我们整个社会里的人心，或者是基于人心而产生的社会服务。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的社会治理在基层的体现，主要是居委会治理，尤其是武汉居委会长年以来获得了好多名分，树立了好多典范，在当下我们有理由去歌颂，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有不到位的地方。
第一个层面，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表现还是非常积极的，应该得到认可。第二个层面，即社会的人心、社会的熟悉程度、我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我们的人本精神被检验了一次，对此我并不乐观。社工机构在当下不仅很难去做事情，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前景都开始黯淡下来。如果大家再放远看汶川地震，十二年前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也形成了很多的社会组织，现在有很多还在，但是他们现状如何？真的非常不乐观。所以我们整个社会组织的努力经过这一次防疫行动以后，应该有一个反思。未来的行动，应该聚焦到这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不要等到疫情来了以后，我们单独或者简单的贡献钱物，好像公益组织最大的特长就是爱心和钱。其实不是，公益组织最大特长是我们能够在社会中给人心贡献一些东西，能够给治理结构贡献一些技术含量，能够让社会不一样，我们的钱跟政府比，以及跟每天防疫损失的量比，简直没法比，杯水车薪。我们用这少量的钱要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更撬动性的事。
以上就我的主要观点。
张红岩先生 发言
我们的力量是发现零星的点上非常个性化的需求，然后组织力量去做点上的工作。整个行业里面基础设施的缺失，集中在人的专业性的缺失，以及基础数据的缺失。
我是深德公益的张红岩。就着陶老师这个话题谈一下我的观点，陶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我之前看过陶老师的两篇文章，他在三个层面上论述了社会组织应该扮演的角色，第一个是一线的捐钱捐物；第二是奉献爱心、服务社区；第三就是社区治理的角色。我很同意这三个层面，其实在三个层面之外，陶老师还提及了NGO、社会组织在疫情中的七个表现，综述的也非常的精彩。
总结下来，我觉得不妨我们从社会组织表现如何出发，再刨根问底去发现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从人的层面、物的层面、以及钱的层面出发思考，基本的感觉就是“人乱用”，都跑到武汉第一线去了，即使不需要的地方，也去了一遍反而变成添乱。物资也是这样的，缺乏必要的专业性，所以送去的防护服也好，或者是口罩也好，有的不能够满足前线的需求。社会组织捐赠的钱是一个杯水车薪的问题。人、物以及钱有点无序的状态。
如果把这次疫情或者任何公众的事件当做一个森林大火的话，那么我们扑一场森林大火，到底应该怎么去做？面对一场大火，有人负责从天上洒水或者别的东西也好，从上到下去扑这个火，那么这需要大量的物资。从一个非常高的宏观层面，能够看到森林大火的蔓延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上往下的干预方式，这种干预方式比较适合政府去做，以及有政府背景的这种枢纽组织去做。政府最擅长的是集中所有资源从上到下去扑 一场大火。那么一些救灾的专业枢纽组织和平台机构，我觉得他们很适合代表政府去做这种协调或布局。
此外，我表达个人的两个观点。第一，大火扑完之后，还有一些零星的火星怎么办？在森林里边有一些零星的火星，你不把它扑灭的话，它就死灰复燃了。我觉得零星的扑火工作的确应该是社会组织去做，因为社会组织就是在森林里边，我们很容易看得到哪块是有零星的火苗，不扑灭会有一些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相较政府看得更加微观，我们的角色是在微观层面上，在点的层面上去发现零星的火星，然后组织周围的力量。自己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再伸出援手，让外界去支持你。零星的点的需求的发起，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社会组织在局部去发声的。所以从扑大火的案例上来讲，我觉得从上到下的力量、从下到上的力量都是需要的，但是最好不要越界。我觉得社会组织的定位还是像陶老师所说，服务社区它是一个“点”，同时发现零星的点上的非常个性化的需求，然后组织力量去做点上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大观点，如果我们把刚才陶老师说的“七个表现”、“三层乱”——人乱、物乱、钱乱或者钱不够这些所有综合起来，最终的根源出在哪里？我觉得是出在了两个事上。第一是所谓的专业知识不足，这一点我觉得从零八年地震之后，虽然我们社会组织规模上去了，现在有八十多万家社会组织，但是专业性的力量还是弱了一些。不管是地震也好，还是这样的一个公共健康的事件也好，这里边专业的力量是需要去培养的，这是一层。第二层我觉得根源性的问题出在哪里？在信息上或者是数据上面，不管是从上到下的力量也好，还是从下往上的力量来讲，不可缺少的数据是什么？哪里有需求数据？哪里有供给数据？如何把这个需求和供给端去串起来？如何从需求到供给这两点拉起来之后，在中间再布上一定合适的一些数据去跟踪，比如说物资的流量是什么样？人的整个信息流是什么样？钱的信息流是什么样？我觉得整个行业里面基础设施的缺失，集中在人的专业性的缺失，以及基础数据的缺失。数据方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础性数据不足，第二个是分享的问题。分享是存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分享，以及社会组织中枢纽组织和我们的一些零星的社会组织分享不足。
我暂时先表达这两个意思，谢谢大家。
张国远先生发言：
这一次整体而言总结经验，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政社沟通的渠道还不够畅通；第二整个灾区的供需信息不足够对称；第三是在整个有序参与上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从汶川地震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其实都是一个飞跃式的发展。现在中国社会组织总量差不多有八十多万个，志愿者差不多也将近两亿，占到我们整个中国大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所以这么庞大的社会力量怎么进行引导，让它有序、高效地去协同政府做应急救援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在紧急状态下，包括这一次公共危机，政府负责做一些兜底和保障的基本面工作，很难完全兼顾到个性化和特殊人群的需求。