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7月29日晚，以“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基金会”为系列主题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秘书长说”活动联合金桔奖举办第八期线上活动，主题为“做有温度的合作者，基金会与NGO如何携手共渡难关”，活动邀请4位嘉宾展开2个小时的深入讨论。
我们为大家带来这场对话的精彩文字摘录。全文1万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建议收藏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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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刘斌（柚子）
心和公益基金会理事
益微青年（EV）发起人兼理事长
对话嘉宾
陈丹
一公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CEO
第四届金桔奖联合主办机构代表
李志南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彭海惠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郑依菁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 要点速读 ♦
1. 基金会不能只做项目资助，还要跟机构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要从战略发展来共同解读当前面临的议题，一起长期思考解决方法，这要求国内的合作伙伴有非常强的战略设想。
2. NGO不要把基金会当成给钱的机构，它是跟你一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战略伙伴。
3. 谈基金会和NGO的共建前，也要先看基金会自己，包括基金会之间的共建协作、行业其他支持性力量的共建协作。基金会占比较多的社会资源，如果基金会彼此之间没有协作和支持，行业发展也很困难。
4. 当机构依靠自身的团队去完成转型很困难时，基金会可以联合一批同类的议题，去帮助、推动他们完成思考，完成新的项目设计。
5. 我们基金会要加大对三线四线组织的支持，减少他们的脆弱性，增加他们抗风险、抗灾、以及在当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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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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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我首先想请教李志南先生。招商局是一家140多年的民族企业，捐赠成立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也有11年。一直以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资助内容深、涉及广，包括扶贫助困、赈灾助学、助孤，但是公益项目上又很聚焦，比如说有精准扶贫、社区公益、海外公益等。作为一家企业背景的基金会，又很有前瞻性去定位做资助，你们感受到疫情对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影响有哪些？这个会对你们未来的工作计划有什么挑战吗？
李志南：疫情带给我们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影响，一方面在于内部管理。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在香港和深圳两地都有员工，受持续疫情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两地员工都难碰面，仅限于线上交流，所以基金会内部协调上有些困难；另一方面，项目资助较往年启动晚，项目活动时间被挤压。以我个人为例，以往到这个时候要出差十次左右，现在才两次。接下来资助项目的开展将会面临时间管理上挑战。
当然这些困难跟整个公益行业相比，不算什么大的事情。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是一个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我们的今年的资助计划是去年年底做好的，按照我们基金会章程所需资金也于去年年底募集到位，所以今年资助的资金来源没有受疫情影响。今年2月，我们还为抗疫防疫，额外增设了专项资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我们资助不受影响。这次疫情对很多企业影响较大，招商局也一样，今后长远捐赠现在还不好说，但起码2020年我们是有保证的。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做了很多抗疫防疫物资捐赠工作，同时通过“抗疫防疫，社区有招”专项资助计划，我们及时跟进疫情发展，对城市社区或者说立足城市社区的团队和组织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他们项目的模式，或者说他们在疫情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我们都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疫情是危机，我们可以转危为机，就我们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而言让我们打开了一个资助的新视野。通过跟项目伙伴深入的交流，我们能够不光从一个项目的视角来理解我们项目伙伴，从伙伴机构或者说伙伴个体的视角，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共情，接下来可以朝强伙伴关系方向发展。这个机会带给我们的一方面是冲击，一方面可能也让我们丰富资助方法论，增加资助的针对性和战略考量。
