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请听，那些重压下的深呼吸
每年春运，人潮中的农民工，都是永恒的话题，那些肩扛手提的身影，令人五味杂陈。而2020年农历新春，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春运变得异常安静，我们突然怀念往年喧嚣的春运时刻，怀念那些肩扛手提的身影，至少，那代表着团聚，代表着生计，代表着希望……
这份安静，令人不安。
他们回家了吗？家人是否安好？他们了解疫情的变化吗？是否做好了防护？春节结束了，在留守和返城之间，他们该如何抉择？
或者，在凶险的病毒和沉重的生活之间，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时候，只有当“流动”危及每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人们仿佛才想起他们的存在。从SARS、金融危机，到今天的新冠疫情。
他们是2.91亿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生计；2.91亿个数字，构成了支撑着这个国家发展的脊梁。
无论我们是否感知他们的存在，我们手头的每一件工业化产品几乎都浸润着他们的汗水；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大多数人的子女势必和他们一样：或者为了梦想，或者为了生计，或者因为无法言说的命运的安排，终有一天也会背井离乡，成为“流动人口”的一员。
是的，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早冲破城乡藩篱流动在前的人，曾经，他们向前流动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是替我们承受苦难的人。
我们无法保持沉默。
这个春节，我们协作者的同事拨通了53个农民工兄弟姐妹的电话。其中，有46个是曾经接受我们服务的困境农民工家庭。
电话那端，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在重压下的深呼吸。
我们听到，在南京跑滴滴的王大哥说，他已经十几天没有给老家的妻子打款了，因为这个春节几乎没有生意。他的妻子留守在家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老人，照顾孩子上学，每个星期二，都在盼着他的汇款，那是老人治病、孩子上学、全家人吃饭的救命钱。
我们听到，在北京的刘大姐已经几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了。2015年，她和丈夫来京边打工边给儿子治病。“谁都可以离开北京，我们走不了，只有北京能治孩子的病”。刘大姐说。她的丈夫积劳成疾，于2019年12月9日患肝癌去世。对于眼下的疫情，她说，即使再难也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我们听到，春节回山东单县老家过年的李大姐，正在着急怎么尽快回到北京。她和老公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老公比她严重，已经不能干重活，全家靠李大姐一个人打两份工。李大姐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她知道一个道理：做人得讲感情。“我在北京平时给两个快九十岁的老人做饭，这次回来原本打算待个几天就回去，谁想到村里把路封了，车也不通了，你说老人可咋办啊？”李大姐说，人在一起都有感情，她最担心的就是两位老人。
……
我们听着46个家庭的诉说，个案的主人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大部分是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从事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相比较于青年打工者，他们承担着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的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而此次疫情对他们的处境无疑雪上加霜。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作为2003年国内最早开展农民工非典救援行动的民间组织，时隔17年，2020年1月22日，协作者再次启动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抗疫救援行动，依托分布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伙伴网络，针对当地脆弱性较高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需求评估/动态监测、紧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教育倡导等多元结合的灾害管理服务，并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提供借鉴。
46个个案访谈是我们的救援行动中的需求评估工作之一。我们将46个个案形成报告，呈现给你，这并非一份专业意义的质性研究报告，或许有所偏颇，请你谅解。我们更希望它是一份需求报告，一份服务指引。
我们希望这46位困境农民工兄弟姐妹的声音被听到，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关注更多像他们一样在疫情面前迷茫无助而又奋起抗争的困境流动家庭。
大难面前，人人皆有守护家园，庇佑弱小之责！无论何时何地，协作者永远站在“弱者”的一边，永远站在行动的第一线！
