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9月，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在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的支持合作下落地北京“新市民生活馆”，专为大兴区霍村周边流动家庭的妇女和儿童服务。
冯改红是霍村“新市民生活馆”的馆长，在她投入公益领域6年里，帮助超过50000人次的流动儿童。现在霍村生活馆却由于项目中断、资金不足等问题数次面临闭馆，2012年及2017年生活馆都有惊无险地度过。2020年1月底，再次面临将关闭的处境。
“两件针织衫，一件厚外套，带上靴子。”冯改红一样接一样收拾行李，终于可以回河南老家过年了，两个女儿在家念叨了好些天。离春节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冯改红心中的愁云却越聚越大。
冯改红是北京霍村“新市民生活馆”的馆长。这是一家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服务的公益场馆。根据上海新途“新市民健康关爱计划”项目，对霍村生活馆的资助到2020年1月底，结束之后霍村馆是正式关闭，引入新的项目支持，还是另辟新馆开展活动？
目前这些都是未知数。
霍村新市民生活馆外观，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团桂路上 （图/CDB）
工资太低了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霍村，是另一个北京。
常住居民一万多人，流动人口占到大半，大多数来自河北、河南、安徽等地，以做建筑、防水、摊贩谋生。每年七八月份，霍村的孩子就明显多了起来。除了跟着来京的爸爸妈妈漂在北京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也趁着暑假过来和久别的父母团聚。
这些流动儿童成长环境恶劣，居住在村子狭窄黑暗的出租屋里，冬天没有暖气。一些爱心公益机构便在霍村设立儿童能安全玩耍的场所。2011年9月，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简称：新途）考察霍村周边情况后，在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的支持合作下落地“新市民生活馆” （简称：霍村生活馆），专为霍村周边流动家庭的妇女和儿童服务，提供防家暴培训、生活技能及儿童陪伴等帮助，开馆后超过500个家庭受益。
但仅仅一年之后，由于资金问题，预算已不足以支付员工工资并难以维持中心正常运转，这项原本计划三年的项目被迫停止。许多儿童都希望回到“这个家”，哪怕只是回去写作业。
直到2013年，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简称：常青藤）申请为流动儿童服务项目筹款，一年后获得香港嘉道理基金会的资助，得以重启生活馆，使得霍村生活馆可持续地为生活在附近的流动儿童提供帮助。
不少高校学生、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做志愿者的形式在周末或假期给孩子们开设英语、手工、戏剧等课程。冯改红偶入生活馆工作，源于一场关于女童性侵的讲座。2013年，她自告奋勇成为霍村生活馆的志愿者，这一做就是一年，没有一分钱收入。
2014年，冯改红领到了第一份工资——每月2900元，这一待就是6年。刚过去的12月份，拿到手的工资单上是扣掉社保后的3000块，冯改红抱怨有点烦，“做公益工资低得没法干，房租这么高，又没有工作餐。”
另一位老师职责是馆长助理。原先只有每天50元的补助，后来项目有资金了，涨到了75块。胡老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霍村生活馆，“本来每个馆配备一个馆长加一个助理，但是新途和常青藤都没要我。”她说，这个馆只能支付冯老师一个人的费用，太困难了。
外来人口居住地，位于大兴区黄村镇三西路上 （图/CDB）
没怎么受益
为了缓解城市流动儿童的自卑情绪，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环境，霍村生活馆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培育”、“儿童安全教育”、“艺术教育”等课程，引导他们表达、疏解自己的情绪，形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2014年经常青藤引荐并多方考察后，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在霍村社区落地“阳光少年戏剧团”项目，随后拍摄纪录片《Biang Biang De》，取材自生活馆里小团员的生活故事，“我们要共同呵护孩子们的美好情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在“我是公益放映员”的公益实践活动现场，基金会理事长杨澜呼吁。
随后，这部关注流动儿童情感教育的公益纪录片，在国内召开发布会，现场报名的第一批公益放映员志愿者有徐峥、陶虹夫妇、丁薇、叶蓓等近二十位文艺界名人，后送往国际展映，引发关注。“但是参加拍摄的生活馆孩子一点都没受益。”冯改红说道。
冯改红认为，既然“我是公益放映员”活动影响范围广，多家机构配合放映，现场发布会明星又多，在名人效益下捐助的款项肯定不少，可没有一分钱是送到霍村生活馆里的。“没有给孩子受益，一分钱都不给。”
《Biang Biang De》拍摄完后，资源并没有引向支持霍村。回忆起拍摄纪录片那会，冯改红感觉阳光基金会做得有点不尽人意。下雨天，她专门去送伞。摄影组有时夜里12点多还在拍，持续拍摄了4,5个月，几乎天天都来。当时纪录片选中并出镜的孩子有10个，也是跟着一天接一天地拍。
