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坐火车，我要去什么地方，我所有的抗争都是徒劳，又有两个人被迫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抢走了我所有的物品……我的手机，我的金饰珠宝，我的拖鞋……”这是一位32岁的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女性罗什尼在讲述她被人贩子拐卖时的遭遇。
罗什尼的丈夫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工作，她成为了家庭中唯一能赚取收入的成员。罗什尼要靠在村里做零工挣钱来养活 6 个孩子。2010 年，她在去看望在 加尔各答附近读书的孩子期间，结识了一位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同情的妇女，这位妇女答应给她提供工作机会——去医院当服务生。怀着对新工作的希冀，罗什尼在 7 月 17 日那天如约来到见面地点，谁知她竟踏上了一条通往深渊的路。接待她的两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在给她的食物中下了药，罗什尼昏昏沉沉地被带上了一列驶向一个偏远的村庄的火车。
*左一白衣女性为罗什尼，
来源：UNDOC, “India: Community Vigilance Rescues Roshni-The Story of a Survivor of Human Trafficking”
“当我拒绝做妓女时便遭到他们的殴打。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从事这个职业，父亲一定会杀了我。那位女士却说她为我付了钱，所以我没有权利拒绝为她工作。每当我想起孩子们的容颜，就忍不住哭泣，届时我会为此再次受到毒打。”说到此处，罗什尼的眼中又浮现出了往日的痛苦和迷茫，回忆起在妓院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罗什尼的灵魂仿佛又要被拉回到黑暗中。
同年9月底，罗什尼的困境有了转机。妓院附近一家小店店主十分同情她的悲惨的遭遇，答应罗什尼通过自己的电话联系她哥哥纳迪姆。正如落水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希望渺茫，罗什尼也不会放弃。联系上哥哥后，罗什尼竭尽所能为他提供了所在村庄的信息，罗什尼的哥哥纳迪姆将她提供的信息尽数转交给了西孟邦警方。警方很快定位到了罗什尼所在的村庄并在 10 月6 号和一个名为Shakti Vahini的打击人口贩卖的NGO（非政府组织）协作解救了被困于妓院的罗什尼。在此之后，Shakti Vahini的心理咨询师努力地帮罗什尼做心理疏导，帮她缓解心中的创伤、让她重新适应社会。
人口贩卖，这个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的名词，却是罗什尼和无数被拐卖的人的噩梦。2003 年 12 月 25 日生效的《巴勒莫议定书》对人口贩运作出了详细的定义：人口贩运是为剥削目的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此过程中运用手段包括暴力、暴力威胁、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情况等。
据《2018 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统计，在过去 13 年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从全世界了解到的被害人多达 225000 人、涉及全世界 97 个国家。相比之下，被定罪和起诉的每年则仅有1000个左右的案例。仅仅在东南亚湄公河次区被贩运的人口数量便占据了全世界人口贩运总数的三分之一。人身自由基金会在2016年所发布的《全球奴役指数》中显示，在东南亚地区，泰国是人口贩运主要目的地，其受害者分别来自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受害者则主要被贩卖到马来西亚。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报告显示，东南亚人口贩卖的受害人中有51％是妇女，而儿童则占近三分之一。
*由被贩运的受害者所生产的平均年利润，与不同地区占全球利润的百分比，其中亚太地区占最重百分比。
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 Hidden Scourge’
受害者们因无知和贫困，在人口贩卖组织的幕后操控下被卖到东南亚各地，为各种非法的灰色产业卖身卖力。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调查，多达60%的女性受害者（成年和未成年）大多被迫从事与性产业相关的工作；其余的女性受害者则从事于家政，农业，加工制造业等产业。男性受害者经常被迫从事渔业、农业、建筑等劳动类行业。
2016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获奖的报道讲述的就是东南亚惨绝人寰的渔奴产业。4名美联社女记者经调查发现在印尼、泰国的海鲜工厂中有大量被迫劳动的渔民和海产加工工人。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劳工来自以缅甸为主的东南亚各国，他们被长期囚禁，被迫超时工作。当初大多数人都是被人贩子一工作为诱饵诱骗到这来里的。他们被以每人1000美元的价格被贩卖到小岛上的渔业公司。“我们被带到一艘小船上，在汪洋大海上每天被强迫工作20-22个小时，有时有微薄的的工资，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报酬，” 一名从人口贩子手里逃出来的男子说，“如果有人试图逃跑，他们会被打断手脚，甚至惨遭杀害。”这篇调查报道使得2000多渔奴被解救了出来，得以回国与家人团聚。
值得庆幸的是，有多个重要的组织在东南亚地区致力于打击人口贩卖，其中分为四个类型：政府、国际间政府组织、地区政府间组织、及民间非政府组织。
东南亚各国政府于在近年来也逐渐加大了打击人口贩卖的力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等国也将打击人口贩卖列入了国家刑法及国家行动计划之中，并且采取了包含公共教育、媒体宣传、全国新生儿注册、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等各项措施的， 以唤起大众对人口贩运的关注。
