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人畜共患疾病——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已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病毒（或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裂谷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西尼罗河病毒、寨卡病毒——以及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2019冠状病毒(COVID-19)，均曾引起或差点引发全球大流行，造成数万人死亡，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研究人员尚未确定此次新冠病毒（SARS-CoV-2）是在哪个时间点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最终形成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疫情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
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前沿报告》指出，人畜共患疾病在全球呈上升趋势，构成严重公共卫生风险。报告特别指出，人类所有的新兴传染病中，有75％是人畜共患疾病，而这类疾病的产生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密切相关。
—— 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 ——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前沿报告》，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是伺机性的，以下情况：生态环境的改变、动物或人类宿主方面的变化，或病原体自身变异，都为疾病的迅速出现、繁殖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上个世纪，人口的急剧增长，加之生态系统破坏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连环压力，为病原体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报告指出，平均每4个月就有1种新的人类传染病出现。
—— 环境的改变 ——
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通过改变土地用途——用于人类居住、农业、伐木、采矿或其他行业的发展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人类侵占了动物栖息地并使之割裂、碎片化，破坏了将人与动物分隔开的天然缓冲区，使病原体更容易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
气候变化——主要源于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对人畜共患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温度、湿度和季节性变化直接影响环境中微生物的生存。有证据表明，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传染病的发生率和传播风险都随之增加。气候危机的日益恶化对那些缺乏资源，无法对环境改变做出迅速响应的人群构成挑战，使他们更加脆弱，也更容易染病。
—— 病原体宿主的改变 ——
在移民、城市化、饮食偏好的改变、贸易往来和旅行等人类活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人和动物种群更易被感染，成为某些特定病原体的宿主。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极大地刺激了城市中消费者对乳制品和肉制品的需求，导致城市附近及周边地区农田的迅速扩张和更加密集的、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人们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
牲畜通常在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搭建起病毒传播的桥梁。例如禽流感病毒最初是在野生鸟类中传播的，随后感染了家禽，最后传染给人类。
人们还可能在水产市场近距离接触到不同物种，食用野生动物也会导致病毒的传播。SARS的早期病例就源于在水产市场贩卖的果子狸，而在中非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则源于人类食用了受感染的大猩猩肉。不同物种密集摆放在同一场所，互动和接触的频率增加，会大大促进病毒在物种间传播，增强病毒对不同宿主的适应性，从而加大了感染人类的可能性。
潜伏期——从感染到发病的间隔期——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在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有数百万人穿梭往返于不同国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能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因此，某个地区出现了某种传染病，会波及其他地区，不论距离远近。这一点在2019冠状病毒病的迅速蔓延态势中尤为明显，自报告出现第一例病例至今，三个月内这一病毒已经侵袭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
—— 病原体的变异 ——
病原体会以我们难以预见的方式不断进化，发生遗传变异（突变），这使它们有能力入侵新宿主，在新环境中得以生存繁衍。其中一大例证表现在病原体对抗菌药物（例如抗生素、抗真菌剂、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抗疟疾药物）的耐药性不断加强，而这通常是由于人类滥用抗菌药物或兽用抗菌药残留引起的。
—— 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人类健康 ——
生态系统具有固有的弹性和适应性，它为生物提供独特栖息地、维持不同物种的生存和发展，有助于抑制疾病的发生和传播。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病原体就越难以迅速传播或占主导地位。然而，人类活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野生动植物的种群结构，使生物多样性锐减，这样一来，反而创造了有利于特定宿主、媒介和/或病原体繁衍的条件。
例如，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使不同的动物种群拥有天然的抗病能力；而集约化饲养通常导致牲畜种群内产生遗传相似性，使它们更容易感染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
同样，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病毒在传播过程中会寄生于多个宿主获取营养和保护，其中有些宿主对病原体的储存效率低下，起到抑制病毒扩散的作用。相反，当病原体出现在生物多样性贫瘠的地区时，传播力度就可能被放大，相关案例在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的传播中得到印证。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指出：“事实就是，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紧密相连。我们无法独善其身，如果我们不把自然当回事，我们自身也不会好过。”
—— 我们可以做什么 ——
要想遏制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亟需解决根本问题，即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意味着在任何转变或转型的最初阶段，就应加强对生态系统中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健康的监测，以制定基准，提高对潜在疾病暴发的认识和准备，并提供相关科学建议和参考信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发展对人类和自然的风险；这意味着实施“共享健康”方针(One Health)所倡导的多部门、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和国际努力，确保实现人类、动物与生态环境健康一体的目标。
随着全球人口直逼100亿，英格·安德森强调“2020年是从根本上重塑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一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及全球数百个合作伙伴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发起旨在遏制生态系统丧失和退化的“2021-2030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致力于凝聚政治共识，提升整体能力，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倡议是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与土地问题特别报告》的科学建议、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里约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就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所做决定的直接响应。联合国环境署还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合作，致力于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确保新兴的环境问题（如人畜共患疾病）及时获得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
身处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各国都在积极抗疫，希望尽快走出疫情影响，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然保护计划，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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