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总干事、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总协调人徐凡：“多元化功能和价值的社会组织，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体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希望运转良好的社会组织协作网络之中亦是如此。疫情结束之后，一定会出现巨大、复杂、多面向的社会需求。所以，协作网络从一开始就注意吸纳多元的社会组织加入，并且倡导社会组织不要盲目抗击疫情，而是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理性科学地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
* 本期访谈是“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专题的第二期。
徐凡，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总干事、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总协调人
爱德传一基金：在雅安地震后，你所在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立，此次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下称“协作网络”）也应运而生。请分享一下协作网络的发起过程？
徐凡：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为时间点，民间对新冠疫情的关注度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协调会对于各种灾害防控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我们第一时间就召开了线上会议，讨论是否联合响应新冠疫情。
协调会在2013-2014刚成立的时候，曾经制定《基金会联合救灾响应制度》，共分为四个级别，针对不同的级别来决定大家是否协同响应，还是各自行动但保持信息互通。
协调会的成员机构都是在灾害应对中有着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储备的基金会。在第一次线上会议中，大家表达了对响应公共卫生危机这样一个陌生领域的顾虑，决定积极关注，谨慎行动。但实际上，过了两三天，形势就发生了非常急遽的变化。社会的捐赠热情极为高涨，很多公益机构开始不得不回应这些捐赠热情，尤其是一些大额捐赠人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马上召开了第二次线上会议，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行业发声。具体如何响应疫情，那个时候大家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几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例如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等，很快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转入紧急响应阶段的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此次针对疫情的响应，物资采购和运输的难度前所未有。这也导致他们很难有额外精力投入到此次协作应如何进行的讨论当中。
但是，基于过去合作基础上积累的信任和默契，我们的成员机构还是较快地达成了一些共识，同意针对此次疫情联合响应和协同行动。共识达成之后，大家开始各司其职。那些行动导向的基金会，如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等，继续全力投入一线物资采购和运输，解决了很多前线的紧迫需求，相互之间还在物流配送上开展了一些合作；另一些机构比如南都基金会，作为资助型基金会，除了支持很多一线行动机构的工作经费，还承担了协作网络中的不少沟通协调工作。
爱德传一基金：正式启动后的协作网络，它的主要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呢？
徐凡：我们很快发现，几乎所有的行动机构（社会组织）都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经验非常缺乏的问题。而公众的捐赠热情和参与意愿，相较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认为协作网络的第一个定位应该是“学习型”。既然大家不得不行动，那么就要在行动中强调快速学习。为了帮助社会组织提升学习效率，我们会把比如相关政策文件等编辑成工具包，分享给行业，并开展快速帮助一线行动机构提升能力的线上专家问诊或小课堂活动。因此，区别于我们过去的其他协同行动，专家团队在这次的协作网络工作架构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很快就发现，关于社会组织如何响应公共卫生危机，国内有实践参考价值的资料几乎是零。于是，我们迅速组建了外文资料的搜集和翻译小组。但是，当我们找到更多的英文资料时又发现，相较于自然灾害响应，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相关国际资料也不多，因为实践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一边学习国际上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的做法，一边也可以在实践中快速总结，将来或许也能为其他国家贡献中国经验。
第二个定位是“信息互通（协同）”。信息协同是应灾行动协同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想努力突破的方向。但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部分工作始终未能有效开展。信息协同其实是信息分类学下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譬如说，除了技术问题，还涉及行业的“信息标准化”。只有信息标准化后才可能达成真正的信息协同。换句话说，每个机构的行动信息简报应该是标准化的，其中的内容是可以被统计、被描述、和被可视化呈现的。如果只是把每家机构的行动简报罗列在一起，大家仍然看不到整体资源流动的情况，这种信息交互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至少是低效的。
也是因为这样，在一些基础工作都还没有做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将信息协同列为这次协作网络最核心的目标。在这次新冠疫情的抗击中，社会组织在各专业领域、全国各地全面持续的参与，为我们对社会组织行动的分类提供了大数据样本，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信息协同平台的好契机。所以，我们正积极和相关合作方沟通，希望这一次能把这件事情做成。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服务行业伙伴和协作网络成员机构，我们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支持活动。比如“一线行动专家陪伴计划”，以及时回应一线行动机构在实际行动中的困惑。我们也通过举办线上项目说明会，协助对接基金会和一线行动机构的真实需求。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线机构代表进行线上座谈，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协作行动，做公众倡导和政策倡导。