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8月12日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秘书长说”第十期活动围绕“基金会资助的新想象”主题，邀请3位嘉宾展开深入讨论。
我们为大家带来这场对话的精彩文字摘录。全文90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建议收藏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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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李 振
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吴 丹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熊金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企业史研究所副所长
引谈人：
谭红波
******要点速览******
1. 用友基金会已经立项的63个项目意味着学界里有63位比较知名能干的学者各带领一个团队在商业史的某一领域进行研究，相当于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史学界超过半数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开展商业史研究，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导向性。
2. 我们的资助项目很纯粹，既不是委托研究，也不是购买服务、甲乙方的关系。
3. 基金会要着眼于百姓生活，避免意识形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历史，包括国家治理等方面。
4. 机构的成立以及开展项目类型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是时代的需求，另一个因素是创始团队的结构和资源上的优势。
5. 研究型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发挥基金会领域的智库作用，提供软支持，代表公共利益，开展独立研究，提供相对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建议，发挥自身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从而影响相关机构的决策和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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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正文
谭红波：第一轮对话，我们先来聊一聊资助议题领域的相关话题。首先想请教李振秘书长，商业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领域，但用友已经连续四年支持和资助此议题领域的项目，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议题做资助？有什么契机和考量？
李振：用友基金会的资助领域是发起人、出资人综合各种因素比较后的选择，并最终写进章程业务范围里。整理和保护商业文化遗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命题作文。第一次见到用友创始人王文京董事长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他想做这个方向，于是我带着发起人的愿望组建了用友基金会。该议题背后的逻辑和考量跟发起人、用友集团的业务特点和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用友1988年成立至今已发展了31年，用友从财务软件起家，逐部扩展到管理软件、云服务，三十余年的产品跟技术的迭代，见证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推动商业工具的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是考虑到历史上有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工具或商业思想制度习俗没有被很好的记录或者保留下来，或者有些文化遗产值得更好的研究，以史为鉴，有利于以后商业发展。以此为考量，机构创始人选定了这个领域，我根据他的想法，将“商业文化遗产”的大课题设计成可实现的目标，分步实施。
谭红波：接下来，请教熊金武教授。据我所知，您在经济史、企业史方面研究成果颇丰，也曾在2017年获选“商的长城”项目资助研究课题。在您看来，商业文化遗产或者商业史研究对当下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熊教授之前应该对基金会或者对公益慈善领域没有特别多关注过，所以我想请教熊教授，您怎么看待用友基金会，作为一家民间非公募基金会，资助商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熊金武：用友基金会是我以及我所在的学术界接触到的第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会。我在2017年向用友基金会申请了《中国百年企业数据库及近代传统商业文化现代化研究》这一课题，并且得到了资助。我围绕这个课题开展研究，出版了相关论文和著作，以及根据这个课题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用友的经费支持让我的学术研究能够更加顺利开展，而且为我从宏观的量化历史研究转型到商业史企业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从我个人体验以及我这两年对中国的企业史学界、商业史学界、经济史学界的观察，我发现用友基金会通过资助项目掀起了一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范式革命。
中国经济史，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学问，但这门学问历史非常悠久，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经济成就。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在GDP总量乃至人均GDP上远高于西方，但普通人对于这方面历史却不是很了解。从经济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两百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经历了万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商业成就，比如票号、交子、晋商、徽商等为代表的纸币革命和商业组织，都不应该被遗忘，并且应该加以研究，更好的服务当下商业社会。在我们GDP已经世界第二、中美独特关系的背景下，我们更有必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过去，去思考我们的商业和文化，所以研究中国的商业史、企业史是非常重要的。