刘斌：19年的时候联劝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战略规划是成为美好+1的力量。2020年有太多的不美好发生了，我想请问这么长的不美好或者是困难给联劝基金会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从筹款的角度，是不是公众劝募更难了？大家会不会更加不关心公益了，反倒更关心自己？同时在联劝的服务当中，会需要去收取管理费，保证基金会的运营，对NGO来讲就会有比较多的难题，所以针对目前这样的一个难题，对联劝基金会工作的影响和挑战？联劝的运营成本主要依靠收取管理费还是捐赠呢？现在困难是哪些呢？
郑依菁：成为美好+1的力量有几层意思。正是因为2020年“不美好”，我们才更加需要去想象一个美好的社会是怎样的。我们认为美好社会是人人有权利拥有的，每个人对美好的想象可以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为美好图景付出自己的努力，那个+1是每个人，因为我们相信公众参与对于公益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在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观察，我们的战略是不是回应了新的社会需求。我们发现，疫情之下，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提高，而且有很多主动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在抗疫的过程当中，有完全是民间发起的志愿者组织，但是专业度一点都不亚于公益组织，非常高效自治的行动。我们也发现很多人以前是不关心公益的，但是现在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来参与，有高中生，也有粉丝团等各种多元的身份，所以大家对于公益的参与热情是更高的。另外一方面，公众对于公益项目和组织的监督问责意识，也比我们想象当中要高。很多人都是很熟悉慈善法和组织的财务报表的，能够监督行业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灵活专业地工作来满足公众对于行业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联劝的新战略总体还是能够回应目前公众的需求，但也对我们组织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疫情对联劝总的收入影响上来看，其实不是很大，也有可能像志南秘书长说的，短期的影响至少不是很明显，我们上半年总的收入其实与往年相比还是有所增长的。其中抗疫相关的有1700多万，这一块完全是全新的业务。我们做了抗疫的3期资助，现在正在做第4期项目的征集评审和一些沟通项目书的工作。相比之下抗疫之外的其他的公益领域，我们常规的一些筹款的活动其实是有下降的。比如我们每年5月份会搞一个鸡蛋的暴走，线下一天50公里的筹款活动，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变成了线上，周期也从一天变成一个月。其实也有正向的一面，比如说参与的人数，因为线上没有人数的限制，参与的人数增加了。往年可能线下只能4000人，现在线上可以有3万多人参加。但是筹款额是下降了差不多1000万，对于我们儿童领域的资助项目来讲，影响比较大。另外我们也有一些企业伙伴在疫情期间可能把全年的公益预算都用完了，下半年如果还要再去支持疫情之外的其他的公益项目就会比较难。
然后我想澄清一下管理费。联劝的行政经费的来源主要是三个部分，一个是投资理财，保值增值的部分；一个是直接捐赠，比如我们很多活动的报名费；相比来说，伙伴的管理费是收入占比最低的部分。我们一直面向公众去强调公益是有成本的，基金会做筹款支持伙伴的工作也是有成本的。我们的管理费收得不是很高，而且抗疫的所有项目，都没有收取管理费。联劝在支持伙伴的工作上收支是不平衡的，行政经费的缺口很大，这个即使没有疫情也是如此。我们今年想尝试倡导公众直接捐赠行政经费，这个真的很难，但我们也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部分。所以上半年我们就开通了联劝美好悦捐计划，其实就是鼓励公众通过直接定期捐赠的方式来支持联劝运营和发展，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去填补行政经费的缺口。
我们知道很多伙伴受到疫情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合作的伙伴当中就有发不出工资的，现金流只能维持几个月的，还有整个上半年项目，因为没有办法正常开展就只能转变成线上或者改变模式的。疫情对联劝影响最大的其实不在筹款层面，我们更在意伙伴的发展。在新的战略上，我们希望和伙伴一起用更优质的项目，更好的参与方式来吸引公众来参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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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我知道今年整个疫情发生以来，你起初参与到银杏伙伴行动里，参与武汉制氧机捐赠行动，直到后来疫情好转，才开始恢复常态去工作。我一直觉得做社企比一般社会组织会更难一些的，虽然可能想象起来会非常美好，觉得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做公益。这次疫情对盒子的组织自身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丹：我自己是在1月30号偶然的机会加入武汉救援行动，3月再转向国际救援，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左右。