也就是说，希望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能够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所能发挥的多元化价值。比如，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在这一次响应行动中，它们不仅积极响应一线紧迫的物资需求，还提供专业物流服务，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爱心餐，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为慢性病人、孕产妇、女性医护人员、残障人士等特殊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和服务；它们还援建医院，协调志愿者开展社区防疫宣传、防疫消杀、发热人群排查、防控布点等工作。应该说，在疫情下的社会正常运转和社区韧性支持方面，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爱德传一基金：为什么说这种支持和倡导工作非常重要？
徐凡：我们看到有一些近几年新成立的社会组织，以前没经历过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的应急响应，在疫情发生后积极地筹款。但是，我们常说“真正衡量一个公益机构专业能力的，是其花钱的能力”。如果筹到的钱远远超出了机构自身的运营能力，会带来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善款被滥用。
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从汶川地震时的经验来看，媒体和政府关注度较高的地区能获得大量资源，甚至出现资源过剩的情况，而很多灾情更严重却因各种原因而没有被关注的地方，资源却很匮乏。也就是说，在应急响应中，如果不进行专业的灾后需求评估，资源极易分配不均，一方面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却有很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这一次抗击疫情，大家的关注点首先都在医疗和防护物资的匮乏上。医疗和防护物资是行业标准非常高的特殊物资。疫情抗击初期，出现了大量社会捐赠不符合医院需求的情况。这些情况经过政府发文、媒体报道等引导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前期投入的很多人力、物力可能就浪费了。此外，武汉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大量援助物资涌向武汉，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疫情也比较严重的地区的医疗和防护物资也告急，但得到的关注和援助却非常不足。
另外，社会组织参与应急响应的政策空间在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2018年以前，社会组织响应自然灾害的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经历了从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多次灾害响应的磨合，社会组织和民政部门相互之间已经达成了较高程度的相互了解；在2013年的雅安地震中、以及2015年《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之后，还促成了一些实质性的政社合作项目。民政系统也逐渐建立了防灾、减灾和救灾的响应体系，包括建立屡次在灾害响应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备灾仓库。
但在这次抗疫行动中，在政策协同上似乎出现了真空地带。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2018年部制改革后，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响应的主管部门调整为应急管理部，双方还在逐渐加深了解的过程中，尚未有过实质性的灾害响应协同的经验。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次爆发的是公共安全卫生危机，主管部门是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根据其职能划分，无法参与进来，而卫健委相关部门相对缺乏在紧急状态下和社会组织协同的经验。同时，民政部门在此次应对中，局限在对公益组织的筹款和行动的合法合规性方面做出指导意见，无法参与到行动协作的事务中。
整体来说，公众、行业和政策层面的倡导都是必须去做的事情，目的是让今后的应急响应更有效率。
爱德传一基金：为了更好实现协作网络的目标，你们对想要加入进来的社会组织设定门槛吗？
徐凡：协作网络的组织架构是依功能划分板块。在新加入的机构筛选上，我们采用非常严谨明晰的推荐制，比如，议事小组会对每一个申请机构进行审议，甚至会去和推荐人/推荐机构逐一核实。我们强调的是基于信任的协作。成员机构间的彼此信任是协作能得以开展的基础。
但是，协作网络仍然坚持开放和包容性。我们希望有更多不同领域和专业能力与经验的机构加入进来。同时，我们非常欢迎经验丰富的议题类机构和地区枢纽型组织加入。通过它们，协作网络可以更好地支持到一线行动机构。所有社会行动的最后一公里工作，一定是落到社区组织身上，如果它们能得到经验丰富的议题类机构和协调能力较高的地区枢纽机构的支持，我们相信能够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价值。
多元化功能和价值的社会组织，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体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希望运转良好的社会组织协作网络之中亦是如此。疫情结束之后，一定会出现巨大、复杂、多面向的社会需求。所以，协作网络从一开始就注意吸纳多元的社会组织加入，并且倡导社会组织不要盲目抗击疫情，而是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理性科学地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
爱德传一基金：协作网络怎样可以协调这么多元的社会组织呢？我们了解到，协作网络专门设置了一个协作型的执行团队。
徐凡：协作网络把工作周期分为应急响应、过渡恢复和疫后社区重建三个阶段，主要目标是推动建设社会组织应急协同长效机制（参见文章：危机催生变革：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协同长效机制）。
最初发起时，协作网络的主要推动者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这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职责和使命使然。在过去几年的救灾行动中，作为救灾领域的行业平台，我们在应急响应，推动社社协同、政社协同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后来，我们联合了更多的行业平台共同参与协作网络的执行工作。目前，协调办公室的执行团队由三家机构组成：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这三家机构都是行业平台机构，各自优势不同，在各司其职基础上，有所协作。