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历史传承、历史感非常强，商业史研究对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研究商业史会促使中国社会的商业文化转型，让大家更多关注商业文化，挖掘商业文化的精华、淘汰糟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下，我们对商人的认识比较不充分，对商业有很大误解，如果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尤其是为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可能我们就多一份感动，那么我们对商业、商人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对当代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会更透彻。
其次，研究商业历史有助于把历史上的商业文化和当下商业开发结合起来，比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打造现代的商业不夜城。
最后，从公益基金会的角度来资助这类项目，学者的研究成果会更加关注老百姓本身，而不再是帝王将相。学者会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避免意识形态问题，对每一个人都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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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有研究微观商业史和企业史的共识，但是学者们往往还是在研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宏观层面问题。学界缺乏一股力量将学术研究进行整合，虽然有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等资助，但是这些项目资助都很分散、没有导向性。用友基金会发挥了积聚人才的作用。用友基金会已经立项的63个项目意味着学界里有63位比较知名能干的学者各带领一个团队在商业史的某一领域进行研究，相当于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史学界超过半数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开展商业史研究，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导向性。
如果不是用友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很多学者不会安心地做好商业史、企业史研究，他可能会为了一些原因去做其他研究，对商业史的兴趣就不能够完全激发出来。用友基金会打造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把六十多位专注于某一个方向研究的群体集合起来，形成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支持大量专注于商业史研究的人才。关注商业史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商的传承。现在有的研究人员才三四十岁，按照人的生命周期可以估计在未来五十年里会有一批人会长期关注商业史，这种贡献真的非常伟大。
谭红波：接下来，请教吴丹老师。修远基金会及其旗下的《文化纵横》杂志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可谓是颇具影响，在十多年前，以基金会的形态致力于推动“文化重建”，也是独辟蹊径。在这个路径的选择上，背后有哪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有什么样的考虑促使我们选择这一领域？
吴丹：机构的成立以及开展项目类型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是时代的需求，另一个因素是创始团队的结构和资源上的优势。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文化纵横》杂志创刊于2008年8月，这一年对中国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从火炬传递受阻到汶川地震、再到奥运会的举办，对于近百年来受尽列强屈辱的文明古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变化进程中，我们有感于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感觉到中国这个在历史上以政治成熟和文化昌明著称的民族，却在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和四十余年的市场经济影响下，对政治及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及价值追求感到困惑、焦虑和不自信。
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创始团队由来自政、商、学界的有识之士组成，对文化重建高度共识，并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因此成立了《文化纵横》杂志。杂志成立之初，非常明确地把宗旨定为“文化重建”，一直到现在这个使命和任务仍然存在。成立之后，我们展开了有方向性的讨论，在时代的变迁和世界秩序的变动中，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展现中国新的文化形象和自我认知。像熊老师刚才提到的非主流的商业史和企业史研究，就包括在我们的话语重建、价值重建议题之中，如果对这些小众话题深入讨论，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资源，对中国当下文化重建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也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当代意义、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重大议题、对西方主流价值的再评价、阐发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主张以及发掘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思想平台，多角度反映当代有识之士的深度思考，在时代变迁中探讨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走在什么样道路上？我们要去往哪里？
《文化纵横》杂志是修远基金会支持的三个项目群之一，与《文化纵横》一致，修远也以“文化重建”为宗旨，致力于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主权、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从项目策略上开展三项工作，一是支持思想平台《文化纵横》杂志，经过十余年发展，《文化纵横》杂志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由民间基金会支持的CSSCI期刊。二是开展课题研究，目前已经开展70多项课题研究。三是教育创新，在高等教育通识教育领域开展试点，目前已经开发了《中华文明通论》等三本教材和五门课程。随着机构的发展，我们的项目体系安排紧紧围绕着“文化重建”宗旨开展业务上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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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继续请教吴丹秘书长。修远作为基金会，既受到基金会的资助，比如“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的本土化转型研究”项目，也有跟研究者密切合作得项目，资助知识生产或是思想倡导传播；想请吴丹秘书长继续谈谈，在文化思想研究领域，基金会跟研究者的合作，以什么资助方式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如何确保其产出的深度？在被资助时，所倡导的立场和价值如何恰当的拿捏？