也因为参与一线救援，我更敏锐地感知到了疫情的变化，以及对机构可能带来的影响。在2月初，我就及时跟机构的伙伴们开了个会。从机构的角度，快速沟通在疫情之下，我们之前关注的困境儿童群体会受到什么影响。刚好广州千禾基金会也发起了一个社区的抗疫支持计划。大概是2月中的时候，我们机构和千禾合作，投身到了城市流动儿童社区的支持。我们快速研发了一套儿童防疫线上课程，并且面向珠三角的城市流动儿童做了5期课程。4月初，因为收到各个乡村学校即将陆续开学的消息，我们又迅速调研了100所乡村学校了解需求，并获得肯德基“小候鸟基金”的资助，为乡村学校的开学研发了“防疫小超人”开学第一课的防疫工具包。五一放假之后，迅速发到当时准备开学的学校里。所以对我们机构来说，疫情带来的变化是我们原有业务做不了，但是因为之前有预知，我们快速进行了新项目的研发和资助方的沟通。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机构本身的业务量是没有太多的影响的，而且因为非常高速的研发对我们团队也是一次快速地成长。
刘斌：我们邀请下一位嘉宾，彭海惠。彭海惠老师是益心益意的主任，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为抗洪操劳。其实在整个2020年，您一方面经历了疫情，另一方面在抗洪。这过程中您也跟很多的公益小伙伴们有不少的交流，所以想谈一下疫情和洪灾对您这个组织本身带来的一种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您看到了其他的组织，这种一线的NGO，都有哪些的冲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彭海惠：疫情对我们组织最大的影响是线下的聚集性的培训服务无法开展，只能压到后面。等疫情好转，就要赶进度。
我其实最担心的倒不是这方面，因为我们主要跟基金会合作，其中有些指标可以调整。我担心的是资金的影响。我们今年的资金都是去年的，所以今年没有问题，但是明年后年是由今年来筹，怎么办？这两年可能我们机构最重要的目标是生存，不是别的。
江西公益组织有两类，一类是志愿者组织为主，他们倒还好，如果没有活动就不去开展，防疫抗疫也根据政府的情况，能做就做。还有一类就是社工类组织或专业类组织，这类组织很大部分资金是靠政府的项目，目前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明年情况还不好说。江西的疫情和洪灾对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明年政府预算减少，那些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就会面临生存问题。
我们组织自己也在做月捐。今年这个情况，考虑到江西的经济水平还是有限，我们主动跟月捐人提出可以停止月捐项目，所以我们今年月捐不做考核目标了。筹到多少是多少，其他不管了。因为我不能为了自己去让我的月捐人受影响。我也跟月捐人说，大家今年最主要的目标也是生存下来。江西民生的问题，尤其是精准扶贫会面临挑战，这次洪灾肯定给精准扶贫又增加了一些难度。这大概是疫情对江西省公益行业，对公益组织，还有整个江西社会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公益组织还是在整个环境当中，不能只看公益行业，要看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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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其实所有NGO遇到生存难题，都希望基金会多给钱、多支持，甚至推广支持项目多给点管理费。同时基金会也因为自己的钱变少，尤其是今年在疫情的时候有不少预算是提前用了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李志南老师，基金会和NGO之间怎么形成更好的合作？可以先谈一谈已有的合作，比如在抗疫当中的问题或者是难点。
李志南：我们今天说危机也有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机会。就招商局基金会目前资助来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比方说内部的项目管理，原来NGO交的项目申请预算到二级科目我们就可以审核了，现在已经调整到最基本的一级科目，如项目直接费用、执行费用和管理费用三大类。招商局基金会做资助以来就没有在预算上抠的很细，不会在意每个活动的详细预算，更看重活动跟项目目标达成的逻辑关系，注重项目成效和活动设计的合理性。所以从某个意义上讲，给社会组织留了很多空间。并且我们联合基金会来推动针对公益组织机构的资助，比方说设立非限定性资金池，拓宽资助领域等。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是能力支持。我们原来主要做农村发展项目，现在面宽了做城乡社区。刚开始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农村社区的发展理念很强，框架或变革理论比较有系统性。而城市社区工作更多是社工领域，项目设计更多是项目活动堆砌，缺乏对项目成效的系统思考。我们资助团队提出增值服务：在城市社区项目中发现闪光点，去跟伙伴做进一步的沟通，把这些增值的闪光点打通，能够让项目更有意义。我们建立项目伙伴社群，不断推动项目伙伴讨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朝着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
我们今后不光做单一项目资助，还要跟机构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要从战略发展来共同解读当前面临的议题，一起长期思考解决方法，这要求国内的合作伙伴有非常强的战略设想。我们自称是公益资源的拼图家，把这些针对社会问题的老组织和新兴伙伴做一些结合，互相朝着一个议题做一些深度的探讨。