我觉得所有的公众是这次疫情的承载体，也是反应最迅速的第一响应人，所以在社会力量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观察，包括社会力量对外地滞留湖北的人员、包括救助流浪的乞讨人员、一些孤寡独居老人，还有一些困难儿童、留守儿童，包括一些处境比较艰难的重症患者、残障人群、贫困家庭，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从本次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来看，除了捐赠资金和物资以外，大量的社会力量还是在保障封闭区里，比如保障短途的运力、保障医务人员的后勤协助、政府开展社区的这种管控，还有社区服务，包括社区针对弱势人群的服务上面，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表现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这一次整体而言总结经验，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政社沟通的渠道还不够畅通；第二，整个灾区的供需信息不足够对称；第三是在整个有序参与上面，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在引导方面包括如何去有效地利用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怎么把政社沟通协调的平台建起来，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一六年都已经出台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包括《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里面都提到了，而且提得很明确，要建设政社协同的平台，包括信息平台，但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宏观的政策上面，所以针对这一次疫情的情况，我跟郭虹老师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个政策建议（编者注：参见公号第二篇文章），专门提到了政社协同平台的问题。
这一次整个社会力量参与，包括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依然暴露了一些问题值得反思。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安全第一。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它的专业力量、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容易出现志愿者被感染、服务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等。
第二是在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导致了大量的捐赠物资不是应对这次疫情的物资，既造成了捐赠资源的浪费，也给分拣的工作人员带来非常大的工作量。比如我跟湖北红会在交流的时候，发现还有捐赠人捐了很多补品，人参、鹿茸都有，这就是一个问题。
第三就是在不了解灾区的需求和局势的情况下，有一些志愿者虽然热情值得嘉奖，但是行为值得反思，直接跑到疫区最后变成了输入型灾民被隔离在里面，进也不行，也出不来，把自己也搞成灾民，缺乏理性和专业性。另外发现有一些志愿者没有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私自把蔬菜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运进隔离区，进出也没有完全按照标准的流程去做消杀，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四是对于医疗物资的标准不了解，导致了大量的口罩、防护服抵达医院以后没有办法使用，这是我们一线的医院反馈最多的。
第五就是线上线下存在非常大量的虚假捐赠或者供应信息，如果我们社会组织在开展这种互联网信息救援的时候，审核不是很严格，那么可能会给受助方带来伤害。大量的社会力量为医院或为需求方去抢购救援物资，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整个紧急救援物资市场的正常规律、正常价格的。
第六点比较大的问题，还是我刚才提到的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沟通渠道不畅通，救援工作之间缺少这种沟通和信息数据的共享，导致了参与深度不够，完全没有把我们社会组织的力量发挥出来。
第七就是社会力量在灾难发生的初期比较踊跃、集中涌现，在过渡恢复期，包括重建的这个阶段，又大量的开始退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消耗了比较多的公共资源，但是又没有发挥出作用。
我先讲这几点。
赵 华女士
本次疫情更多社会组织在参与中把有效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前期规划和决策设计过程中，社会组织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值得反思，并且更加重视，不只是疫情之下，平时更是如此。
过去的几年内，整个公益行业的信息化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次我也觉得有点惊讶的是，平时的信息化积累，为什么没有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去呈现出来？
很开心看到我们可以在这里和很多熟识的老朋友通过在线的方式有交流。这两个月来，大家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疫情，无论是通过项目还是活动、筹款、购买物资、对接信息都参与了很多，很多人都付出了辛苦的努力，也很感恩我们现在可以停下来一起去反思这个过程。刚才几位老师有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社会治理的角度、有从整个体系化的角度上去做分享，我从更微观的角度做一些分享，以及社会组织在这次疫情期间里我看到的一些成长。
首先一点，我发现在这次疫情中，很多社会组织不再像以前热情优先但却缺乏系统化有效性的梳理和思考，本次疫情更多的社会组织在参与中把有效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很多基金会在筹款时，如果不是做它最专业的事时，很多是量出为入，首先把评估自身大概能够满足多少需求，可以获得多少资源，能够怎样去把这个钱用好放在第一位，所以很多机构的筹款设定了限额，我非常的欣赏。虽然设定限额之后，还有大量外部资金想进来支持，但由于我们的能力也许不是我们最擅长，或者我们能力不足以去把这个钱用得很有效时，我们宁愿不去参与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一点相对于之前的表现理性了很多，也有效了很多。