吴丹：严格意义上，修远不算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它更多像一个混合型基金会，既受到别人项目上的资助，也自主操作项目，同时也跟研究人员进行小的课题合作。从成立至今，修远研究工作大体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直接资助，即我们拟定资助的方向议题，进行招投标管理。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方式很难对项目质量进行把控，有的项目质量非常好，但是也有一些项目质量确实不尽如人意。
第二个阶段是合作研究阶段，我们根据议题设定，主动寻找研究领域内比较资深的或比较有潜力的研究者或团队，以外部的专家和研究员为主体，我们为辅，共同讨论商定课题框架。
第三阶段以自主研究为主，基于我们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共同商定研究议题，以修远为主召开研讨会，邀请外部专家共同讨论。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从议题设置、选择合适伙伴到共同探讨、多轮修改，我们基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以近期我们开展的“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的本土化转型”研究为例，问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公益实践，其工作方法及其背后的理念、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比如公益的商业化、效率、成本、规模经济等。另一方面是受西方的公益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比如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理论、发展主义、参与式工作方法等。其中部分理念和方法并不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相符，某种层度上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割裂的，难以准确阐释、很难指导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公益实践。经过三十多年的演进、消化和吸收之后，中国公益本土经验有没有可能总结出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公益理论，从而提炼出自己的公益价值？这个课题目的就是推动公益实践与思想生产的融合，构建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相适应的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公益理论。
项目从前期资料收集、访谈，到召开策划会、研讨会，选定合作伙伴、案例、角度，再到多轮沟通和修改，项目团队精力、时间投入都很多。项目成果之一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研究-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研究，其研究者有丰富实践经验又兼具学术创作能力，同时对此议题有相对深入的思考。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其结合中国历史、当下国情及其实践经验，做了生动而深刻的分析，认为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堂为例”的研究，研究者兼具人类学及慈善文化史研究背景，对案例进行了非常敏锐的观察及提炼，认为其建基于民间信仰的本土慈善区别于来自西方的现代组织化慈善有其独特之处，当然作为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并且仍活跃在当下发挥作用的慈善组织，对其经验研究不是要复古，而是借鉴、转化，但至少提供了另一个发展视角，对基于组织化为基础的的现代慈善进行了反思，对市场化下公益发展主流概念如公益成本、公益专业化发展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很多与当下主流公益理论完全不同的非常有创建性的思考，为建构中国公益理论提供了强健的本土思想资源。如上只是这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对中国公益实践及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还会继续，希望能为中国公益行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本土经验、理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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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下一个问题，请教李振秘书长。资助商业文化遗产研究相关课题时，一方面是研究资助有其特殊性，跟执行实施类项目资助会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这个议题本身，能够交流的公益领域伙伴也相对较少。想请教您，用友基金会在资助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看待跟合作伙伴（研究者）的关系？
李振：公益行业里同类项目的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但主要集中在项目管理方法上的交流。在前期项目设计的时候，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秘书长李志艳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开展项目的工具、方法和建议。在对智库、学者的资助项目管理上，与敦和春苗秘书长也有过不少交流探讨。
最大的困难来自于进入到陌生领域后，专业知识的欠缺。最早王文京董事长跟我表达希望关注商业遗产时，我基本是懵的，因为这个概念比较抽象。王总举了个例子，算盘在中国商业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工具，但是因为会计电算化的普及，这个工具现在已经很少再用到。但是需要有专人去记录、研究算盘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意义，并在当代生活中保留、展示。这个例子让我大概有了些具像化的感觉。但是商业遗产具体包括什么、从哪下手、像熊教授这样的研究者在哪里，对我来说仍然是困惑的。