所以在资助上，一方面要关注项目伙伴当下面临的实际困难，通过我们的柔性管理尽量去回应；另外一方面抓可能的机会，逐步推进大家对社会问题的深度理解，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形成广泛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动力。
当然也有很多挑战，我们团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够，也在通过合作伙伴不断学习？基金会与NGO是合作伙伴，NGO有优势，他在一线能敏锐地洞察社会问题的表现，他对问题的感受比我们基金会深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进的方向。
刘斌：在基金会或者是NGO的合作过程中，联劝实际上是希望让公众能够了解公益，其实一方面对公众，另一方面需要跟一线的公益组织进行交流。在这种合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特别是结合今年疫情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惊喜的部分，可以吐槽或者是建议的地方？
郑依菁：整体觉得NGO伙伴太不容易了，虽然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容易，但在行业结构当中基金会相比还是在资源获取、话语权方面比较优势的地位，NGO更弱势。有很多伙伴我们觉得他们不容易，他们觉得服务对象更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感觉挺艰难的，所以需要更多的基金会、外部的公众社会力量加入，支持一线伙伴，回应更多服务对象的需求。
不久前公众与我们针对机构负责人工资水平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惊喜地发现，公众已经能够很理性地看待公益，理解人员开支。回看过来，我们现在行业内有些伙伴或政府资助不允许有人员经费，或者人员经费压在一个很低的比例，这种客观外部的限制让伙伴的生存更加艰难，所以我们很想为伙伴去多出力。
疫情中看到的惊喜也有很多，基金会其实这次有很多需要向伙伴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确实有很多反思，基金会的资源怎么样才能够协同起来，反应速度更快，资源分配更合理，支持面更广？
如果要对疫情中的表现打分的话，NGO的表现肯定会比基金会更好一些。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合作伙伴，比如新冠家人过世后做哀伤辅导的项目，上海高校大学生发起的支持上海环卫工人的防疫物资，北京的伙伴做武汉医院的保洁员，还有流动儿童线上辩论、社区老人疫后心理健康等，很多志愿者团体都没有注册NGO，但也是在做NGO的一线服务，而且行动力很强。
不过也必须承认，NGO伙伴的能力还是比较参差不齐，在资助NGO项目时，我们比较关注两块能力：1、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包括怎么去分析界定社会的问题，项目设计从逻辑上能够回应到问题、项目执行和管理的专业度、财务管理的专业度，我们在资助当中不仅是做项目成效上的资助，也很关注机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2、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包括怎么面向公众和公益参与者去沟通建立信任纽带、盘点和梳理机构自己的筹资资源，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支持自己。基金会当然要去募资，但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影响和吸引更多的公众支持自己机构的工作。
这两个能力背后有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一个机构是不是愿意去坚守自己的使命价值还是追着资源跑？我们观察下来，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坚守使命价值的伙伴的比例，其实行业里做的好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机构，也正是那些非常坚守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和使命初心的伙伴。所以也不算吐槽，其实是我们想要去努力支持的方向，互相包容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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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我们现在邀请陈丹，你也听到了一些从基金会层面看到的持续的困难，包括在合作关系上的一些考虑。那在你的角度结合自己的机构，以及在金桔奖调研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
陈丹：我们在武汉救援的时候，在不到20天从10家基金会筹了900万资金。在和不同基金会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到，在面对突发疫情的救援，尤其是很多基金会之前从来没有资助过的项目方向，反应速度会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场疫情的蔓延比我们想象的持久，也许未来一年半都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对于NGO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原有的项目做不了了。我们机构原来支持乡村教师在学期内开课，但是上学期这部分业务受了非常大的影响；还有在这次金桔奖的调研当中发现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社区型的机构，原有的线下服务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展。