即使口罩障碍了我们的呼吸，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春天即将到来的气息；经历了种种苦难，我们已经醒悟，春天并不意味着就是希望；真正的希望，在于无论寒暑，不失人性的温暖；真正的希望，在于无论悲喜，不忘向善的力量。
真正的希望，是每个同胞的不离不弃，同舟共济。
这需要你和我的努力。
基于协作者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的个案访谈
一、为什么关注困境农民工家庭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春节假期，农民工群体是春节流动的主要人群，该群体受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在疫情中属于高风险高脆弱性人群，尤其是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其中，特别是因为疾病、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单亲等原因，导致深陷困境的农民工家庭，迫于各种原因而在生存机会相对较多的城市靠打工维持生计，且以拾荒、打短工、建筑工、装修工、做小生意等非正规就业为主，相比成建制单位就业人群，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一旦风险降临，更是雪上加霜。
基于以上背景，协作者启动农民工及其子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救援与能力建设项目（简称“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托协作者分布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络，通过需求监测、紧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教育倡导等多元的灾害管理手法，在满足脆弱人群现实性需求的同时，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提升脆弱人群的灾害管理能力，增强社会对困境农民工家庭脆弱性的关注。
二、为什么开展个案访谈
个案访谈是“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的内容之一。社会工作者首先依据灾害管理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通过个案访谈快速识别疫情中的脆弱人群及其需求，为紧急救援提供需求指引。同时，社会工作者依据增强权能理论，通过访谈与受访者增进合作关系，在叙事中重新发现和肯定彼此的努力，分享疫情信息，教授防控技巧，链接资源，促进意识觉醒。
基于此，社会工作者通过电话访谈了53位农民工，其中46位是协作者救助的困境农民工家庭成员代表。本文是我们对46个个案的分析报告的摘要，力图客观、简要地呈现困境农民工家庭的需求，以及探求回应需求的对策，与社会各界共享。
三、困境农民工家庭有哪些特征
1. 受访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30到50岁，其中41-50岁占比45.65%。
2. 绝大多数的受访对象长期稳定在外务工，其中在外流动打工10年以上的占比73.91%；84.78%是和家人一起迁移到城市工作生活。
△困境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
△困境农民工外出打工方式
3. 受访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小学（30.43%）和初中（30.43%）为主，占比60.86%，只有不到10个人完成了高中以上学历的学习。
4. 78.26%的受访对象从事保洁、打零工、收废品、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就业；21.74%的受访对象在企业单位就业，主要包括流水线普工，技术工人和保安等。
5. 65.22%的受访对象2019年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受访对象家庭支出主要用于房租水电（73.91%）、子女教育（91.30%）和医药费（34.78%）。
△困境农民工月均收入
6. 13.04%的受访对象有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0.87%的家庭有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困境农民工保险状况
四、主要发现
1. 受回家成本高、老家无生产材料、新冠病毒疫情等影响，60.87%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春节没有返乡
21.43%的受访对象表示回家成本过高，不仅是交通费用，还有人情往来等其他开销；家庭式迁移也增加了农民工返乡回家的成本。
17.86% 的受访对象表示在家乡几乎没有什么生产和生活资料，社会关系网络也基本断裂，早已经没有可以容身的“家”，也没有熟悉的人。
“我们好多年没回去了。回去干啥啊，回去地啊、房子啊都没了，回去也没人理我们。”
——案例14
17.86%的受访对象表示因为疫情无法返乡。
“我们原计划（1月）28日返乡，孩子爸爸有一个保洁的活儿想做，结果因为疫情没有做，又因为这个也回不了老家了。腊月二十七、八才听说这个病情。开始没有觉得重要，通过网络、微信发现到处都在讲这个，才觉得严重，老家那边路也封了，回也回不去”。
——案例4
2. 疫情信息传播渠道多元，手机成为农民工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短视频因为易理解成为受访对象偏好的浏览方式，电视官方新闻被认为最可靠