具体来说，协作网络的整体工作框架设计、工作推进，落在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身上。而如前所说，公众传播和政策倡导是协作网络的核心功能之一，与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的“共建慈善文化平台，共享慈善文化价值”的使命契合，因此便由它负责协作网络的传播与倡导工作，且相对独立开展，由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提供素材和协调其他资源进行支持。而作为基金会行业平台，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则在推动基金会更高效开展应急行动资助或应急响应行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金会的积极和专业参与，是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协作长效机制的重要基础。
这种几个不同的行业平台机构共同开展执行层面的工作，也是一个创新。实际上，开始的沟通不如预期顺利，我们请了对三方都比较熟悉的协作网络发起机构负责人，在中间做了很多的沟通协调工作，才使得三方逐渐达成共识。虽然初期的沟通成本较高，但当协作机制捋顺之后，工作的效率很快就提高了，而且协作的叠加效应也迅速得到了体现。
推动这样一个比较大规模而且有长远和综合性目标的协作网络，靠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在这次的联合响应中，可以说处处需要协调、时时需要创新。这些创新性的协作方式，都会在工作后期做一个总结，甚至成为社会组织应急协作长效机制的一部分，即关于平台机构在应急响应中的协作预案。
爱德传一基金：从整体来看，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在长期参与救灾过程中形成的理念和经验，有哪些被应用到了这次的协作网络中来？
徐凡：“属地化行动”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更为凸显。一来跨区域抗疫会使抗疫者自身暴露在被感染的高风险之中，二来随着疫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可以预见武汉以及湖北以外的抗疫需求也会显露出来。所以，协作网络在启动的第一天就提出，我们要支持一线机构开展在地行动。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培育一线行动机构、通过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它们的行动，对于协作网络来说非常重要。所有的社会爱心要落到实处，都需要依靠它们在一线的专业化行动。
第二个是我们一直强调社会组织要专注自身的“专业优势”。只有每个社会组织定位准确，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开展工作，协同才可能真正发生和有效。设想一下，如果每个机构无论自身的业务领域是什么，疫情发生的时候，都去采购口罩，都去捐助某一家医院，就很可能会出现抬高物价、恶性竞争、医院物资需求满足严重不均以及医护人员以外社会人群的需求被忽视等问题。这些问题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曾经非常突出，比如曾有多家捐赠方都指定资助重建某学校，使得该学校的重建预算一再上涨数倍。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这种不顾成本去竞争同一个资助项目的情况越来越少。在协作网络中，根据不同业务领域背景开展响应行动的成员机构越来越多，它们的行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构建韧性社会的多元力量。
疫情或灾时就像一面“放大镜”，平时容易忽略的小问题或弱点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并为行动带来阻碍。所以，只有平时更多地思考组织的定位和优势领域在哪里、如何打磨自身优势，并在和平时期多加开展应急演练等工作，在应急时才能做到更快速且有效地响应。
爱德传一基金：但问题恰恰在于，大多数社会组织平时很少有针对紧急危机响应的“练兵”，包括自然灾害响应。针对这种不足，在协作网络的规划中，有设计相应的提升方案吗？
徐凡：对，平时不练兵、不做演练是不行的，到应急时肯定每次瞎抓，一次也不会进步。以前我们做的演练大多属于表演性演练，写好剧本，过程非常流畅，没有任何问题会发生，看着很漂亮。但是“不能发现问题的演练不是成功的演练”。
我们未来要推动的是“盲演”，意思是真实还原应急场景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且参演人员并不知道下一步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在演练过程中及时给出解决方案，不能给出解决方案的，就要反复地复盘推演。同时，演练场景的设计还会考虑跨部门协作的因素，通过演练不仅发现跨部门协作中存在的盲区，还增进跨部门间的相互了解。
只有在平时的演练中真正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才能在真实的应急响应中，迅速给出适当的应对方案。因此，协作网络在过渡恢复阶段设计了应急桌面演练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会专门培养“盲演”的演练师。这是从专业能力层面推动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的长效机制建设。
爱德传一基金：协作网络已成立一个月。在现阶段，它依然或未来可能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徐凡：我想特别提三点。第一是物资采购、物流调配上前所未有的难度，导致我们很多成员机构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超负荷工作中，这使它们对于协作网络前期工作机制和规划设计的参与度相当有限；而随着这些机构在紧急响应阶段结束后对协作网络的更多参与，目前达成的一些共识，可能会被逐渐打破，乃至形成新的共识。这将是协作网络未来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以前发生灾害，我们的专家或者基金会，都会第一时间到灾区开展快速需求评估，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响应行动。但疫情的特殊性使得这些一线需求调研工作无法实地开展。我们经过很多尝试后，决定采取的是线上填写问卷的方式，并据此开展线上专家问诊服务。这对一线机构来说，是一种能力支持与陪伴，对我们的专家团队来说，则是一种需求调研。但是，由于问卷填写的样本数和有效性，让需求的评估结果和现实相比，很有可能出现偏差。而如果需求评估出现较大偏差，对后期的行动规划会产生影响。这要求我们必须实时关注这种偏差，并对方案及时做出调整。
第三个挑战，便是前面提到的在政社协作方面的盲区，而这很大程度上需要社会组织自身的摸索、协调和推动。
爱德传一基金：在协作技术和筹资方面，有面临具体的困难吗？
徐凡：这次大家都是线上开展工作，因此很多信息技术方面的工具需要重新开发、了解和学习，而社会组织在信息技术上的能力也参差不齐，必须快速学习和克服这个障碍。
在筹资方面，协作网络刚成立的前两周，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跟资方的沟通上。我们还是灾害发生后才开始应急性筹钱，而不像很多国际组织那样有设立所谓的灾害应急资金池或预案，一旦发生灾害就可以立即启动。但是，这一次很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资助方意识到，建设社会组织应急协作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并且愿意真正地支持这个工作的开展。这些资助方超出应急短期资助的常规，愿意对协作网络一年期的工作给予支持；还有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资助方表示，愿意在更长的周期内支持，共同推动协作机制的常态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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