第二是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有效的决策？决策都会有妥协，而这种妥协关键看结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在信息量不一定是完善的情况下，去做出有效的决策，本身就是一个挑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的妥协，如果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在决策中它就是一个有效的决策。举个例子，有一家基金会筹集了几百万的资金，除了有一部分的资金购买了一些物资之外，他发现也许他的筹款可以通过其他机构用得更好的时候，他选择了支持；还有一些选择了自己购买物资之后，到了那里发现其实发放是最大的一个压力，于是就捐赠给了本来有点受质疑的一些机构。然后结果当时很多捐赠人就急了，说如果早说捐赠给他们，我就不捐这个钱了。可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时这个秘书长非常耐心地去跟所有的捐赠人解释，这是当前最有效的方式，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基本上他们的物资进去了之后，是在1-2天的时间内全部发放到了下面合适的医院。而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凭着一股血气说，不要跟这样的机构合作，一定要自己去实现，要去打通所有环节的时候，其实有效性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种妥协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妥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社会组织越来越重视成果，越来越重视有效性，包括当时有一家基金会，决定给每一个医院大概满足它每天百分之十的一个需求量，然后一周一周按这样一个节奏来走。其实好几家基金会都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们当时也希望能不能找到最好的一个方式把它送达到一线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先去找了各家快递公司、各家有运输条件的公司，发现那个时候其实运作起来都很困难，可能当时最有效的反而是邮政系统。当邮政系统说每天可能只能提供一辆车，它还有其他大量的物资需要去运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是跟政府有对接的，但这时候会发现，其实通过政府那边的对接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反倒是各个医院自己的救护车既有通行证，并且很多救护车甚至就在那里守着，等待着物资能尽快的去取回来。原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我们社会组织统计出来，然后由我们统一发送，以保证它的有效性，有效送达以及支持这个量是合适的，但后来发现其实当我们设计假想的方案不是最佳方案的时候，这个时候反倒是让医院的人和车过来取更好。社会组织总想以最有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许一种方式不一定最完美，但却是最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说从社会角度来说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包括刚才提到了政社沟通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政社是有沟通的，在基层的有一些社区上，它的有效性非常强，但它仰赖的不是机制，它仰赖的是基层政府的个人有效性。有一些人可能非常热情，也比较专业地去配合了，但当有一些人的专业能力没有那么强，又没有机制去推动的时候，其实就会有问题。而在这里大量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的功能性没有那么强的原因，我觉得第一是因为在那个时间里，从整个国家的要求上来讲，已经进入到了如果你不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的活动，那么可能守在家里减降低风险是更有效的。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去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尤其是在地组织，可能是需要去反思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一线的人，他本来不是社会组织的真正志愿者，但是自发组成了志愿者团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运输还是信息的传递，还是物资的对接和沟通，其实这种联动的有效性我倒觉得挺好的，这是真正的公益。公益不见得是只有公益组织来做，它本身就是有公众参与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倒觉得我们跟公众的互动有机性比原来的时候要强，因为毕竟涉及到的是每个人切身相关的一个生命问题。
我在文章里也写过，2018年的时候其实就有机构希望建立这样的信息平台，以实现所有的需求信息和所有供给信息的这样一个对接。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内，整个公益行业的信息化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次我也觉得有点惊讶的是，平时的信息化积累，为什么没有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去呈现出来？当然我们说可能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的公益组织或基金会，它其实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的信息。而且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在那一段时间里信息其实不缺乏的，可惜的是有效信息的缺乏以及组织的缺乏，所以在那个时刻其实是没有能够代表社会组织的群体性的人或者组织来更好地去跟政府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其实当年雅安地震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地震后第三天，当时也是北师大的张强老师，带领一个团队到雅安，十几家基金会合在一起，然后和小组一起跟当地的政府去做沟通，当时我是在现场的，我觉得沟通非常有效，立刻就明确了各个基金会自己的角色以及政府现在的需求以及它的功能，大家在沟通中就有充分的交流。但是这一次据我所了解其实是缺乏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连接上，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嘉宾介绍
陶传进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公民社会、社会公益。曾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课题。
赵华女士
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讲师认证委员会委员/资深讲师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客座教授