78.26%的农民工家庭表示自己一直在通过浏览手机，获取关于疫情的信息。
“我是通过手机朋友圈、村里的群村干部宣传、村干部用喇叭喊，电视新闻了解到病毒传染的。政府发的信息靠谱，朋友圈有时候不太可靠。电视新闻，都是可靠性比较高的。现在每天待在家里就看看电视和手机。”
——案例20
3. 对疫情有认知，但普遍缺乏适合的防护知识，包括不清楚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品，不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疗方法等，并会接收到一些错误的信息
“我们了解洗手方法，用幼儿园教洗手的方法。要戴口罩不知道，没出过门，家里有口罩，冬天保暖用的棉口罩，不知道哪些口罩可以防护。”
——案例24
“防护措施就是隔离，然后出门戴口罩。我们知道口罩使用方法就是用四个小时就不能用了，然后就把它给用开水煮煮，然后再用。”
——案例25
“有啥治疗方法不知道，在微信上看他们用大蒜和冰糖熬水喝，再就是用香油往鼻子里滴两滴。”
——案例15
4. 社区通过居委会和村委会全面部署防控网络，包括用公共广播、微信群、传单、短信等播报防控信息，采取挖路封路、设置路障、询问登记等方式实行防控，但重管控少服务
“我们这里喇叭喊得哇哇叫，找房东有事要打电话，不要跟人面对面接触，要戴好口罩，防护衣，手套，都穿好才能接触。有点的，早上7：30到晚上10：30，其他时间不要接触……还有就叫不让人出去，不叫到人多的地方，街上都没人了，超市都没人了。别的就没有了，我就在家里听外头喊。”
——案例26
“我要回到城里去打工，我住的那个社区通知我要老家村委会提供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证明。但我们村里说，本身现在就还处在疫情防控期，他们怎么能保证我没有感染病毒，无法给我出（证明）。这种情况我怎么处理好？”
——案例34
5. 自我防护意识强，但防护物资缺失，主要依靠存货；防护工作缺少儿童视角，儿童防护缺失
“听我妈说家里买了一包口罩，一次性的，应该是年前没有发生这个病的时候买的，消毒水是擦伤用的。84之类的消毒液没有。”
——案例28
“感觉大人的口罩带着有点大，我就给他（孩子）耳朵后面挂绳上挽个疙瘩，这样能贴紧一点，不过还是觉得不安全，也只能这样了，小孩儿的（口罩）我们这没有卖的。”
——案例1
6. 对疫情的反应复杂不一，58.70%的受访对象表露出担心和恐惧，但对疫情发展普遍持比较乐观的心态，也有受访对象觉得不好说，要看疫情控制情况
“病毒的潜伏期长，有半个月潜伏期，非典那时候就二、三天。有的人可能有（害怕），有的人可能也是无所谓，害怕的一般都不出门，都不走动。有看法也没用，不就是少出去，少接触是啵。这个我就不知道咧。看网上好像说到二月十几号吧，应该可以下降吧。”
——案例27
“听说是比之前的那个非典还厉害，说是传播性比较强，感觉都是非常害怕，心里没有底，感觉如果我们这发生了怎么办，我们心里很纠结，也很焦虑，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都有这么个状态。”
——案例33
7. 孩子的感受被忽视，家长普遍缺少以儿童的视角引导孩子正确认识疫情，做好疫情防护和心理建设
“孩子们都不太清楚……这个和孩子讲不明白，孩子日常就在门口玩，不让走远了。孩子对这方面不明白，也不会问，有玩的就好。”
——案例20
“她（孩子）也不敢出去……昨天问我这个病是什么症状啊？妈妈我也头疼不想走路，要不你带我上医院看看吧？——我说你可别瞎说，别吓妈妈。”
——案例3
8． 能够承受疫情的短期影响，担忧疫情持续发展而影响生计和子女教育
在最初访谈时，有约20%的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表示疫情对目前的生活没有造成影响，但随着疫情发展，疫情对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愈发凸显，主要表现在外出买东西不便，部分物价涨幅高，直接影响收入以及返程打工安排。
“我就吃一天算一天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控制住（疫情）。影响太大了。买不到蔬菜，都涨价了，豇豆十几块钱一斤，破辣椒都三四块，好的辣椒要八九块。米还能买到，面从2块涨到2块5。”
——案例26
“我们看到网上说推迟假期了，我问我们老板，老板说初五再定。如果我们开始工作了，我回不去，就肯定晚到几天就少几天工资，短了行，要时间长了，工作都没了。他爸也是，得赶紧找工作，要不我们都没有经济来源，每天吃、喝都得花钱吧。”
——案例1
当提到疫情如果持续1个月，3个月，甚至是6个月时，受访对象普遍表示担忧，最直接影响是没有收入，生活难以为继；其次是对孩子上学的影响。因为36.96%受访对象的子女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上学，需要缴纳学费，除了收入减少可能影响缴学费，农民工子女在获取在线教育资源方面也处于相对弱势，不少家长担心对孩子受教育的质量有影响 。
“这个病（毒）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好说，我觉得应该会尽快控制住的，不然人们都不上班的话，对整体都有影响。我们不上班了就得吃老本，我们没钱吃啥老本啊。疫情来的突然，一开始忽略了，现在才开始紧抓，我担心不上班不挣钱，没工资，没钱给孩子交学费。希望能控制住，大家都能上班去。”
——案例5
“寒假在家也没办法教导他们写作业。孩子可能2月17日后才开学，网络课程老师会发，但是具体也不会用。”
——案例31
9. 疫情之后，69.57%的受访对象仍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原因：
（1）老家的生活生产难以为继。
在南京打工已经10年的小嫣妈妈说：“孩子都在南京上学，我们早就没有回过老家了，老家没有住的地方，回去也没有工作。”
——案例22
（2）为了在城市治疗疾病。