我们从论文检索开始做起，查询商业遗产等关键词，翻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大家在研究什么、又是谁在做研究。后来大概搞明白了，我们提的“商业遗产”大概分布在商业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历史的交叉学科。随后，我们先从资助学术研究入手，在2017年启动了“商的长城”项目，每年资助20个课题。通过“商的长城”项目，发现、聚集该学科领域内的优秀学者。
找到了学科研究方向，后续的工作就容易多了。除了资助学者进行研究外，我们还资助了一些行业的基础建设：学术交流活动、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政策推动，参照国内已经有明确定义和主管单位的国家工业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遗产，推进规范商业文化遗产的定义、认定与保护标准。同时进行社会化产出，比如宋代货币交子的儿童绘本、茶马古道上锅庄纪录片等，现在也在着手准备商业工具博物馆的建设。
第二个困难来自外部，主要是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对我们有所影响。比如基金会等级评估，分值比较重的指标包括直接项目受益人数量和项目产出。同样是1500万的资助，其他救助型项目直接受益人可能有成千上万人，而我们的项目受益人集中在30-50家研究机构。在项目产出层面，研究类项目周期长，很多研究需要第3年才会有成果，等级评估时可能暂时还没没有太多可展示的成果。很显然，这些指标对我们这种基金会是不太友好的。
我们与研究员的合作关系与传统慈善行业的传统资助或者合作还是有些区别的。举个例子，传统慈善行业资助，基金会与合作方的联系、互动很紧密，有些项目甚至1-2周内都会有新的反馈。但是研究类的项目很难在短时间内反馈新进展。之前和邓国胜教授沟通时，我提到我们希望每两个月我们的合作伙伴给我们一个非正式的进展通报。邓教授表示不要有太大的指望，学者的学术研究过程不希望有太多束缚。我们并不强迫研究者一定要产出形式化的报告，我们更希望了解大家的项目进展或者当前遇到的困难，将优质的阶段性产出进行展示、推广。这样沟通下来，大家也都能坦然接受。
我们的资助项目很纯粹，既不是委托研究，也不是购买服务、甲乙方的关系。从项目申报开始，我们对研究学者的产出形式，比如专著、资料集、论文等，不做要求，申报者自己来设定项目目标和项目时长。经过专家组评审后，我们认为研究者提出的项目有价值，就能获得资助。在这种情况下的合作，最重要的是尊重、公平。对学术尊重，给学术做好服务。“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是天下人共享的财富。我们基金会的定位就是为熊教授这些学者提供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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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接下来请教熊金武教授。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民间基金会在资助这些小众但有长期文化、历史价值的议题领域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有哪些独特性是可以去彰显的？
熊金武：首先要明确，这些小众但有长期文化、历史价值的议题是很值得做的。这些长期文化、历史的议题非常有价值，属于公共品，虽然短期内不一定能产生现实价值，却是有长期价值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间编纂历史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基金会可以承担起这一使命，推动小众课题的研究发展。对于现代史学革命后，历史不再是只有帝王将相，还有老百姓的生活。基金会要着眼于百姓生活，避免意识形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历史，包括国家治理等方面。
基金会扎根于一个领域，就能让该领域发生巨大的转变和变革。用友基金会在商业史领域用了短短三四年时间，已经让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大变化。为推广量化历史的工作，陈志武等老师发起和我参与的量化历史讲习班，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的变革。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基金会本身可以做、值得做、能够做的还有很多，用二十万左右的经费就能转变一个学科领域，这类投资少收、益大的项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对资助小众议题领域的民间基金会有如下的几点建议：
第一点是选题要明确，范围不要太宽泛。基于中国的长历史文化现象，基金会可以研究商业史、企业史、中国女性地位史、区域史、群体史等。比如，扎根在徽州的基金会可以研究徽商、徽州历史、徽州建筑等。独特的群体也可以研究，比如客家人的历史、潮汕人的历史，我是四川人，可以研究川军的例子等。基金会深入到一个领域研究，我想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收益。基金会也可以联系当下政治经济热点，无论是创新企业家精神，还是疫情的影响等，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线索和经验。吴秘书长刚谈到了修远基金会要反思西方的文化，我认为回归到历史上的根本，然后兼容东西方文化，自然会开辟中国自己的路。
第二点是要充分发挥学者的能动性、尊重学者，而且基金会要选择几位能干的学者发挥组织内的协调作用，扩大学者覆盖面。基金会决策层可能一开始对问题不太了解，这时就可以邀请学术研究水平比较高、道德品质比较好的学者来做一些组织协调工作，同时也要注意扩大学术研究的覆盖面。用友基金会做的很好，比如一位年轻学者不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却专注于研究山西票号，收集资料非常多。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第三点建议是希望基金会可以联合海内外学者共同研究。联系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带来一些新课题的思想碰撞，比如海外华人商业史、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商业传统等，从而全面推动中国商业史领域的研究。
整体上，目前基金会跟学术界结合共同研究某段长历史长文化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是一片蓝海。我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能够关注这个领域，只要基金会可以坚持一个领域，扎根下去，我相信一定对于中国公益事业和中国文化的传承有非常大的意义。产学研的融合不是虚无的，通过基金会把学界资源调动起来，不仅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也能推动社会进步。像吴秘书长提到的，修远基金会联合国内外的学者，围绕一些重大选题拟写决策咨询报告，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这类小众研究是值得做，目前还缺少人来做，希望各个基金会能够关注到小众研究，把国内外各种业界中的人才结合起来，必然能够推动一场学术上的范式革命，也很可能会推动一场社会进步。