在面对挑战时，NGO需要快速学习，开拓新的业务转型。但是刚刚依菁提到的问题也非常尖锐，就是在转型过程当中，到底是追着资源资金去跑，还是依然围绕使命愿景去转型，只是去改变服务的方式。实际上，很多机构依靠自身的团队去完成转型、新的研发或者设计是有点困难的。在这个时候基金会有没有可能联合一批同类的议题，去帮助、推动他们完成思考，完成新的项目设计。招商局的项目一定程度上在做这样的事情，帮助一些机构发现基于疫情新的需求。这次邀请来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基金会，但是整个行业不可能只靠几个基金会，更多资助型的基金会能不能往前走多一点点？不只看到那些非常优秀的机构自己转型，也需要推动和帮助一些比较弱小的NGO完成思考，帮助他们挖掘受众群体在疫情之下新的困境和需求，做重新的项目设计。
我们机构没有受影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发团队非常强大，快速变化原有服务内容。但是有很多机构人员非常少，独立完成这个过程是有点困难的。另外一方面，对于疫情之下不同困境群体需求的挖掘，NGO有他自己优势的地方。我在武汉救援的时候有非常深刻体验，我们十几个伙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救灾团队，虽然没有救灾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跟武汉前线的医院、社区、协调员等沟通，非常敏锐地感知到他们最紧迫的需求，从而快速做出专业判断。虽然我们没有救灾专业，但是我们一直在疫情救援的一线，而且过往的公益训练给了我们对需求的理解、聆听以及快速设计项目的能力。
NGO可以快速收集来自一线的需求，但需要基金会能够在过程当中给专业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把敏锐的感知梳理成真正满足新需求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快速联动有可能帮助到整个行业，感知到疫情当中不同的困境群体，不管老人、特殊儿童、残障人士、甚至是因为疫情产生的临终关怀群体，共同在一起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一起面对人类世界的大灾难。
刘斌：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彭海惠老师。您刚才称赞了基金会，证明基金会跟您合作过程中，理解当前的特殊难题，让咱们机构有一些变通或者是工作进度的调整。跟基金会的合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样一些体会，特别是结合今年的一些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对基金会的期待是不是有些什么变化？
彭海惠：因为江西疫情，和我们合作的爱德基金会问我：项目管理费用怎么用？我说希望能用作非限，因为非限对于我们这种一线组织来讲非常重要，基金会也答应了，让我很开心，跟这样一些有理念的基金会合作既开心也谈得来，大家方向一样目标一样。我非常希望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在支持组织的时候把非限定资金比例增加，只有草根组织了解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了非限可以非常灵活去结合自己的资源与发展现状来使用。
对基金会的期待，我希望今年基金会更能够关注那些有使命目标的一线机构。在江西筹款很难，有个组织一个多月才筹1000多块钱，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当下经济和社会环境都是不容乐观。尤其是江西先后经历了疫情和洪灾更难，如果有这么一笔资金能够让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人生存下去，我觉得很值得投入。
我期待基金会更专业，能够从整个行业生态的角度出发，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一线的基金会，可以更多去二线三线城市组织筹款。中国公益发展的生态跟经济是成正比的，越是在二三线城市社会组织脆弱性越强。我们基金会要加大对三线四线组织的支持，减少他们的脆弱性，增加他们抗风险、抗灾、以及在当地的作用。期待基金会能够把眼光看得更远，要看到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基金会跟公益组织在中国社会竞争中的积极角色。希望这次访谈能够促进基金会更多关注到内地的一线组织发展。
刘斌：提到定位的问题，公益组织或者一线的NGO，可能更多的要精准发现问题，守住你的领域，找到自己的使命和定位，但是在自己聚焦这个点上来讲，还是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可能你做的是小的事情，或者是一个范围一个区域的事情是很聚焦的，但是对于行业的观察是要保持开放性的。我接下来邀请陈丹来进行第二个分享。从你的了解，你会认为站在NGO的角度来讲，NGO要有哪些担当才能让公益生态会变得更好，跟基金会的合作会变得更好？
陈丹：我想在金桔奖和NGO两个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从一公斤盒子连续四届参加金桔奖的经验看来，金桔奖不再单纯只是发起之初那样，是一个站在NGO的角度去评价基金会的项目，而是开始慢慢转向成为一个基金会和NGO的纽带。今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发起小范围对话，还有包括这一次基金会、NGO、金桔奖的伙伴，共同对话。金桔奖本身就是NGO很好的努力和尝试：草根NGO不是等待基金会去改善生态，而是我们自己联合起来，推动生态进步。