从2015年开始带孩子进城治病的孙妈妈为了孩子选择留在北京：“我肯定得在北京呆着，要给儿子治病啊。你说我在老家的话，来北京看一次病要呆3天，这个路费住旅馆就得千八百的，花不起。现在就在北京吧。没有啥改变，也没有感想。这个疫情是国家的事情，没办法，所有人都一样，之后结束了才能养活自己。”
——案例32
（3）为了孩子的教育。
在外打工10年的郭大姐说：“在城市挣钱多少不说，主要是想供着孩子上学，孩子在这学习好不好不说，也不要求前几名，感觉比在老家教的学习质量好，知识多。”
——案例12
（4）为了寻求发展机会。
在青岛打工已经7、8年的谢大姐说：“想继续留在城市，一个人要想发展，（只是）害怕肯定不行，毕竟在大城市发展机会多一些，改变生活的机会也多一些，孩子的未来可能就不一样了”。
——案例33
五、问题与建议
（一）问题：经济基础弱，缺少社会保障和支持，使得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随着疫情持续，生计将陷入困境。
建议：各界需做好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短期防护和长期生计问题的监测与救助。
一是社区和社会组织在做好社区防控工作的同时，要特别关注身边包括困境农民工家庭在内的脆弱人群，从疫情防护到基本生活需要，做好监测和服务工作。
二是对于危及基本生存的家庭，需提供紧急救助，支持其度过最紧迫的困境，如倡导减免或缓收房租、学费，社区、慈善组织和企业为其提供生活物资援助、小额资金、免息低息借款等。
（二）问题：受教育程度和获及信息的工具/渠道影响，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识别信息的能力有限，其对疫情防护有较高认识，但行动能力弱、防护措施不科学、防护物资不到位。
建议：疫情防护宣传和服务应结合不同群体的特点，增强适用性、可及性和人文关怀，特别是需要加强服务视角。
一是将信息转化成适合该群体理解的语言，防控措施考虑该群体的现实保障条件，识别防护措施落实困难的家庭；
二是协调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政策法规讲解、防护技术培训、防护物资救助、心理疏导等个性化服务；
三是政府、企业和媒体应监督和制止部分农民工输入地社区对返城农民工的排斥，包括禁止返回承租房屋、阻止正常出租入住、乱要健康证明等违法行为。
（三）问题：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缺少社会保障，因病致贫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在突发疫情面前不只是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疾病治疗难度也显著增加。
建议：疫情防控应从实用性和战略性两个角度，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从当前疫情考虑，慈善组织和相关政府部门启动对大病农民工家庭的临时医药费用、治疗费用、生活费用的支持，形式要灵活多样，以能够救急难、快速解决问题为关键。
二是从长远考虑，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私人雇主与务工者灵活的社会保险缴纳制度、简化异地医疗报销的手续、降低病患家庭的报销成本等。
（四）问题：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儿童缺少防护物资，也缺少适合的社会服务。
建议：疫情防控需建立儿童视角，并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需要。
一是在制定和落实防控措施时，征求并认真调研、接纳儿童的意见；
二是社区、社会组织和儿童社会工作者加强针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在内的困境儿童及其家长的专业服务，关注其因疫情引起的心理、成长认知等变化；
三是政府应调动村（居）儿童主任、儿童服务机构做好对辖区内困境儿童的防护监测工作，并提前做好未成年人在隔离区的生活和服务准备。
（五）问题：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需要长期在城市谋求生计，而疫情和社会支持的缺失，加大了次生危机的可能。
建议：疫情防控工作应注重微观服务与宏观干预的结合，将危机变为降低农民工家庭脆弱性、提升发展能力的契机。
一是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以疫情防控为契机，面向该群体开展提升自我防护、社区互助、社区参与等理念和方法的社区教育，鼓励社区居民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邻里，特别是关爱困境农民工家庭，提升社群互助抗灾能力；
二是针对脆弱群体往往是疫情高风险人群，会在疫情期间被误解和排斥的挑战，及时进行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干预，协助困境农民工家庭肯定自我为应对困境而做出的努力，让公众理解弱势群体的脆弱性是长期制度性缺失而造成的，是先于疫情存在的，是需要社会关爱和支持的。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携带病毒的患者和高风险脆弱人群；
三是疫情后期，引领大家回顾疫情过程，反思个人、家庭和社区在抗灾中的积极表现，发现潜在优势，检讨减灾、防灾和抗灾的脆弱环节，开展灾害管理相关知识培训，培育社区灾害管理志愿者队伍，巩固和促进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社区支持网络。
困境农民工家庭亟需以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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