谭红波：最后一轮对话，让我们沟通一下行业生态发展。先请教吴丹老师。在多数基金会关注扶贫、教育等领域之外，修远基金会选择关注思想文化建设，致力于打造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主权、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从行业生态视角来看，您认为修远基金会在一个良性发展的公益生态中，扮演什么角色和定位？对于未来有哪些期待？
吴丹：我们一般认为基金会是公益生态产业链的上游，资助型的基金会是上游的上游，在整个公益生态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方向、资助策略、资助手段、价值观在公益生态中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一种硬支持。研究型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发挥基金会领域的智库作用，提供软支持，代表公共利益，开展独立研究，提供相对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建议，发挥自身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从而影响相关机构的决策和政策制定。
修远作为民间研究类基金会，不敢说在公益生态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但至少修远作为一个有十余年经验的研究型基金会，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近些年来也有一些想成立研究院和基金会的团队从跟我们的交流中得到帮助。研究业务中公益相关研究如公益转型过程中的实践和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公益领域带来一些启发或者反思，推动行业思想建设。《文化纵横》新媒体矩阵目前有180多万粉丝，在重大议题的引领和讨论上发挥一定作用。也希望通过《文化纵横》思想平台为公益从业者更好认识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提供一些思想给养。
在对未来的期待上，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期待修远开展的跟公益相关的课题可以在公益行业内引起一些涟漪和讨论，为中国公益思想理论建设做一点贡献。二是对于行业的发展来讲，目前资助型基金会和研究型基金会，无论是数量上、质量上、规模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当前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吸引、承接社会资源能力不足，社会资源反被体制吸纳。
前段时间某大额捐赠给高校成立学院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我们一方面鼓励这种大额捐赠，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笔巨大体量的资金放到民间机构或者公益行业，会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退而求其次，如果这笔资助没有完全投放到体制内，而是以民间的身份跟高校合作，也会发挥更加灵活的作用。还有，一些大型基金会投入巨额资金在项目本身，在前期研究和后期评估不足。对于一些重要领域、重要议题，也少有不同机构的联合出资开展相关研究。所以从未来期许来讲，我期待未来有更多、更好的资助型、研究型基金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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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李振秘书长。用友基金会成立至今，“商的长城”项目坚持资助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已经四届，不断深耕且专注，同时也支持了一些行业建设和发展的工作。从您的角度观察，基金会想在一个领域长期深耕，应该如何作为？您期许能给行业生态带来什么积极的变化？
李振：首先，我认为不管在任何领域，想持续做事，肯定要有持续的资金保障。这几年行业里面有一些基金会就像过山车一样，今天号称要招一百个人，明天号称要投入一百个亿，可能后天这个基金会就不见了。虽然这种情况是个例，但是目前我们确实能看到，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或者企业成立的基金会，都要求秘书处和执行团队筹款，甚至团队大部分的精力都在筹款上，哪还有心思琢磨怎么做好项目？当然这可能跟经济大环境有关系，但是在主观上成立基金会前，我们有没有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有没有想好基金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多少钱？未来会做成什么样？有没有做好制度安排？
第二，在项目规划上，我非常愿意参加经济史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虽然具体的学术研究我不懂，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在短期内成为半个商业史或经济史领域的“专家”，起码听听他们在聊什么、研究什么、行业里有什么难点和痛点，从而琢磨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我想把这个课题做好，就必须苦练内功，沉下心扎进去，没有捷径。我们的项目规划现在有三版，一个是当年的、一个是3-5年的中期计划，一个是10年的长期规划。在项目规划和个人投入上，我们要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支撑带领机构在该领域深耕。
第三，要多关注长期效果，不要局限于短期量化的指标。特别是学术研究类的项目，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跟踪，才可以评估项目的收获和效果。资中筠老师在《财富的责任》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们更喜欢做一些立竿见影的捐赠而比较少资助细水长流、效果暂时不显著缺有长远意义的事儿。在一些新的领域，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多给资金一点时间，让子弹多飞一会吧。
我期待用友能给行业生态带来以下两点积极的变化。第一，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用友公司的产品整合，包括财务软件、协同办公等，推出一个适合公益组织的云平台。另外，用友选择在这一相对“冷门”领域耕耘，可以看做是公益行业一个新视角，未来的公益方向一定更多元。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后，更多的社会资金会将进入一些新的领域。用友的这种尝试也为行业中其他基金会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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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邹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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