“不管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我都要走完我的游行大典……”在这段《皇帝的新装》台词念白中，跟随进城务工父母生活在北京霍村的史天保、胡朝晨和小伙伴们正一遍遍认真排练。跌宕起伏的情感历程在戏剧里产生，同样也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着。2017年，史天保年满12周岁，将回东北辽宁老家上中学，母亲辞掉北京工作回家找，随后做建筑工人的父亲又摔了，每天160元维持一家人的收入被迫中断。
2017年，香港嘉道理基金会资助霍村生活馆的项目结束，生活馆再次面临关闭。
企业把现场弄得乱糟糟
上海新途和常青藤争取各种资源的整合，帮助霍村新市民生活馆联系上北京大兴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社工委及新公民计划等机构，到生活馆做项目支持，延续它的生存。
2018年，新公民计划“微澜图书馆”项目进驻霍村生活馆。
微澜图书馆是开设在外地来京人员学校或城乡结合部社区中的公益小型图书馆。霍村的微澜馆是10分馆（第十个），在生活馆左侧一角，立着几个通玻铁皮柜，里面摆放着整齐的书籍，大概有200多本，书籍由微澜统一配备，各个馆略有不同。
张艳萍曾任数学老师，今年50多岁，机缘巧合下成为微澜10分馆的管理志愿者，每周末抽一天过去服务，为孩子们办理借还书，还有图书整理、分类、设计及开展一些阅读推广活动。“霍村这边的孩子借书量不大，看书量大。”
在成为微澜的志愿者之前，张艳萍已有近5年的公益服务经验。长期为山区孩子助学，募集物资，带队入村捐赠……在冯改红眼里，张艳萍是个“有好多资源的人”。
很多企业要完成CSR的任务，经由张艳萍引荐，选择到霍村生活馆来实践。冯改红解释，企业过来搞活动频率还行，但每个月不固定，说来就来。令她担忧的是，多数企业没有一个可持续的行为，孩子经常见到不同的人，做的事也是断断续续；如果说不让对方来，又恐失去了一个资源。“但他们来了后，又把现场弄得乱糟糟的。”
为“社区妈妈”、“流动妇女”、“流动儿童”服务，这些口号在吸引着企业。比如短租外企爱彼迎（Airbnb），曾来过十个志愿者，计划暑假给孩子上补习课，但上了半天就走了。冯改红认为，生活馆也就两个老师在打理，每当有企业安排活动，家庭日，公益体验等，她们都得提前去联系家长，组织孩子，布置场地……这一连串行为下来，“我们可不止提前忙活半天。”
还有一些企业资源是义工给联系的，有时候也不知道是谁介绍过来，但忙活的都是冯改红，这种“整天瞎忙”的状态，她说连场地费也没有。捐赠情况如何？冯改红说，没有哪个企业是连续的，曾收到过一些又薄又小的笔记本，但是没有任何资助。
那么，与这些企业对接时，新市民生活馆有没有标准或门槛呢？“ 我们没有标准，也无条件。”冯改红说。
资源如何变成资助
2016年9月我国慈善法正式实施后，政策法规支持力度加大，社会各方投入的公益资源增多。政府和企业支持公益事业发展，这本是极大的好事，实际上，从民间公益组织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却是有喜有忧。
引进过来的资源如何变成资助？冯改红说，本来想利用资源来丰富生活馆的活动，吸引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过来，现在却用得像快餐，没有真正让孩子受惠。“在张老师那资源是活的，在生活馆这变死了。”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公益组织过度依赖资源，导向不明，可能会背弃自身的工作目标。冯改红感悟，资源的变化性太大了。馆长要考虑：哪些资源能给馆造血，哪些内容能吸引孩子，生活馆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如何才能运营好？
等冯改红想一步步理清思路时，生活馆将关闭已提上日程。
2019年10月，上海新途那边仍然毫无消息。冯改红给常青藤所长林岳打电话，希望她能给霍村生活馆想想办法。相比冯改红的着急，尽管林岳主动争取场地、资金和项目等各方资源，但因时间紧迫，仍难以解决困境。
冯改红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成为新途的一部分，还是常青藤员工，或者是独立？不管签约哪一方，结果是生活馆的运作模式及策略完全不同。新途以流动人口健康促进为宗旨，常青藤以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为目标。“冯改红目前是新途的签约员工，项目结束后就没工资了，独立申请项目有困难，找常青藤、阳光基金会各种办法都想了，也不能解决燃眉之急。”林岳回答。
六年里，在冯改红的带领下，霍村生活馆帮助超过50000人次的流动儿童。
距离霍村生活馆不远处的行知小学，9岁的小雨刚放学。今天有点晚了，但他仍然想去生活馆。印象里，他的好朋友们都在等着他，馆里有动画书，零食水果，冯老师，小张老师，还有喜欢的话剧班一次也没落下。
对面宋庄镇的邢各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以前狭窄的村中道路，通过整治拆除部分私搭乱建后，道路变宽了。“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这里整体风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后要学校有学校，有产业有产业。”新闻里一名项目负责人说道。
大兴区磁邢路西口，已经拆除的邢各庄村（图/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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