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这几天拜访了很多基金会、非营利组织，也去了大学，拜访了社会工作学院。由此，产生一些感受和启示。
首先，美国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家族基金会都是有理想、有目标、有自己的战略规划的机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一坚持就一两百年。如果说公募基金会是通过身体力行地去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来获得公众认可，那以家族基金会为代表的非公募基金会则更像是卫道士或修行者，贯彻和实践自己的信仰、理念，并以向社会公众证明其信仰或理念的生命力、正确性为重要宗旨。大多数基金会目标一旦确定，很少受到其他势力干扰。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一些资产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家族基金会，美国政府和国会很难左右他们的决策。国内有一些人认为，国外基金会是来搞“和平演变”的，向我们的老百姓中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是好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如果是错误的价值观，我们拒绝了就行了，大可不必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其次，富人慈善不仅要有崇高的财富观，也应该有优雅的生活观，而且崇高的财富观与优雅的生活观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在美国的那些天，我们感觉美国人生活的特别简单：吃饭翻来覆去就那几样，味道都差不多，甚至吃起来根本没什么味道；穿衣服很普通，除非商务活动或者正式宴会，穿着一般都很随意，甚至颜色、样式都没什么变化；送礼也很简单，只要是有logo之类标识的小礼物就行，不像中国人那样挖空心思，既讲究特色还得考虑价格，甚至价格越高越好。
在拜访夏威夷当地的慈善家Cooke夫妇时，感受尤为深切。他们的官邸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基本上是保持历史原貌，没有什么豪华装修的痕迹。Cooke夫人喜欢插花和园艺，但是她是把这当成一种兴趣，当成对生活本身的一种热爱，而不是炫耀。他们夫妇俩精心打理着自己的植物园，是把它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去关怀，当成生命一样去呵护，而且他们专门收集了大量夏威夷地区濒临绝迹的植物品种。
在交流中，Cooke先生说：他们夫妇俩决定百年之后，把价值三千多万的房产连同植物园都捐给Manoa遗产中心。他说三个女儿都不愿意接受财产，即使接受了，也不好分配；即使分好了，还得缴纳50%的高额遗产税，之后还要不断支付维护保养费。
这样反而成了子女负担，还不如捐出来。从另一个角度说，子女本来过着简约的生活，追求的是对生活的品味和体验，而不是享受奢华，留给他们巨额的物质财富，迫使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精神强迫和思想负担。
同时，简约的生活方式，不等于纵容懒惰，而是强调个人责任，需要勤奋地工作。在参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时，我们了解到总裁海因茨先生得了白血病，上午做化疗，下午却照常上班，还亲自来接待我们。送走我们之后，还要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工作强度似乎未减，并没有因为重病而推卸责任或者逃避工作。在美国人这里，财富观与生活观是相通的。财富或者物质财富的多少，只是自己是否勤奋工作以及勤奋工作成效的证明，而不是自己挥霍奢侈的理由，因为优雅而简约的生活本身就要求我们勤奋地去工作。
另外，既然是投身慈善事业，就要有魄力，必须付诸实践，拿出行动来，而且重在行动。
当年的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人，对慈善的认识肯定不如现代人全面、深刻，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做指导，制度也不健全，更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但是他们下决心去做了，而且坚持做了一百年，才有了今天的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才成就了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辉煌。
现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尽管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我们同样不能顾虑太多，给自己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正是因为不知道路在何方，才需要我们去走、去开拓。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实践一边思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建立并完善理论，在探索中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世界。
最后，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也必须走国际化道路。
我们此次访问的各类机构，不管是基金会、其他非营利组织、媒体机构，还是IT公司都以全球为己任，既有未来眼光，又有全球视野。即使只有三五个人的组织，他们也有这种想法。正是有了这样的自信、胸怀和责任意识，才可能锻炼出驾驭全球化的能力，才可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抢占制高点，成就一番的事业。
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同样都需要我们放眼全球，走向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发展中获得他人的理解、尊重和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和谐国内环境，更友好的国际氛围。一百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来到中国，建立了协和医院、湘雅医院，开始了国际化步伐。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难道还能再犹豫吗？在访问罗格斯大学时，华民慈善基金会与该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准备在罗格斯建立华民研究中心，开启华民慈善基金会的国际化进程。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奋起直追，相信还不算太晚。（卢德之，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朱光明，华民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