所以我很期待更多像金桔奖这样的行业活动，大家去共建生态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不是只着眼于自己的基金会如何越做越强，或者是NGO如何发展壮大。首先让生态的现状呈现出来，以及怎么样各方去联动去共建。
从NGO的角度，我们机构一直比较幸运，一直享受品牌的优势与光环。有一批像我们这样的优秀公益机构持续获得了很多行业的资源和关注，但是同时我也感知到，有一些伙伴失去了最初创业时候的激情和勇气。基于这次疫情的艰难时候，我们这一批获得了行业更多资源的机构，能不能回归初心，能不能有二次创业的勇气和担当。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行业责任、有更多的思考、以及探索更多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方式，不再着眼于自己机构的使命和战略，而是去看到整个行业，把不同的相关方联合起来，有当年那种勇气，能够再大胆的往前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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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更多的站在基金会的角度，你认为基金会可以承担的责任和角色是哪些地方可以在后面去做的？针对当前的情况下做的更多的？
郑依菁：我很认同刚刚两位NGO的伙伴说对基金会的期待。我觉得谈基金会和NGO的共建前，也要先看基金会自己，包括基金会之间的共建协作、行业其他支持性力量的共建协作。这次疫情暴露，基金会的协作能力一般，每家基金会相对孤立，没有形成合作的力量。反倒是基金会和NGO的协作还更多一些。基金会占比较多的社会资源，如果基金会彼此之间没有协作和支持，行业发展也很困难。联劝作为基金会，希望能够和更多基金会合作，比如做联合资助的尝试。我们之前和乐施会、福特等基金会做过联合资助的项目，把各自基金会的资源和优势联合起来，支持更多的NGO伙伴。今年我们和南都、抖音联合资助和发起了“燃点计划”，支持很多NGO的伙伴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传播公益。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和更多有意愿做联合资助的伙伴、基金会一起，共同支持NGO的发展。
我们很认可，像金桔奖、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等行业支持型的平台，还包括像资助者圆桌论坛、方德瑞信。在行业共建过程中，需要行业的平台的共同努力，倡导价值、推动联合，所以近年联劝在积极支持行业平台的发展。
其实公益行业内不仅有基金会和NGO两方，我们还要考虑宏观环境，尤其是基金会、NGO如何与行业内外其他力量一同互动。比如说和慈善会和政府如何去互动，基金会很难百分百地代替政府购买成为NGO的唯一资金来源，肯定要和政府的资源、行政性的资源有一个互相影响互动的过程。近年来，政府在进步改变，互联网公益的浪潮也在影响政府、公众、企业的参与。我们需要重建他们和公益行业的信任，消除彼此的误会和隔阂，让更多公众和行业建立性的企业参与进来，互相支持。不仅他们支持公益行业的发展，行业也能给到公众和企业很多支持，去帮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帮助他们能够成为美好+1的力量。
刘斌：更多的站在基金会的角度，你认为基金会可以承担的责任和角色是哪些地方可以在后面去做的？针对当前的情况下做的更多的？
李志南：我补充两点，就是吐槽。第一点，现在基金会有7500家，但是完全做资助的就几十家。所以吐槽第一点是，基金会应该尽量做资助。因为术业有专攻。刚才陈丹老师提到基金会能够指导NGO做项目设计，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对。我们基金会主要专业在资助上面，对一些项目的一个深度的思考应该是NGO的工作。
第二个对NGO的吐槽，NGO来申请项目时，应该对基金会的资助方向与资助理念有所了解。我们招商局一直认为我们资助是一个战略性的资助，要深入地相互理解，相互磨合，相互成长。所以我对NGO的小伙伴建议是，不要把基金会当成给钱的机构，它是跟你一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战略伙伴。从这个角度出发申请项目，我估计会有更好的理解。
基金会的资助是一个专业，我们有更前瞻性、更宽的视角来看这个社会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强项。我要了解行业、领域当中，不同基金会、社会组织的理念和模式，熟悉各个机构的长项和短项，促进融合和共创。当然NGO的优势在于他们对社会问题有更敏锐的观察力、有更深度的思考、以及系统性的思维。但我们有时很困扰的是，一些NGO的项目申请书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是构建的，不是真实的问题，缺乏对社会问题的真实认识。
虽然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是1/7500，但是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比方基金会之间沟通交流、共享资助理念，以及对行业发展的看法等。我们一直想推动基金会项目官员的能力建设。刚才很多NGO小伙伴吐槽基金会不专业，我们也希望通过能力建设项目来推动基金会的学习成长。
我们想做去中心化的设计，推动NGO交流。我们曾经资助过西南地区传统上比较有经验的NGO组织出去做参与式项目评估。比起单向的教与学，我们更想看到NGO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互相学习。为了加强行业去中心化建设，我们希望行业更开放，参与者走出自己的思维惯性，一起讨论当下社会问题创新解决方案。
END
整理 | 闫璟 黄宇涵 孙碧希 邹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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