赵华女士加入德鲁克管理学院以来，历任讲师、社会组织学习中心秘书长、讲师认证委员会委员等职。赵女士除了担纲德鲁克系列经典课程的讲授之外，研发了两门独立知识产权课程——针对企业文化建设、从使命到成果的《德鲁克经典五问》及配套教练式战略辅导工作坊，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系列课程。赵华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MBA，曾在国企、外企、民企、公益组织不同类型组织担任高层管理者，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并拥有创业经历。
张红岩先生
深德咨询创始人
育公益创投基金联合创始人
老牛基金会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的包容性商业中国顾问
过去8年，张先生领导“深德”为国内外公益基金会、社会企业、高净值个人、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以及政府共完成了300余个公益评估、战略咨询，以及影响力投资项目。张先生也是育公益创投基金联合创始人。作为中国本土公益创投的先行者，“育”已经在农村小额信贷、弱势儿童教育、大学生就业、互联网公益众筹等领域完成7投资项目。2015年5月，在八位中国公益创投投资人的支持下，育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大学x-lab | 社创硅谷”，面向青年社会创业人才年、社会和科技题材的社会创业孵化投资平台。
在创立深德咨询之前，张先生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机构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曾任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资深管理顾问，并在美国、中国的多家跨国企业任职高管。
张先生拥有美国芝加哥商学院MBA学位，以及清华大学学士、硕士学位。
张国远先生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综合服务办公室主任
北京城市学院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新安世纪教育安全科技研究院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民政厅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队专家督导，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长期从事灾害应急管理、灾害社会工作、非营利组织管理、学校安全风险防控等方向的研究与实务工作。
曾任四川省学校安全教育与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四川大学国家社工人才培训基地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攀枝花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并担任民政部雅安社区灾害风险管理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社区综合减灾合作项目专家。曾担任政协第五届攀枝花市东区委员会常委、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警风警纪监督员、汶川大地震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总协调、壹基金西南民间联合救灾委员会召集人（第一任）、壹基金联合救灾常委、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研究》，民政部《社会工作与基本社会服务关系研究》、《民办社工服务组织建设意义和发展路径》，教育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政策评估及实验研究》，《学校安全管理标准化研究》、《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等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18个。并开发主编了《儿童灾害教育教师手册》、《社区减防灾教育手册》、《灾害多发农村地区的参与式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等多部安全教育与管理类工具丛书。
管理实施了世界银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托克国际基金会、赠与亚洲、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资助的灾害管理与发展援助项目45个，项目受益人数超过10万人。
同时作为灾害与应急管理行业专家，参与了国家《社区综合减灾公共信息标识规范》，四川省《社区（村）应急能力建设规范》、《城市综合减灾能力评价规范》，成都市《龙泉驿区综合防灾减灾实施规划》、《双流区自然灾害救助预案》、《双流区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系列国家和地方标准，以及政策性文件的审查工作。
曾获共青团四川省委颁发的首届“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攀枝花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攀枝花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中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共青团四川省委颁发的“四川青年志愿者行动十周年特别贡献奖”，民政部授予的“热心公益事业荣誉勋章”。
主持人介绍
韩俊魁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发展人类学、慈善思想史。曾为多个部委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等国内外大型发展机构提供过咨询服务。出版著作（含合著）5部，论文数十篇。
主办方介绍
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
由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瑞士通用公证行、普华永道中国、德勤中国等中国有志于追求有效公益和行业发展的机构联合发起创立。
平台使命：制定并推广公益行业评估标准，培养评估专业人才，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价值贡献：
· 倡导以评促建的行业功能完善，聚焦评估焦点问题并引荐发展思路；
· 助力评估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项目评估的从业标准和规范；
· 助力评估机构的项目评估专业能力提升；
· 促进项目评估和组织评估供需两端的信息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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