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慈善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慈善项目。日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我国慈善事业经受了一次大考，慈善组织在疫情应对中表现突出，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改造和提升过程，理性公益、科技向善激发全民慈善。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无数爱心汇聚成全民战“疫”的强大力量。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慈善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慈善项目。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广东慈善力量捐款捐物已超60亿元。2018年以来，广东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项目约1800多个，投入资金约4.7亿元，受益贫困人口约600多万。
日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王振耀教授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他认为，今年我国慈善事业经受了一次大考，慈善组织在疫情应对中表现突出，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改造和提升过程，理性公益、科技向善激发全民慈善。“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既要注重挖掘中华文化内在的‘善’资源，也要提高慈善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体系。”王振耀说。
以下为采访原文
王振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慈善组织的应急能力是一个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慈善组织反应迅速，公众积极参与，大家不能出门，坐在屋里行善。疫情碰上春节，特殊情况下，不能开会，我们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动员社会献爱心。
与平时捐食品、棉被不同，这次要捐防护服、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更强调专业。通过这次战“疫”，我们增强了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原来我们也可以应对这么复杂的挑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南方日报：从疫情大考中，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
王振耀：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之路，中国特色就是要扎根于中国这片沃土。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强大的互助体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邻里互助，这些说起来可能轻描淡写，但真正落地是沉甸甸的，这是来源于中华文化内在的“善”，要挖掘弘扬这些传统慈善文化。
以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现代慈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内在需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慈善就是要实现专业化，通过专业化服务，助推慈善再上一个台阶。
专业化既包括专业服务，也包括专业知识，还包括专业的支撑体系。有了专业化，才能推动职业化，从而形成一个有人文价值、有道德情怀的慈善产业。慈善组织也要主动和政府对接，加强行业内外的对话交流。经过这次疫情，我们应该增强自信心，把双脚落到中华慈善大地，同时借鉴国际上的好经验好做法，两者结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南方日报：在战“疫”初期，一些慈善组织的应对能力受到质疑，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王振耀：从这次疫情看得出来，慈善组织的对接能力、专业化水平，包括和政府的合作衔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服务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服务业是现代慈善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发展专业性的社会服务组织。下一步，慈善组织要把重点放在养老服务、儿童帮扶、助残扶残等社会服务类项目，提高自身的专业性。
不能忽视社会互助的作用
南方日报：2008年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12年间，您觉得中国的慈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振耀：中国的慈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之前，我们都不敢相信一年捐款能达到1000亿元，而现在每年捐款粗略估计都在千亿元以上。
科技赋能慈善，催生了“99公益日”等公益活动。水滴筹、轻松筹等互助性平台，契合邻里互助的传统，借助互联网技术，让指尖公益流行起来，做慈善变得更容易。社会参与度也更高，少的捐一分钱，多的捐上百亿，全民慈善氛围更加浓厚。
当然，要善用新手段加强慈善监管。比如个人大病救助平台，之前暴露出一些问题，除了机构要自我规范外，还可以由政府部门和有声望的组织共同进行社会监管。
南方日报：《慈善法》已实施4年，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王振耀：2016年，我国颁布实施《慈善法》，这是一个新起点，从此我们开始系统建立依法行善的体系，依法行善逐渐成为共识。总体上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和公众行善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过去我们谈慈善，更多的是强调个人自觉，但这4年来，从政府到社会都形成了非常好的平台，各项政策更加完善，充分调动大家行善，实现了“有组织的善”。当然，这其中还存在一些实际问题，通过对话以及政策调整可以逐步解决。
南方日报：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发展慈善事业，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机制。慈善在社会救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振耀：慈善和社会救助紧密联系，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机制，非常必要。在社会救助中，不能忽视社会互助的作用。不用等国家，社会可以先动，先伸出手来提供帮助。有时候，由于政策调整周期比较长，政府可能还来不及处理，慈善就可以在此时和社会救助进行对接。
现在以及将来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具体，不仅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还有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政府很难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专业化的力量，这就是慈善要做的。所以我认为，慈善既可以做基础性的，也可以做补充性的，还可以做专业性的。如果慈善和政府救助体系能实现立体对接，也将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在广州市北京路公益慈善嘉年华上，孩子们爱心捐款
王振耀：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慈善组织和慈善平台一直充满活力，不断激发社会的大善大爱，也在不断打破我们原有的想法。原本我们担心，今年因为疫情，慈善捐赠的“冬天”是不是要来了？现在来看，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在刚过去的“99公益日”，5780万人次的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配捐，共募得善款30.44亿元；互动人次高达18.99亿，是去年的2.15倍。
在疫情背景下，有如此高的公众参与度和筹款总量，足以证明我们应该更加乐观，对中国民间慈善的评价更高一些，大家都愿意积小善成大善。慈善组织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结合所学，打破常规，敢于创新，设计了很多有新意的慈善项目。整体来看，慈善事业发展机制在不断提升完善，慈善组织和慈善平台建设充满想象力。
王振耀：不可否认，确实有部分慈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还是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没有完全和社会需求对接起来。到处刨坑打井，不如在一个地方持续深挖。慈善组织不必要什么项目都做，而是应该更加聚焦，专业化才能走得更远。
从外部环境来看，相关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慈善组织的认定，我国社会组织总量超过86万个，但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总数只有7000多个，要进一步破解慈善组织认定难题。从慈善组织内部来看，要借鉴其他领域的好经验，加强对话和宣传，让公众理解慈善不仅仅是捐款捐物，还包括参加公益活动、提供志愿服务。人人慈善，才能使慈善事业发展具有内在的社会动力。
南方日报：如何打造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声望、较强专业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合理梯次分工的现代慈善组织？
王振耀：首先，要和社会需求对接起来。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满足社会需求是一个组织发展的立足点，慈善组织一定不能关起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成长。此外，要有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培训、研究、咨询等方面，能够为慈善组织发展提供指引。慈善组织自身也要建立规范化的运作体系，还可以推动建立行业联盟以及多种形式的协会，加强组织间的对话，取长补短，凝聚共识。
9月4日晚，广州塔为“中华慈善日”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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