在打击人口贩卖事业中被大家熟知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都属于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政府间组织首先在打击人口贩运中为国际社会奠定了法律基础，设定了最低法律标准及立法基准，为国际社会定义了人口贩卖的概念。例如，联合国通过和颁布的《国际人权宪章》、《妇女儿童人权公约》、《移民条约》、《巴勒莫协定书》在极大程度上保护了受害者的人权和利益。同时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国际劳工组织，也在大量研究调查人口贩卖的产业链，为了解及打击人口贩卖事业提供了数据和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地区政府间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也为东南亚各国打击人口贩卖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各国政府在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的“走私贩运人口和有关跨国犯罪活动的巴厘进程”的提案下成功地将人口贩卖列入了刑事犯罪，并成立相应预防措施、开展国际联合行动打击人口贩卖。 在2018年7月至12月，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共同开展联合打击拐卖人口行动，破获拐卖案件共63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30名。
在政府间组织打击人口贩卖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便是国际社会缺乏对“人口贩卖”这一概念的统一定义和立法标准。立法定义界定的缺位或模糊带来了跨国合作及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例如，各国法律在界定”人口贩卖”和 “非法移民”上都有自己的标准。因此，有些非法移民案事实上是人口贩卖案，而有些国家所声称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活动，实际上是打击非法移民的活动。同时，各国法律对“剥削”这一重要元素的定义也有所不同，这也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能在各国法律漏洞中游窜。
非政府组织是打击人口贩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预防被拐卖、识别、解救被拐卖者，以及让受害者回归社会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推倡改善人口贩运相关的法律及政策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也与当地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有效地进行沟通交流、开展一系列救助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致力于通过公共教育，多媒体宣传等方式宣传人口贩运的危险性及违法性，提高大众意识。曾在儿时目睹过多次人口贩卖的克里斯·基里兹长大后创办了公益组织“防止人口贩卖”（ Prevent Human Trafficking），并用新型科技、360视频、及VR技术将原本遥远的渔奴生活拉进人们的生活，让社会“身临其境”地感受人口贩卖的威胁 。
除了提高大众意识外，部分非政府组织也直接参与了被贩运者识别及解救的过程。打击尼泊尔人口贩卖的非政府组织“尼泊尔母亲之家”与政府儿童保护机构、尼泊尔警方以及其他儿童保护组织通力合作，他们经常突击搜查妓院，并在尼泊尔和印度边界巡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仅仅靠边境巡逻，每天就能有4个女孩儿获救，时至今日，已有上万名女孩被他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他们协助警方抓获了几千名人贩子。打击人口贩卖的工作充满了凶险，由于触及到了贩卖集团的利益，“母亲之家”的总部曾两次遭到犯罪团伙的摧毁，但它的创始人柯伊拉腊并不畏惧，因为从她决定创办“母亲之家”的那一刻起，她就明白自己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尼泊尔母亲之家的康复项目
来源：Maiti Nepal, Reinteg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解救东南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远不止带他们离开被贩卖去的环境，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也是非政府组织为受害者提供援助时不可或缺的环节。很多从妓院获救的女孩儿们身无分文，有的还患有性病，甚至艾滋病，有些还有了身孕或有了孩子。在受害者面临着着无家可归，无技所长，无法养活自己的问题时，非政府组织则会为他们提供法律、心理、医疗、住房、就业等援助。
柬埔寨反人口贩运行动中，索玛莉•曼所领导的非营利组织“解救受压迫妇女基金会”(AFESIP) 曾每年教导、安置并支援约30余名受害者。其中，AFESIP为受害者提供了学习美容产业技能的机会，更是帮助完成训练的人们申请到雅诗兰黛公司提供的创业基金、助力于她们在未来的创业。AFESIP所提供的沙龙工作机会在协助受害者融入社会的同时，也让顾客在接受美容服务时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人口贩运的相关知识。
上述打击人口贩卖、并帮助受害者重新适应生活的组织所做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解决东南亚人口贩卖问题的希望和转机。但由于各国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对于消除人口贩卖现象所做出的努力程度、关注度也有所不同，使得该地区的受害者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现。东南亚人口贩卖在未来仍会是各国乃至全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所幸，越来越多的东南国家政府开始重视打击人口贩卖，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一定会使该地区的受害者逐渐减少并使更多的人脱离苦海。正如尼泊尔母亲之家创始人柯伊拉腊所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母亲之家早日解散，因为这意味着尼泊尔不再有被贩卖人口的情况。关闭“母亲之家”的那天一定会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愿人间魔鬼消散，愿天下无拐。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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